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是中国体制最突出的特点
潘 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5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此次全球抗疫，各国的防疫积极性与防疫模式存在重大差异，防疫成效亦截然不同：我国已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的全球蔓延和传播形势仍不容乐观。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从政党性质和执政理念的角度，该如何理解中西方国家在抗疫方面的对比？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有何独特之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体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有何继承与改进？当代中国社会何以展现出强大活力？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究竟为什么重要？它是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得以体现的？与传统社会相比，今日的基层社区治理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疫情对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几何？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新定位能有怎样的期待？今日的青年一代又将如何塑造社会治理的新面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这三条决定了你的国家能不能撑得住
《中国青年》：此次全球抗疫，各国的防疫积极性与采取的防疫模式存在重大差异，各国的防疫成效亦截然不同。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国家在抗疫方面的努力与成效？
潘维：就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很关键。
第一，全民不反智，有科学精神和素质，大家相信科学。基于此，能够接受并做到全民禁足。第二，在疫情暴发比较集中和严重的地方，能够集中医护力量。世界主要国家大多都有一两个疫情暴发比较严重的地区，当地的医疗资源被击穿，比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中国武汉、韩国大邱地区。如果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在医疗系统被击穿的地区进行救治，情况就会好很多。第三，在全民禁足的情况下，能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这三条决定了各个国家能不能撑得住。
从这几个方面看，我国在抗疫方面的显著成效，与共产党“全国一盘棋”的高效组织能力、党的基层组织、决策层的英明决断，以及我国体制和党的领导深得全民信任，都有很大关系。说全民禁足，马上全民积极响应；我们又迅速动员了全国各地前后共计4万多人的医护力量，346支医疗队驰援湖北。1月23日“封城”，次日第一批外援医疗队就在武汉天河机场降落了，这是很强大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同时，党的基层组织在武汉、在全国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进行社区防控。整体看来，全体国民都能在党的领导下做很多行之有效的事情。
西方欧美国家，在整体上做得不好；而东亚国家做得最好。这或许是因为东亚国家整体处于上升阶段，政府比较受信任，政府的动员能力更强一些。欧美一些国家，出于某种文化的考虑，提出群体免疫策略，这源于他们对病毒的判断，不能说这种办法一定不行，现在对一些事情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美国目前的死亡率这么高，值得深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非西式党派政治
《中国青年》：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是国际政治主流，防疫策略与防疫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决策机制、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从政党性质和执政理念的角度，该如何理解中西方在防疫方面的强烈对比？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有何独特之处？
潘维：政党(party)是近代才产生的西方概念。“party”的词根是“part”，即（社会的）某个部分；“party”即代表社会某部分的（政治/社会）组织。因此，在理念上，西方的“政党”“党派”，是利益集团或阶级利益的代表。在疫情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党之间还在做党派利益的争斗；韩国也有这个问题，不同政党出于政治考虑，在疫情期间彼此互挖墙脚。
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是这种西式的党派政治，而是中国万世一系的、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全民利益的代表。与传统中国政治中的民本主义思想类似，中国共产党信奉“以人民为中心”。不过，中国共产党比中国传统执政集团在历史观上更先进，它相信人民是国家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中国共产党既有历史的传承性，也有自身的先进性。
如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得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特别是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里去。什么叫“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在乎我们的社会、在乎老百姓，而且以此为己任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就类似于传统社会中的“家国同构”：将家的生活扩大变成大家庭，由小家而家族、由家族而乡亲的大家、由大家而虚拟血亲的庞大“国家/家国”大家庭；从小家到大家围绕执政集团这个中心构成一个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里，执政集体带领整个大家庭过日子。小家过日子的逻辑，就是大家过日子的逻辑。小家伦理“孝悌”生出社会伦理“忠信”，社会伦理“忠信”又生出政治伦理、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这构成了同心圆的精神纽带。小家庭最在乎的就是养小送老，这就是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那么大家庭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因此，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同心圆大家庭，是育小养老的“大家庭”，天然有“社会至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政权与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的共同常识，这既非“封建”，亦非西式的关于“个人权利”的 “契约”。
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一些西方国家一上来就牺牲老人，有的在老人院没人管，而病毒也主要是奔着老人去的，所以死亡的多数是老人。他们会权衡各方的利益，这病毒主要威胁着老人，而经济主体是壮年人，他们就想要尽早复工；甚至有的说，老人少了，社会负担就变小了。如果这样想问题的话，那谁还会愿意生孩子、养孩子？这样的社会，又怎么能团结和持续呢？我们国家就很在乎老人，不惜重金拼命救治年近百岁的老人，这就代表了我们党的性质，因为养小送老代表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让传统中国社会的同心圆进入了现代同心圆，传统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转换为现代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我认为，这在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人类大家庭”。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家庭，同心圆有一个圆心，领着大家往前走，把这个家团结起来、互帮互助，过家庭日子、奔美好生活、育小养老，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这当然比阶级斗争、比利益集团的政党代表之间争权夺利要先进。中国传统社会就是如此，才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3000余年的古民族、古文明。我们的传统造就了这一奇迹，而且这一传统还在不断翻新。在现代，中国社会依然在延续传统，变得更为强盛。
今天中国的执政集体比以往任何时候在理念上和组织系统上都要更先进、更强大。在当今这个全世界各民族争相生存竞争的时代，因为有这样一个同心圆，中国就展示出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出色能力，而在其他国家很难见到这种能力。它将使我们在应对国际关系上更加游刃有余，即便被一些国家封堵和围攻，我们也不会害怕。这14亿人构成的同心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会是一个很坚强的集体，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这样的中华民族。
当代中国是适应现代社会的同心圆和家国同构
《中国青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式的“政党”概念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还要将其放置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脉络之中来理解？
潘维：对，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政党，我们的体制也不是西方的体制。用西方的概念、理论和观念来套中国社会肯定不行，还不如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来套。我们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传统，民本主义思想也由来已久。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很短，马克思主义思想比我们的历史渊源也要短得多。我们的根不是近现代的这些理论，我们的根要深厚得多，是两三千年的根子，早在西周社会就出现民本思想了，比儒家思想“民本”字样的出现还要早500年，有两三千年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深深植根在中国3000年历史传统中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出色、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出色，而它的组织形式和理念又都相当现代。因此，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与时俱进的同心圆和家国同构。
什么叫现代？现代的核心就是“变”。学术界有一种“转型期”的思想理论，对于把这个概念当作研究重心的做法，我持保留意见。什么叫转型？往哪儿转？如果使用这样一套概念和话语体系，很容易就预设欧美先进、我们落后，转型就是奔着人家的方向转型。它的基本说法，就是三对“两分”——民主与专制两分、人治与法治两分、市场与国家干预两分，还可以再加上“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很显然，这是西方的套路，其假设就是现在的西方欧美社会不用转型，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才需要转型，而且就是往欧美的方向转。这是典型的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只能陷在别人的概念系统和套路里，没办法跳出来，更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生存延续3000余年直到今天。
我们应该抛开这种西式两分法的意识形态和对学术议程的设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要相信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大学教育，过去几十年都陷在这些“两分”里，都在纠结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与干预这些话题。这是“冷战”的话语，是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用来攻击苏联阵营的话语，如果陷在其中，就掉到思想意识形态的冷战中去了。老一代人对这些话题比较着迷，包括我自己也在中间打了半辈子，现在我终于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新一代人对于这些争论，已经不感兴趣了。我们要跳出这套冷战的话语，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西方思想界的落后，他们还在纠结中国人自不自由、与他们相比谁更自由，结果就是自由到大批民众在疫情期间丢了性命。该干预的时候干预，不该干预的时候不干预，按照实际情况来定，而不是去搞意识形态的两分。所以，我们不能教条主义，不能让西方的话语挟持了我们。否则，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成了空话。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里一个昂首挺胸的、独立的文明和民族，而且在历史的2000余年间，在第一产业时代，我们都曾遥遥领先于世界。我们讲“四个自信”，就需要在话语体系里有所进步、有所突破，而回到传统就是走向未来；只有从根植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明的角度出发，才能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社会和社会体制的认识。
《中国青年》：您刚讲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执政理念比如民本思想的继承，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同心圆的现代转化，那么，与传统儒家执政集团相比，中国共产党又有何独特之处？其先进性体现在哪里？
潘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政党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和动员人民。在传统农耕社会，执政集团不用那么严密，组织力也没有那么强；进入工业社会和制造业主导的时代以后，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需要才会骤增。所以，中国共产党比起儒门弟子和儒家治国集团，就先进了很多，因为它的人民性很强。今天，中国共产党有9000多万党员，占我们社会成年人口的1/10；其中，有不到1/10的党员在政府的科层体系里工作；又有四五百万个基层党组织在基层动员、组织宣传、为人民服务。所以，它是一架高效的组织动员人民的机器，同时，它的理念又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庞大的组织是走群众路线的：一方面，它带领大家在大家庭内养小送老、互帮互助；另一方面，它又带领大家参与国际竞争、捍卫国家安全、动员资源抵御外来进攻。
另外，我们在制造业时代就落后了西方近两百年，因此，在第三产业时代，我们要追上去。新中国70年的道路走得很曲折、很艰难，但我们以震惊世界的速度，把一个农耕民族带入制造业时代，进行了生产方式的转型，进而带入第三产业时代，这些都不是传统儒家治国集团的任务，这是现代的任务。而且，中国共产党准备再用30年、一代人的时间，到21世纪中期，就追上西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4亿人口的国家在21世纪内就要进入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列，这个速度非常快，任务也极其艰巨。从目标任务上讲，共产党也比过去的儒门弟子集团要先进。
今天就是要强调用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中国青年》：此次抗疫，不啻为一项非传统、非常规的战争，应对这次特殊战争的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不同社会制度与体制进行综合横向比较的机会。一种观点认为，具有集体主义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东亚文化圈的中日韩等国，抗疫更富成效；而深受自由主义影响、历来倡导的“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的西方国家，从人力组织、物资保障、资源动员、防疫力度与民众配合度等各方面，都很难与前者相提并论，因而受疫情冲击最严重。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潘维：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我去美国留学之前，读的很多书里都这么说，但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你去了西方，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民是抱团的，而且这种抱团的传统甚至比我们要深厚得多，他们讲社会公德的传统也比我们深厚得多。
读洋书如果不加辨析、不结合社会实际的话，就会读出毛病来。真正到了西方社会之后，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别人把我给撞出去了，这时后边的很多车主就停下来说：“我们都见证了，这是他的错。”有人拿车载电话给你叫救护车、叫警察，其他人还主动留下电话号码，说：“我见证了这件事，如果在法庭上他不承认的话，你可以找我作证。”我当时就很惊讶，在中国，哪会有这种事，一般人躲都躲不及，谁会给你留电话作证？西方社会的这种公共精神到底哪儿来的？其实在西方，陌生人只要开车上了公路，它就形成一个community、一个社区，就会特别抱团。
我原以为美国人像书里写的那样自私自利，但没想到，我在自家后院里种点菜，社区其他人就急了。我说，这是我家的地，为什么不能种菜呢？人家就说，那不行，这会影响别人，如果菜在地里腐烂就有臭味，整个社区的房价就会受影响，所以社区集体禁止在后院种菜，包括在后院晾内衣也不行。你会发现，西方社区集体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在中国，“我家的地，爱种什么种什么，谁也管不着”，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中国人自己家里面装修得可好看了，但在公共区域随便扔垃圾、把鞋放在电梯厅的公共场所这类占公家便宜的事儿，比较常见。所以，笼统说西方讲究个人主义，中国讲究集体主义，这不符合事实。
其实，翻开中国的传统文献，会发现，一个社会总是缺什么补什么。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相对来说，显得自由散漫、自私自利。所以，传统文献就大讲特讲“公”。小家庭的事是养小送老，那么大家庭以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就要互帮互助。因此，当官的人就是要讲公家的事，官员就要“亲民”。什么叫“亲民”？就是要以家家户户的老百姓为自己的亲戚。我们中国人特别适合于为小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是孔子描述的与大同社会不一样的小康社会。
而西方社会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再到现代工厂制，都是被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都要像士兵一样穿制服。因此，近现代以来，西方总会强调个人主义，讲求个人自由与平等。这是西方近代以来才有的思想，古希腊时期、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都没有，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出现。所以，西方社会同样是缺什么补什么。而在今天，我们看到，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过了头，才会有哈佛大学的帕特南教授在《Bowling Alone》（《独自打保龄》）一书里讲到的，自己跟自己玩，公共社区精神衰落。所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反方，叫作保守主义、社群主义。
对于西方而言，强调个人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在儒家思想支配的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家庭的自私自利，所以我们就要强调社区，强调集体的力量，今天就是强调用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大家携手共进，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孙中山先生最初也是学西方的那套，但等真正推翻了皇帝、开始执政的时候，才发现中国人不是缺少自由，中国的问题在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所以才设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
应对封堵围攻，更需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青年》：您刚才讲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在于自私自利、缺少公德、一盘散沙。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和解决？
潘维：我认为是。在世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集体、这个同心圆，需要更紧密。今天，我们再次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世界霸主美国在各种政府报告和公开政策宣示里，都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现在，美国暂时还只是在一些领域与中国脱钩，在贸易领域一时还脱不了，但是它与中国脱钩的决心是非常明确的。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军事挑衅和威胁不断，南海、台海不断有大型军舰，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调集到东亚，继续挑唆台湾、香港独立，挑动新疆问题，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世界统一战线一起对付中国，逼着我们进入新冷战模式。对我们来说，现在就像国歌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必须集中权力、全国一盘棋，也正因如此，我们的抗疫才会很成功。应对美国对中国的封堵围攻，更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得14亿人团结一心、团结一致。在生存竞争极其激烈的现代社会，我们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就必须依靠团结的力量。
“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人民之治恒定大于科层之治
《中国青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那么，群众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
潘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二条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也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行群众路线，依靠人民来创造历史伟业。
其实，群众路线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其根源。从政治道理上讲，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依靠科层体系来治理国家，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国家大小，人民之治都恒定大于科层之治。西方人讲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civil是文明的意思，civil society就是用文明的组织来组织社会，在科层政府之外，有教会、工会组织居民，这些组织多出现在工作场合。
《周易》中的“否”卦与“泰”卦就蕴涵了群众路线的道理。乾阳之气上升，坤阴之气下降。“否”卦是阳上阴下，双方背道而驰，故“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而“泰”卦则是阴上阳下，自然上下相通，互补互强，使“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这就是“自然社区至上”的道理，也是当代“人民民主”的道理。
基层扁平组织能做人民关心的小事，清运垃圾、治安、老人与小孩的问题等等，都是养小送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靠社区自治的力量。依靠科层政府做小事的成本太高了，既不适合做，也不善于做。所以人民之治恒定大于科层之治。我把它总括为“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社区的小事比政府的大事还重要，基层比科层还重要。因为解决好小事，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最古老的道理。
什么是民心？民心不是一时一事的民意调查，而是对共产党的信任，让百姓都知道共产党是为我们服务的，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养小送老的利益服务的。“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做到这一点，我们必然能达到上下同心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越来越重视基层。
通过这样一场疫情，我们就更加意识到了基层的重要性。基层是谁来领导的呢？我们有四五百万个基层党组织，他们所做的就类似于西方的civil society。西方人强调的civil society更多是在工作场合，而我们强调的civil society更多是在居住场合，在居民区组织大家携手互助、养小送老，解决猫狗的问题、房东与租户的问题等等。很多社会问题都要在居民区里依靠基层自治组织来解决。所以，共产党人讲群众路线，就是要依靠人民、依靠基层组织。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组织和动员人民，这是我们党的核心任务，也是近代以来呈现“党”这个概念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共产党脱离老百姓、脱离9000多万党员、脱离自己的基层组织，那么共产党的前途就会变得很暗淡。
“家国同构”的同心圆，还是“大政府，小社会”？
《中国青年》：您提到，许多攸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小事，要在社区依靠基层自治组织来解决。我国有着悠久的社区自治传统，双轨政治、“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与传统社会相比，今日的基层社区治理与传统社会的基层社区自治有何不同？
潘维：我国知识界以前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所以提出来“小政府，大社会”“皇权不下县”这类问题。这种观念框架其实是把共产党等同于政府了。中国共产党有9000万党员，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志愿者”。我们的党支部、党小组根本就不是“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的科层政府。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以1/10的成年人口，也就是党员，来服务于人民，党员既是人民的一分子，同时又有一个先进的团体，用西方的说法是civil society，是文明的组织。
传统基层社会的这种组织，我们称之为“乡绅”。乡绅如果与科层体系中的治国理政集团同心同德，国家就很坚强。但在农耕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坚强的组织。而今天，我们进入工业社会，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主导的社会，这就要求更严密的组织。我们党在每个村、每个村民组和每个居民区的门栋里、在每一栋楼里，都有党支部或党小组，它是维护公平正义、组织服务居民的文明组织。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但它不同于政府的科层体系。如果从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角度，很容易被说成是“大政府，小社会”之类。但其实，这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同心圆，这就是人民民主，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自治。所以我们党的基层组织，也就是人民的组织。而如果从政府大小来看，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的雇员，开支比我们大、人数比我们多，是否可以说，美国才是大政府？
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把基层和人民组织起来，解决乱占停车位、建违章建筑之类的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变成先进有序的社会，把我们的国家和生产方式变成先进的国家和生产方式。所以，国家与社会两分的西式框架，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我们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同心圆，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文明的组织，是“现代同心圆”的圆心，我们四五百万基层党组织在居民社区里活动，组织人民、带领大家往前走，过上文明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进步速度很快。
共产党只要深深植根于人民，就是一棵有根的常青树
《中国青年》：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抗疫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基层社区的配合与付出，阻断疫情向社区传播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据您观察，群众路线是如何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体现的？
潘维：在我看来，党的群众路线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正反合题。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所以共产党最强调群众路线。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党的群众路线提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的高度。改革开放后，我们“富起来”更多依靠的是市场与资本的力量，但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较多的腐败。到了新时代，我们就要特别强调基层，强调党在基层自治中发挥领导作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也并不忽略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过去，我们没有市场，后来我们强调市场，而今天我们要把市场与动员人民的能力组合在一起，所以叫做新时代的合题。我们借鉴了传统的居民自治，继承了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又结合了“后30年”里出现的市场因素，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合题。
这次抗击疫情，就显示出这种优越性。具体到抗疫过程来讲，动员人民、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很明显的，而市场的因素则表现为很多大企业和企业家大量无偿捐赠，包括对国外的捐赠；也表现为技术的力量，比如健康码、物流体系等等。所以，我们的抗疫，无论贫富，社会各界联手应对；无论年龄，老中青携手去做。这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扶老携幼，还有什么力量能打败我们？一百年前，我们真的是一盘散沙，谁都可以打败我们，所谓“八国联军”其实加起来不到3万的兵，就让四亿五千万人的大国，每人赔一两银子，这就是一盘散沙的结果。
今天，我们把腐败的势头压下去了，也有了根治腐败的根本药方，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打破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的方法——“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把这条新路叫作“人民民主”。所以，共产党只要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中间，它就是一棵有根的常青树。国民党当年就是因为缺了这根或者根烂了，脱离了老百姓，所以才会被赶出中国大陆。
《中国青年》：您之前提及，与传统儒家治国集团相比，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很强。那么，如何从“人民性”的角度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民民主”？
潘维：我之前说，从性质上看，中国政治体制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在中国社会，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历来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体制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这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成为家庭私利的代表，就会脱离百姓，脱离“人民性”，失去民心。一旦执政集团失去民心，就会被人民推翻，使中国“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从性质上看，若称以“人民代表”为主体的现代政治为“民主”，民本模式就可被称为“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可以说，人民性是中国体制最突出的特点。人民民主不同于当代形形色色的“民主”，如美英以利益集团划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以劳资妥协为基础的西北欧“社会民主”，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苏联“无产阶级民主”，以部落划分为基础的“部落民主”，以族裔划分为基础的“族裔民主”，以宗教信仰划分为基础的“宗教民主”。我国政治体制的人民性在于行政网格黏附社会网格，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也正因如此，我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国际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青年》：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政府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物资援助，中国企业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医疗物资，向遭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国际合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可以说，国际关系不只是利益的斗争，更有道德上的博弈。我国坚持道义外交原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意义？
潘维：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在这次自然生物灾害中，我们对全世界的援助首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是很先进的。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中，就讲了我们的国际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三篇经典，是中国共产党的“圣经”，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国际观，那就是我们愿意推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我们愿意为全世界做出贡献，中华民族也要为人类做出明显贡献。至今，我们已经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一半。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可能全世界其他国家会变成经济负增长，但中国全年会出现正增长，虽然可能没办法保持6%的增长，但相信会有出色的经济表现。这就是对世界的贡献。
再次，我们需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从而打破美国封堵和新冷战的企图，打破封锁和孤立。
西方体制确确实实在走向腐朽
《中国青年》：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三年多来，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权威一落千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本人的习惯性谎言、情绪性冲动和只顾一朝私利的内政外交，使得美国信誉受到二战后罕见的打击。美国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推卸责任，不断“甩锅”。您曾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据您观察，特朗普能当选美国总统，是否也在揭示西方民主的实质？
潘维：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认为，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他们的政治制度，都是在他们自己土地上适应其条件生长出来的。而且，直到今天，在世界的眼里，他们的体制也依然比中国“先进”。因为他们确实已经领先两三百年了。我能为中国社会体制的历史条件做出解释，但向来也没有攻击西方的体制，不会说欧美的体制不适合他们自己。习近平总书记也讲，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世界的政治文明是多元的、五彩缤纷的，并非只有两种。日本的体制和美国的体制、德国的体制跟英国的体制其实都不一样，尽管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被标上了同样的标签，但不是一回事。
据我观察，近20年来，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不仅中国变化大，西方各国变化也很大。至于美国，一方面由于霸权地位，来钱太容易了，但“easy come，easy go”。6万美元的人均GDP里边居然有1万美元用于医疗，使得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钱都跑到少数人和医药集团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种使美国兴旺的制度，似乎正在走向堕落腐朽。
美国人此前一直用相当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议会议员、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总统和法官。但近20年真的变了。20多年前，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就被国会弹劾了。可是今天呢？美国总统公开地表现出种族主义情绪，作为世界领袖之一，却不愿意负起为世界提供公共品的责任，自私自利，加上性别歧视，这些都让我很震惊。我在美国前前后后生活了差不多10来年，但我觉得我不认得今天的美国了。
欧洲也是分崩离析。此前建立的统一的欧盟，在这次疫情期间又逆回去了，大家自顾自，彼此封锁边境，开始以邻为壑，意大利没人管、西班牙也没人管，再也不是统一的欧盟了。所以欧美社会的变化都很大。我不会批评他们的体制，但我会说，这种体制确确实实在走向腐朽。今天的美国总统是人民选上去的，这是美国人民的选择，但人民似乎并不信任这样的政府。
《中国青年》：据您观察，为何这二十年间，欧美社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
潘维：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变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美国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全球霸主，美国占的便宜太大了，结果就会导致腐朽。孟子也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兴盛。我反对制度决定论，这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种制度，让所有人躺着睡觉就行了，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上层建筑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
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印钱就可以躺赢，直接让别人把东西送来，这就带来了它社会的腐朽。这种腐朽又使得他们慌不择路，我甚至怀疑，美国近来这么疯狂地攻击中国，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知道的还要严重得多。政府把人民的饭票发了，但是房租、房贷、汽车贷款、医疗保险呢？而且这种挣一天钱、花一天钱，“家无隔夜粮”的人太多了。美国现在拼命印钱、发钱，还指望这笔钱能被全世界所消化，而不会造成国内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如果这样，美元的信用在全世界的崩塌就为期不远了。说到底，财富是人民生产出来的，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印出来的。
全球化或将转向区域化，美国霸权地位就此终结
《中国青年》：3月20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表示：“就像柏林墙的倒塌或雷曼兄弟的倒闭一样，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只能在今天开始想象。”一些学者预言，这场危机将重新洗牌国际权力结构，“加速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有的甚至直言，“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您如何评估此次疫情对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新定位能有怎样的期待？
潘维：我认为，这次疫情会成为当下这个单极世界的一个明显分水岭，以疫情为标志，美国对世界的霸权领导地位将会就此终结，而且很可能出现一种全球化的退步。
美国与中国，一个最强最富，一个市场最大，如果这两个国家脱钩的话，那还何谈全球化？而且，经历这次疫情，欧洲也会认为美国不靠谱，但欧洲也会警惕中国崛起，他们毕竟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跨大西洋联盟还相当密切，毕竟共享同一种制度文化、类似的语言、同样的信仰。所以，我更多预判的前景是区域化，全球化或将被区域化所取代，全球各个区域将会寻求自主自保。
如果世界格局向着区域化方向发展，各区块内部将会更多地抱团取暖。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会增大，因为我们愿意全方位地与所有区块保持联系。但我们还会以亚洲为根据地，我们保持与韩国、日本、朝鲜的友好关系，与东南亚国家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今天，我们与东盟的贸易额已超过了对美国的贸易额，而且与拥有16亿人口的南亚以及广大非洲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与欧盟也尽量保持好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我们今天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因此，美国与中国脱钩，我认为是一种错误而无奈的选择：如果不把老二打下去，那美国世界霸权的好处就很难保得住；但如果把中国推向冷战，很可能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果。而且全世界的区块化对于美国而言，恐怕也不是很好的前景。
《中国青年》：您所谓“美国霸权的终结”，具体是指什么？
潘维：就是说，美国将丧失在很多领域的主导地位，比如贸易的主导地位，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金融的主导地位，甚至军事的主导地位以及高科技的主导地位等。现在美国全面封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国一时会比较困难，但是稍微把眼光放远一点，比如再过10年，在半导体领域，美国还会保持领先吗？它现在逼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里独立自主、奋起追赶，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出现它并不想看到的结果。
我们要相信，中国是有这个能力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就在美苏封锁时期，把什么都造出来了。今天封锁一个半导体，又岂能把中国封死？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全民的信心，美国刚公布封锁的消息，中国半导体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在上涨，这充分说明了大家对于美国封锁的态度，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外来投资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显露无疑。这就说明，大趋势的强弱对比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就叫霸权的终结。
中国的“第二代新青年”起来了，国家有希望
《中国青年》：此次抗疫，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亦是对广大青年的大考。今日的青年是在互联网与全球化背景下成长的一代新青年。您如何看待青年一代在抗疫中的表现？据您观察，今日的青年一代具有怎样的时代特点？这样的青年一代，会对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
潘维：这次疫情中，我对这代青年人的感受很深。我刚回国时，在北大教的第一个班就是独生子女班，独生子女第一代正好上大学了。接下来这些年里，他们被贴上好多标签，“小太阳”“娇宠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都没什么好词。这是上一辈人对后一辈人的形容，是社会对这一代青年人的舆论印象，就认为这代人是在4个长辈呵护的蜜罐里长大的，也不懂得艰苦奋斗。
但这次抗疫中，青年一代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国内的青年人一批批扶老携幼、冲锋在前，非常努力；国外的留学生比我们那个时代也不遑多让，他们从小就出去了，遇到大灾难后，不是留在国外，而是拼命往回跑。而且，这批年轻人很勇敢、很自信。我们这代留学生，如果人家说不能戴口罩，我们可能就不会公开戴口罩；人家骂我们时，我们通常就忍了。但今天，年轻人在欧美的大街上会公开戴口罩，在机场把自己防护得很好，而且对于别人为什么不戴口罩的历史文化原因也很清楚。这种勇气和自信，也颠倒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认识，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代人。相较于五星红旗下出生的“第一代新青年”“50后”“60后”和“70后”，我把“80后”“90后”和“00后”称为中国的“第二代新青年”：
首先，他们没有贫困记忆，也没有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这种认识，而是在接连不断的中国经济奇迹中长大，形成了相似的“三观”；
其次，他们没有经历冷战，也没有冷战思维，对冷战中产生的这套所谓学术话语体系越来越没兴趣，对于国家与市场干预两分，他们会认为不靠谱，不会简单地认为市场越大越好、干预越少越好；也不会承认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治这类两分，而是更加实事求是；
第三，在国际事务上，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代人一样说“我们的成功全部在于跟西方的联系”；如果与西方的关系紧张了，这批年轻人也并不慌张，他们的外语能力和搜索信息的能力比我们强，拥有一种平视西方和世界的眼光。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扭转对西方的仰视，我们曾经宣扬“俯视”的视角，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开始仰视，对西方十分佩服；但今天的年轻人就是平视的态度，抱持平常心，尤其是到了欧美社会看到其基础设施以后，甚至会觉得他们似乎还差一点。这次疫情也让身在欧美的年轻人看到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高效与西方治理体系的相对无能，就会更增强这种平视的感觉。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追赶的势头很猛，对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充满信心，而且这代人也在很努力地去学习，缺什么补什么，这很感染我。这样，国家就会有希望，年轻人不走极端就是成熟。看到这样的一代年轻人，我会认为，我们最关心的奋斗了百年的目标，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与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平起平坐，至少往后30年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整个21世纪将会是我们的世纪。这批人肩负着冲顶和接好最后决胜一棒的任务，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专家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士者弘毅》《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华体制》《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