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文凭主义跟昔日畸形科举制、今日“公知”与昔日寄生性文人实际是一回事

吴  新

昔日用“说”欺负“做”的寄生性文人是畸形科举制的产物。今日用“说”欺负“做”的“公知”是文凭主义的产物。二者名称不同，本质一样：都祸国殃民。

一、文凭主义跟古代畸形科举制实际是一回事

第一，实际效果都是人为制造出一个精神贵族、精神特权的文人集团

不管进士举人秀才还是“公知”都不是社会自然产生的，都是制度人为制造出来的。造出之日起就算加入了“上等人”行列——有功名就是“文曲星下凡”，有文凭就是“知识精英”，就被制度赋予了其他人再努力也得不到的地位和机会，就成了精神上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从此老虎屁股摸不得，敢摸就是“羞辱斯文”“不敬圣贤”“反智”“迫害知识分子”……就罪该万死。

第二，都是出于权力的需要

都不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或国家的需要，而是为了权力的需要——制造出一个完全依赖制度特权生存而不依赖其它生存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特权集团，用以分裂社会、分而治之，使之成为政权官员的唯一正规来源，以便垄断文字、垄断信息、垄断舆论、排斥异己、掌握权力。

畸形科举制掌权是一步到位：“学而优则仕”，把科举作为政权官员唯一的正规来源，让这些人造精神贵族、精神特权文人集团直接当官，直接掌握全部政权。

文凭主义掌权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借口“干部知识化”搞“干部文凭化”排斥掉一切普通草根。第二部，借口“今后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应该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进一步排斥掉一切其它异己，最终实现由这些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特权集团掌握全部政权。

第三，都是从基本结构上讲就根本不可能为社会需要服务

为社会需要服务的制度必须是闭环结构——主观与客观实际必须有交汇点以确保主观联系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才可能反馈客观实际、服从客观实际、避免违背客观实际；才可能知道社会需要是什么，才可能为社会需要服务。

畸形科举制和文凭主义都是开环结构——主观与客观实际完全脱离，并行不悖，永不相交：

——无论是“功名”还是“文凭”都只考核主观夸张的“说”，不考核客观实践的“做”；只看说得是否符合某“绝对真理”，不看是否合乎实际，更不看实际社会效果——从不考核状元进士举人秀才们的应试文章和“公知”的学位论文对社会发展究竟起了什么用处。如果没有“功名”或“文凭”，不管对社会发展有多大贡献，照样不认账——“四大发明”的发明者没有一个被承认为学者；发明青蒿素、救人无数的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奖，却当不了院士，只因为文凭不“过硬”（不是博士，不是海归）。

——无论是“功名”还是“文凭”都是“一考定终身”，一劳永逸，永不过时，忽悠一阵子，享用一辈子。哪怕之后什么也不干，照样是状元进士举人或“公知”，照样高人一等；哪怕祸国殃民倒行逆施捅破了天，也照样不受惩罚——明代文人搞垮了明朝，投靠满清照样当官。苏联“公知”用“休克疗法”搞垮国家，中国“公知”搞得老百姓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逼停高铁……都若无其事照样当“专家”“学者”，完全不受社会惩罚。

——无论是“功名”还是“文凭”的成功之道都是制度特权+个人单打独斗，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协作，不需要团队，不需要组织。成功了，一切功劳都是自己的，不需要感谢其他任何人。既然无求于人，自然不需要重视人际关系，不需要替别人考虑，更不需要平等待人。

——无论是“功名”还是“文凭”都对社会发展的示范作用都只有破坏没有促进——光卖嘴就能得到一切，谁还肯去卖力？更不用说卖命了。

第四，都是专门让最没有在乎社会死活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社会，最没有在乎国家存亡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国家

畸形科举制和文凭主义制造的精神贵族文人集团的一切来都自制度赋予的特权，与社会兴衰无关，与国家存亡无关。制度不变，精神贵族文人集团的特权就不变，哪怕天下大乱，哪怕国家灭亡——只要是畸形科举制，不管哪朝哪代文人都照样“学而优则仕”。只要是文凭主义，不管是“民国”“满洲国”还是汪伪政权，“公知”都照样养尊处优。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他们不可能有在乎社会死活和国家存亡的自发需要。畸形科举制和文凭主义都规定这样的人成为政权官员的唯一正规来源，都专门让最没有在乎社会死活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社会，最没有在乎国家存亡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国家，都无异于专门让蠹虫管建筑，让狐狸看鸡圈。

这一切足以证明：从社会兴衰和国家存亡的角度看，文凭主义与畸形科举制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畸形科举制有多大危害，文凭主义就有多大危害。畸形科举制祸国殃民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文凭主义同样祸国殃民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

二、“公知”跟畸形科举制的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实际是一回事

第一，都是人造怪胎，生存之根都不在社会和国家而在一个超社会、超国家的特权制度

无论是“公知”还是进士举人秀才都是社会自身产生不出来、只有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的特权制度才能弄出来的人造怪胎。其生存之根都不在社会和国家，而在这个特权制度。有制度就有地位有特权有一切，没制度就没地位没特权没一切；因此都只需要在乎这个特权制度，不需要在乎社会和国家的死活——哪朝哪代无所谓，民不聊生无所谓，能“学而优则仕”就行；中国落后挨打无所谓，当殖民地无所谓，能靠文凭主义“上智下愚”高人一等就行。

第二，都是精神贵族

都是特权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特权体制外的人都天生就有优越感，鄙夷不屑目空一切：一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上尊下卑”“上智下愚”“唯上智下愚不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个是“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脑残”“智障”“刁民”“屁民”……

第三，都撒谎成性

都是只考核“说”不考核“做”、“说一套做一套合法”的制度的产物，成功之道本身就不包括“实事求是”，虚构夸张已属本能，撒谎造假不稀罕，不撒谎不造假才稀罕。一个“为尊者讳”“为亲者隐”“春秋笔法”“不拘小节”“一脸的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一个“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到天津只说去廊坊”“骗出一个体制来”“打擦边球是一项艺术”“扭秧歌也是前进”……

第四，都用“说”欺负“做”

——都是没有社会发展所需的真才实学、没有靠用“说”服务“做”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不用“说”欺负“做”就无法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就无法向社会榨取生存必须。

——都用所谓“绝对真理”的教条到处打人——整天挥舞“绝对真理”大棒，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无限上纲，陷人于罪，轻轻松松脑袋一拍嘴皮子一碰，就把别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一笔勾销，把人一棍子打死：岳飞出生入死流血拼命的功绩，一句“莫须有”就一笔勾销了；于谦力挽狂澜捍卫北京的功劳，一句“附逆”就一笔勾销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千辛万苦创建的新中国，一句“宪政民主”就一笔勾销了；三千万老工人几十年的奉献，一句“改革代价”就一笔勾销了……只不过一个是用孔孟之道之“说”欺负“做”，一个是用普世价值之“说”欺负“做”；形式虽然不同，本质完全一样。

——都是内斗内耗专家

一个整天“汉贼不两立，冰炭不同炉”“匡扶正义、铲除奸佞”“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个叫嚷“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一个整天“文人相轻”“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闹小圈子搞“朋党”“乡党”“门阀”，党同伐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个专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扯皮推搪——越是“公知”成堆的地方（如机关、院校、协会、团体等），人际关系越复杂，各种矛盾越尖锐，流言蜚语越猖狂，勾心斗角内斗内耗越剧烈，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越厉害，做事越困难——曾听在这类单位呆过的某人感慨：“假如我什么也不干，整天躺着睡觉都没事，而且睡得舒舒服服。但如果我站起来不管往想哪个方向哪怕迈一步，四面八方马上不知冒出多少根绳子把我死死缠住，动都别想动一下。好像一篓子螃蟹，你钳住我，我夹住你，谁都动弹不得”。与此相反，越是“公知”少的地方甚至没有“公知”的地方（如“做”是压倒一切硬任务的基层单位、科研生产作战单位等），人际关系相对越单纯，办事越干脆。

——都自毁长城

一个创造“莫须有”“风波亭”，诬陷迫害岳飞、于谦、戚继光、袁崇焕之类卫国忠良；一个反军乱国，污蔑诽谤狼牙山五壮士、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王二小等一切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抗战中共军队总共打死日军851人”“地雷战没炸死一个鬼子”“狼牙山五壮士是迷了路”“黄继光堵枪眼是不小心摔倒”“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是编造”“长征过泸定桥没打仗”；咬牙切齿“烤肉”“半面熟”“挂炉烤鸭”“感谢美国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恶狠狠“猎鹰计划在行动”“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极端孤立”“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军人干政”“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中国鹰派军人遭到鸽派迎头痛击”“无知狂徒”“经常在媒体发表对日强硬言论”“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应该法办”“激发战争狂热”“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自由民主人士打断了解放军的鹰派脊梁，其意义之深远不可想象”“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古人无民族意识，何来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让秦桧站起来”“学者：汉武帝讨伐匈奴是双输交保护费更划算”“专家：要依法打仗”“部队演习中穿上敌军制服实施侦察挨批”“使用敌方的旗帜或军用标志、徽章或制服，是违背战争法的行为”“伪装成粮库的高炮阵地、被伪装成蔬菜大棚的简易宿营帐篷等创意看起来匠心独具，却违背了战争法的要求”……

一个扼杀郑和航海、私自毁灭郑和航海图、刁难北洋水师、掐断北洋水师武器采购费用，一个“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很危险”“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神九上天了，公知们有权力不高兴，也应当不高兴”……

第五，都不具备管理现代化社会必须的任何品质

既然成功之道都是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特权体制之下的个人奋斗，只需要个人小聪明，只需要“说”，不需要“做”，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别人配合，那就不可能养成管理现代化社会必须的任何品质——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尊重客观规律意识、合作意识、集体意识、团队意识、组织意识、平等待人、凝聚、协调、求同存异、大局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只能是主观武断、一厢情愿想当然、按图索骥、纸上谈兵、哗众取宠、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目空一切、文人相轻、一盘散沙、狂热浮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第六，都老虎屁股摸不得

一个是谁摸谁“侮辱斯文”“士可杀不可侮”“亵渎圣贤”“堵塞言路”“亲小人远君子”“昏君暴戾”，一个是谁摸谁“反智”“迫害知识分子”“独裁专制”“压制民主”“民粹”……

第七，都轻蔑劳动轻蔑科技

一个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焉用稼”，搞科技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不务正业”；一个是“劳动不创造财富”“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

第八，整体而言，对社会发展而言，都是废物

对社会而言，只要不用“说”服务“做”，再大的学问本事有也等于没有。既然没有，那就是废物。

从北宋开始，畸形科举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上千年。千年中朝代换了又换，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当官掌权的实质从来没变。统治中国上千年，把中国从世界第一变成了落后挨打受尽欺凌的半殖民地，差点灭亡——你不负责谁负责？你不废物谁废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么多进士举人秀才写了那么多东西，有几篇对中国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从废除旧科举制到今天，“公知”在中国社会呼风唤雨已上百年。这期间中国从落后挨打、任人欺辱、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灾害横行、饿殍遍野、一穷二白、民不聊生一举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无到有全面工业化现代化，1949年来大陆再无战乱，世上无人再敢轻启战端……这一切完全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对此“公知”有何贡献？“公知”们每年不知多少吨的论文专著对这一切究竟起了哪些不可或缺的作用？——远的不说，就看最近几十年那些“知名学者”“专家”“主流经济学家”“意见领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对股市的预测，给国家大战略出的主意……究竟对过几回？百年如一日，对社会的发展无尺寸之功，无举手之劳，整天光骂人用“说”欺负“做”的人不是废物是什么？

（充满“屎尿骚”的“浅浅体”如今竟然能在中国诗坛畅通无阻，作者居然能红极一时，又是教授又是文坛显贵——曾经诞生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等无比辉煌瑰丽的中华文化，曾经出现过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文化大师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如今在“公知”手中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人想想都脸红。“公知”是一群什么东西，由此可见一斑。）

第九，都追求权力，都野心勃勃到处伸手，都闹文人专政

——都追求权力：一个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是“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都野心勃勃到处伸手：一个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个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都闹文人专政：一个是“偃武修文”，文人官僚集团掌管一切，一个是“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人才，理工科博士不应被大批引入行政管理者队伍”“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未来十年中国律师参政将势不可挡”……

不过也有不同：畸形科举制造成的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多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凝聚撑不起天，因此一般不妄想当一把手，而只求给别人打工——“学而优则仕”“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而“公知”则胃口比能力大得多，一定要连最高权力一起通吃——“今后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应该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职业的政治家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法指挥枪”“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将来十八大以后的趋势，肯定会在律师里面产生政治家”“不管谁来当总书记，谁来当总理，谁进政治局常委，都不去管他。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会有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

更不同的是，“公知”会自己动手抢最高权力——“宪政民主”“自由竞选”……只要确立起这种比赛“说”的游戏规则，最高权力就非“公知”这能善辩专业户莫属。谁敢反对确立这种游戏规则就让谁尝尝“颜色革命”的滋味：“大道汤汤，逆之皆亡。文人啸聚，初试锋芒”“待他日，激起万民怨，终须变”……这一手比古董畸形科举制造就的土包子文人厉害多了。

第十，都是“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无论是“公知”还是畸形科举制文人群体都是软刀子杀人——用“说”欺负“做”。表面上“非暴力”，实际上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潜移默化量变引起质变，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短期貌似无害，长久必然夺命——致命威胁短期看不出。纵观千年历史、逐朝对比中华文明的沉沦、分析社会发展的障碍、追究中国落后挨打的内在原因，才能发现畸形科举制的危害；对照畸形科举制的千年弊端，分析近几十年“公知”的所作所为，才能看清“公知”的真实本性。不如此，以为中国落后挨打是历史的偶然，只要改朝换代就一切翻篇，一切都只能怪某个具体人的某具体事——怪秦桧，怪赵构，怪贾似道，怪东林党，怪魏忠贤，怪崇祯，怪吴三桂，怪多尔衮，怪乾隆，怪慈禧……那就永远休想逃脱“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命运。

所有这些足以证明“公知”跟人造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实际是一回事，名称不同，本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