香港“占中”背后的民主幌子与美国真金白银

李  峥

香港“占中”非法集会发生以来,关于该事件幕后的操纵者、支持者的猜测一直持续不断。中国外交部明确声明,注意到“个别国家的相关表态”,希望这些国家“谨言慎行”,不要释放“错误信号”。这种表态表明中国政府在此事件上已尽可能克制,并未点名批评西方国家赤裸裸的干涉内政的行为,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知错就改,停止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和善意。实际上,这些打着“民主”和“普世价值”旗号的干涉行为背后隐藏着明显的国家利益诉求和资本家的真金白银。

虽然美国一再否认与“占中”有关或在背后暗中支持,但种种证据表明美国并非如它表白的那样“清白”。在“占中”发生前后,美国国务院先后数次发表官方声明,支持香港“集会自由”,要求调查香港警方执法中所谓的“过激举动”。今年5月,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访问香港,单独约见香港“反对派”领袖,甚至询问其美国应如何为香港“民主”出力。“占中”发生后,有香港媒体披露录音材料证实美国驻港官员曾与“占中”主要组织者会面,煽动其发起行动,并宣称美国将“保护学生领袖”。这被视为美国插手“占中”最有力的证据。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相关材料表明美国支持香港“反对派”并非一时兴起。接受美国国会拨款、与美国务院合作密切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香港就一直是其工作重点,每年该机构投入香港的经费都在数千万港元以上,每年投入的项目均在其网站上公开可查。据港媒统计,在“占中”中活跃的香港“工党”主席,曾接受该基金会资助长达近20年,累计接受美方资金超过1300万港元。美国驻港领馆也对所谓香港“民主事业”长期投入。据维基解密揭露的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早在2005年美国就已密切关注香港“政改”议题及“反对派”的整合情况。2008年一份电报显示,美国驻港领馆官员“欣喜”地认为香港“泛民主派”正走向成熟,正从一个松散的论坛类组织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实体”。2010年的另一份电报中,美国驻港官员对香港“反对派”出现的内部裂痕十分关心,迫切希望知道谁能够成为该派别未来的“领袖人物”。

尽管类似铁证数不胜数,但美国政府仍然辩称是希望推动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类似的说法也曾经在美插手埃及、叙利亚和缅甸等国内部事务时听到过。美国政府一直宣称,其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是为了促进别国“政治进步”,推广“普世的民主价值”。不少参与或支持美国“民主推进”的美国公民或非政府组织也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此类行动散播“爱的种子”、消除对象国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动荡因素”。

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两个角度来看,美国都难以为这些行为自圆其说。这些打着“民主”和“普世价值”旗号的干涉行为背后隐藏着美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和资本家的真金白银。

美国为对外干涉行为扣上“民主改造”帽子的历史并不长,至多能追溯到冷战时期。而在此期间,美国也干过大量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政府、支持别国内部亲美势力的行动,只是那个时候并未有如此借口。美国对外干涉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在这场打着“反殖民主义”旗帜的战争中,美国一方面与西班牙正面交火,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古巴的亲美“叛乱组织”,要求其保证美国在当地的糖厂安全和经济利益。20世纪初,美国又将触角伸向中美洲。为了确保修建巴拿马运河的计划获得成功,美国大力支持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的武装叛乱,使巴拿马成为美国的“保护国”。第一次大战前,美国介入邻国墨西哥的内部事务,在1914年和1916年两次出兵墨西哥,对其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即便是在美国宣扬捍卫“民主价值”的冷战时期,其多数对外干涉行为仍是以打压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保护并扩展美国家利益为先。在一些干涉行动中,美国支持了不少残忍的“独裁者”,也反对了不少温和的民主政府,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在拉美推行的数次“特种作战”。

从美国所支持“民主运动”的结果看,大部分国家的国内动荡加剧,少数国家走上发展道路也不是美国之功。以美国大肆宣扬的“阿拉伯之春”为例,埃及在国内安全失控、经济动荡后并未有显著变化；伊拉克内战所造成的死伤与族群撕裂历史罕见；叙利亚正在美国支持的长期内战下成为一片废墟。在这片动荡中,如“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势力逐渐做大,成为威胁地区甚至全球安全的一股强大力量。与之相对,非洲一些美国“敌视”、“蔑视”的国家正在通过与美不同的模式稳步发展,其经济成就正在为全世界所瞩目。

在美国以全球民主制度和社会民生“捍卫者”自居时,美国应当先回答以下疑问:为何美国不愿签署“京都议定书”、“海洋法公约”等维护全世界公益的国际文件?为何美国在外交援助中往往附加若干政治条件?为何美国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缩小全球各国之间的知识鸿沟?为何美国在评价他国时没有统一标准,有意忽视一些国家或组织的暴力行为?恐怕只有当美国能够有底气回答这些疑问时,它才能摆脱全球“社会动荡制造者”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