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之六
江 涌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如今是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国家实力非同凡响，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正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但是，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持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仍严峻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在“四大考验”中，能否节制资本、驾驭资本包括国际垄断资本，成为顺利应对市场经济考验和改革开放考验的至关重要。如何认知和处理党的领导与资本主导的关系是一方面，而如何认知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则是另一方面。在当今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党的领导与资本主导的关系，但是在非本质特征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诸多不同体现。
中国的政府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党的领导要求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大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意义重大而又深远的要求，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众多国家政府、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刻画的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显著特色，即不仅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监管者，也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是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市场机制调节的对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是鲜明的中国特色，政府既是调控者、监管者，又是参与者、被调节对象；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是不合乎主流经济学的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更有组织者。这种独特而复杂的且被教条主义者不断病诟的组织形态，只有谙熟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人士，才能创造出来，并被恰当认知和顺畅理解。
尽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程短暂，但是市场与商品在中国的出现，以及中国人对市场与商品的认知，非常久远。《诗经》中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木兰辞》里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新自由主义者片面夸大推崇市场的作用，将“看不见的手”描绘得神妙莫测，玄而又玄。实际上，综观经济社会发展史，市场只是一类手段，根本不是目的，不是信仰，不是意识形态。早期，市场的逻辑是交换的逻辑，市场作为经济的附属而长期内嵌于社会。近代以来，市场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成为“财富魔法师”，另一方面独立的市场很可能成为“撒旦的磨坊”，所谓自由经济实质上就是任由市场调节，任由资本主导，任由磨坊碾碎一切美好。经济自由主义者至多承认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失灵，根本否认或回避市场还是“撒旦的磨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的逻辑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逻辑，垄断资本不仅要操纵国计民生，还要操纵大众媒体与社会舆论，操纵政党政府政治，即要垄断一切。
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各类主体为各自利益而竞争。“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垄断必然导致市场失灵，此外供求缺口过大以及追涨杀跌等因素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因失灵而不能展开正常竞争，经济便失去活力。市场竞争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规律作用持续发挥，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两极分化对立，社会失去活力。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财富更加丰富，经济因素在国家生活的重要性实际上会不断降低，治国理政中社会、文化、政治、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然而价值法则、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无所不在、无远弗届，资本对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的渗透，不会随着经济因素实际作用的降低而降低，当权力被关进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之后，政府被资本控制，政治也就失去了活力。当经济、社会与政治逐一失去活力之后，国家也就失去了活力。市场调节最终必然会走向它的对立面，资本的利益超越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问题便由此凸显。因此，在国家安全逻辑下，利用资本的同时要节制资本、驾驭资本，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应有之意。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最后一公里”，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鼓励保护各类经济形态的发展。但是，市场调节机制亦即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资本无孔不入，对权力的渗透进而借助政府实现扩张，是资本快速积累的“终南捷径”，中国古人早就明晓此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无处不在，风险无处不在，“拒腐蚀、永不沾”需要强大持久的定力，政府权力时刻面临着市场调节（资本寻租）侵蚀腐蚀的考验，很容易被污染、被围猎。“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的案件，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从这些案件中吸取教训、反思症结、查找疏漏，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换届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出告诫，“要坚持零容忍，对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资本操纵、干扰换届、破坏选举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有鉴于此，节制资本，防止资本操纵，是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的重要选择。所谓“节制资本”是指用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来节制不断扩张与日益嚣张的资本，节制资本与权力联姻，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与权力的联姻。“节制资本”是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是积极倡导“节制资本”的先行者。“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的，或有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财产，并不禁止‘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因此，党在建国后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环顾世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之后，世人寻常所见的是，一个个高傲的政权业已或行将被关进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迄今尚且没有一个“节制资本”更遑论“驾驭资本”的成功范例。细致研究深入分析，关押权力的制度笼子，不仅由资本设计，而且开关笼子的钥匙始终掌握在资本手里。市场经济条件下，被自由主义经济教科书严重束缚了手脚的政府，很难逃离资本的魔爪魔力。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需要借助一切积极力量和多种有效手段，促进经济增长，资本是一类重要力量，市场是一类重要手段；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而且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充分利用市场手段、资本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