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客气的开场话，我就省了
司马南
客气开场的话我就省了，接着前面老同志的话说，是建国70年，不是建国40年；是纪念建国70周年，不是纪念改开40周年。
漠视改革开放前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奠定的伟大基础，不但违背基本事实，而且也无法界说近40年来的成就，更是涉嫌没有良心。最近媒体宣传中，对于前30年的成就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反映，这是公正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前30年后40年不能相互否定，这个调子不能变。严格来说前30年后40年这个提法并不准确，应该是前30年后30年和近10年，这样才比较客观。至于为什么应该这样划分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如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我愿意跟各位老大专题汇报。
整个70年，讲成就都是伟大成就，讲问题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哪能没有探索性的失误呢？只讲前30年的失误，不讲后30年的失误，是不能服人的。讲下一个大天儿来，余独不信也。
把错误归于个人，把成就归于个人；把错误归于一个人，把成就归于另外一个人或一些人，这不是唯物史观呢。此种形而上学的做法非常之可笑，但属痼疾顽症，改起来却很难，莫名其妙地坚持做下去，反觉得很顺溜，奇怪不？
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仅匡定在这40年，我想了很久，认为有必要提出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根、之源、之发展、之成就、之阶段性成果、之成熟的样态，并非是同一个东西。到底怎样概括与描述，很有深入商榷之必要。即使是一边倒学习苏联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依然是有中国特色的，难道不是吗？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观点也需要商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历史的进程，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不能因为后来有了面包吃、有了楼住，就不承认住草屋吃草根、住窑洞吃小米、住干打垒房子吃玉米碴子的前人为探索付出的努力。中国特色，不是升旗仪式之后30年节点上突然从石头缝里挣脱出来的孙悟空。小孩没娘儿说来话长，小孩有娘，说来话更长。
就理论层面来说，没有《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这40年理论发展的基础。
就人才和物质准备而言，没有国民经济恢复所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没有司马南出生那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胜利，没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没有妇女解放教育普及大批建设人才的培养，后40年就是无本之木。
就制度层面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的框架之下才得以有后40年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一切依旧在这些基本制度框架之下展开。
全党共识：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个寻找的找，就是探索啊，是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筚路褴褛，风雨兼程啊，这是漫长的接力跑啊，这是沙漠上寻找水源绿洲与死亡的博斗。
手捧金杯成就璀璨，回首向来萧瑟处，勿让风沙埋没了奋斗者的足迹，好比物理学史上的伽利略、法拉第、麦克斯韦、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总之这是一条线，它一脉相承，其代表性的人物均作出了不同重量和价值的里程碑意义的贡献。类比物理学，有了杨振宁，便不承认爱因斯坦，这怎么得了？有了爱因斯坦便否定牛顿，这怎么得了？有了牛顿，便看不见他前面的伽利略，这怎么得了。后人比前人厉害，但后人的成就建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之上，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如果还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还承认事物发展是一个规律，如果还承认认识的过程不会完结，如果还承认实践检验真理不会出现历史的终结，我们就不会在宣传上说很多傻了吧唧的话。
当然，爱因斯坦的理论较牛顿的理论要高明，牛顿的理论能够解释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理论能够解释，牛顿的理论能够预见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理论能够预见，牛顿的理论不能够解释和预见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理论能够解释和预见。然而爱因斯坦并没有打倒牛顿，没有推翻牛顿，而是在牛顿的基础之上，爬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不能简单类比谁比谁更牛。
任何类比都是蹩脚的，这样一个大国复兴之路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与物理学史上的科学家的成就建树，并不完全等同。物理学的成果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围之内，遵循相同的科学规范，为证据所证明，但论述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成就，就比较麻烦一点。比如不能简单地说，前30年比后40年好，也不能倒过来说，后40年比30年好。问题都是具体的，具体下来是可以讨论，可以做比较的。比方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实力，过去的个子比较小，力量比较弱，现在个头比较大，力量比较强。再细分下去，又比方说，过去在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在物质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国家动员力较之后40年是不是更强一些？社会道德风尚、人们的精神面貌是不是更好些？或完全相反？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在承认共和国所取得伟大成就的前提之下，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一回事，致力于改变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那些推墙沉船派，大家俗称的公知，他们污蔑性的宣传和主张则是另外一回事。
公知有一个适用于不同情况的宣传公式，依其烈度递进列出：
A、肯定40年，否定30年。
B、肯定40年当中改开内容，否定4项基本原则，否定30年。
C、否定70年，肯定民国，甚至歌颂北洋。
D、否定三千年。
在意识形态舆论战方面，公知的水平相当程度上强过我们。他们很懂得心理学，很懂得舆论战法，很懂得见人下菜碟，专门忽悠老百姓和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这套公式，在他们那里不是逻辑的，抽象的宣言，恰恰相反，他们把这一套藏得很深，而是用具体的、生动的感性的故事，借助一个又一个的题材来炒作他们的主张，这一套比我们很多同志都高明。
因时间限制，只举一个例子：邓小平讲过，“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公知们揪住邓小平这句话，大加演绎，强力推送，反复渲染，以期堵住力主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同志们的嘴。他们的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在相当饱和的程度上是实现了的。
没错，这话的确是邓小平说的，是邓小平真实意思的表达，但是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总体战略指导上对以往的估计”，还是对面向未来对某事某势的估计呢？公知们努力要我们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针对任何事件，都要用邓小平的这个估计来做判定，这不是刻舟求剑吗？这怎么可以呀？
40年来，他们就是这样宣传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主要的错误倾向均变成了固定不变的左，反左反左反左，一反再反，大反特反，右派之蹬鼻子上脸，推墙沉船，两面人大紫大红，不是抱着一个定焦镜头，不区分对象，不判断距离远近，随便一通瞎拍吗？现在流行的小视频上有一段唱，叫“你的魔力转圈圈”，一味的反左，不是原地转圈圈吗？那还能前进吗？那还能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往前走吗？
特定时侯，特定事件，特定条件下的主要错误倾向，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判定啊，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啊，结论产生于调查之后，而非调查之前啊，不问事实，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整体局部，不问时间与地点，****的这句话作为一个永恒的判定公式，还有比这更蹩脚的方法吗？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左，天下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事情？那还要不要反右呢？当然他们的结论，他们险恶的用意，就是我们不能反右。右派公知泛滥成灾，体制内出现指导思想多元话， 819讲话、文艺座谈会讲话里边批判的那些思想文化领域当中的现象，不能说和这种情况没有关系。
有人以“矫枉必须过正”来打圆场，这也是说不通的，好比义玄禅师所谓“呵风骂雨机峰峻烈”，你再峻烈也不能糊涂官判糊涂案嘛。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才能把握正确方向，怎么能有右反左，无右也反左呢？那还能前进吗？车开哪去了？
总之，在复杂的情势之下，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保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谈主要是防左，是讲不通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吗？
这不属于常识范围之内的事情吗？
这不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之下我们应该顺理成章解决了的问题吗？
凭什么让右派公知在40年的时间里边，故意歪解邓公，把一个有前提的论断变成这样一个万能公式强加在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当中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出强有力的反驳？读一读十八大以来的系列重要文件，不难找到答案。
历史地看待这70年，绝非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总的来说发展是较为顺利的.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这一段时间里，与其他的大国和经济体相比，发展的是比较顺利的，正所谓直挂云帆济沧海，风正一帆悬，潮平两岸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新时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尚未实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判断恰恰说明,行百里者半九十,决胜之前的这场的斗争将会空前壮怀激烈。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把组织力、动员力、凝聚力发挥得更好些，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落实在令行禁止的效能上，落实在吃苦耐劳的作风上，落实在清正廉明的公务员作派上，落实在活跃生动的党内生活上，落实在对老百姓切实需求的真实回应上。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在理论宣传上，处理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与豪迈自信之间的关系，过细的、过硬的、打大仗打恶仗的战术方面的准备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宣传上提振士气的豪迈之语不宜用之于具体的工作方面一味高频高调空空作响。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找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习近平同志的原话，类似的话他这些年来讲了很多。
十八大讲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十八大的话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是理论的，逻辑的，抽象的。理论宣传还可以是温暖的，感性的，诗意的。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替代悲叹，笑脸将替代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了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这一段穿越近百年的文字，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感动得想落泪，英勇就义的共产党人是抱定了这样美好的理想走向死亡的，那真叫义无反顾啊！
这是在1935年，方志敏同志在遗著中写下的话，十九大之后，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研讨会上，习近平饱蘸感情地读过。
不是要研讨理论宣传中的某些问题吗嘛，我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表达之一一理论宣传中的某些榜样。这些榜样应当鲜明地区别于那些鹦鹉学舌，味同嚼蜡，只要政治正确，不讲宣传效果的教条主义的应付差事式的所谓理论宣传。姑且冒一句坦率的话，这种所谓理论宣传的效果，说轻了是打折扣的，有时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因为他言之无物让人厌恶。
（2019年9月12日在某理论杂志北京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