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虽然组织相对松散， 但绝非“乌合之众”。尽管100多年前，“帝国主义”、“民族国家” 的概念还未在中国广为流传， 但义和团的“ 反帝” 目标是明确的。

义和团运动是19、20 世纪之交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它是近代列强对华不断进行武力侵略和文化渗透背景下，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结果，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对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回应。对这场与时代主题密切相关的运动搞“污名化”是是非不分、极为有害的。

这场运动是正义的

义和团运动发端于19世纪末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反教会斗争，是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高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殖民者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西方教会充当帮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径愈演愈烈，传教活动与列强侵略的联系更渐紧密。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突然占领胶州湾，从教案发生到出兵强占，中间只隔短短12天，由此可见一斑。

西方教会在帮助列强侵略中国的同时，也趁机加快了自己的扩张步伐。借助列强势力和不平等条约，他们恃强凌弱、干预诉讼、侵夺财产、败坏风俗，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对普通民众来说，传教士及教会势力是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侵略者，他们就是列强的代表，对自己的生活构成了直接威胁。

西方教会势力的扩张，激发了抵御外辱的义和团运动。同治八年（1869），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民在传教士的怂恿下，分割了本村玉皇庙及附属义学公产，教民在分得部分地产后，随即转让给传教士修建教堂。这引发非教民一方的强烈抵制，展开了长达近30 年的诉讼和斗争，这就是“梨园屯教案”。在此事件中，传教士不仅怂恿教民，还胁迫或勾结地方官员，因此获得官府的偏袒而占据上风。1898 年，当地民众因感势单力薄，于是邀请附近威县的梅花拳（义和拳）加入护庙斗争。随着反侵略、反教会斗争不断高涨，“梨园屯教案”从一个区域教案，迅速演变为以华北为中心，影响全国、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义和团在廊坊击溃英国将军西摩尔所率八国联军，史称廊坊大捷。图为画家戴泽的油画《义和团廊坊大捷》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义和团虽然组织相对松散，但绝非“乌合之众”。尽管100 多年前，“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未在中国广为流传，但义和团的“反帝”目标是明确的，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首先，义和团有统一而清晰的斗争目标——“扶清灭洋”。团民明确锁定了要反抗的帝国主义国家。“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这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神助拳，义和团》揭帖中的内容。这则揭帖流传最广，所列斗争对象涵盖了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明确地将当时天主教护教国法国锁定为“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在该揭帖的另一传抄本中，义和团将“胶州湾事件”和掀起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元凶德国列为“头号”敌人。

其次，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旗帜，展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义和团的理解中，“清”既是朝廷，也是赖以生存的“国家”；“洋”就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扶清灭洋”的口号彰显了中国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怀。

最后，义和团运动坚决抵抗西方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之一。义和团辗转各地，反抗西方侵略者，沉重打击了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嚣张气焰，刺激了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高涨。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这段插曲（义和团运动——引者注）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污名化”由来有自

义和团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对其历史定位和评价，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问题，因而一些人长期以来“污名化”甚至“妖魔化”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长期以来，解读义和团运动的一手资料，多出自西方势力和晚清官僚之手。他们在作品中凿空投隙，不惜笔墨大肆渲染和捏造诸多血腥细节。而除少量反洋教揭帖外，义和团自身几乎没有留下系统的档案文献。

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出版了大量相关书籍，称义和团运动为“拳祸”，甚至将其与“黄祸论”相联系。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将义和团运动视为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对抗。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主题系列小说风靡欧美，其中塑造了一个“丧心病狂地要消灭白人、征服全世界”的中国“恶棍”形象，其主要“素材”即来自义和团运动。

晚清官方文书及官绅的私人记述，也多把义和团称为“拳匪”，并将“庚子国变”归咎于义和团。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后，为利用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将义和团称作“义民”。战败后又无耻地对外求和，反过来血腥镇压义和团，并下令销毁招抚义和团的谕旨，将失败的责任归之于义和团。义和团因之成为清政府钩心斗角、昏聩无能的遮羞布。

上述历史叙述多是“选择性”的，它刻意遮蔽了义和团民众奋起反抗的原因。正是因为西方列强和教会的侵略压迫、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才使那群衣衫褴褛、在生存线上垂死挣扎的民众，不甘做亡国奴而奋起抗争。与此同时，这些历史书写诱导人们同情那些自称“被迫害者”的传教士和教民，而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暴行和教会势力的肆意妄为，却往往略而不谈或掩过饰非。

次之，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受一些西方思潮影响，随着所谓“范式”的转换，曾经作为“显学”的义和团研究逐渐被“边缘化”，而之前所形成的主流观点则不断遭到冲击。在此背景下，一些别有用心者刻意夸大、扭曲义和团运动的部分细节、表象以博人眼球，尤其在互联网上，出现各种打着“揭秘历史真相”旗号，彻底否定义和团运动的错误观点，使得义和团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贬义词。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优越）论”的折射，其危害在于落入“反现代”、“反文明”的理论陷阱，掩盖列强对华侵略的本质，抹杀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

不能脱离时代主题认识这场运动

评价义和团运动，必须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既要充分肯定其反帝爱国性质，颂扬其抵御外侮的伟大民族精神，也要辩证地看待其局限性。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不是偶发事件，而是鸦片战争之后几十年间列强殖民侵略和西方教会恃强扩张的必然结果。西方教会的肆意妄为和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最终点燃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尽管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其具有深远意义，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民反抗欺压、抵御外侮的精神，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也迫使列强认识到中国民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我们也承认这场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义和团是华北民间各种拳（刀）会与秘密教门的多元融混，其组织和活动形式中不可避免地掺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因素。种种因素的制约，决定了苦难中的民众只能从最熟悉的民俗传统和宗教信仰中，寻求组织力量与精神支撑。对于这种历史运动之一环的不足，可以指出，但无可指摘，更不可诬枉。放眼长远，中国人民的探求真理、自新自强的精神是不可限量的。义和团运动20余年后，一个得到科学理论武装的救亡图存的核心力量，就像壮丽的日出出现在世界东方。一些西方学者将义和团运动定义为“宗教战争”或“文明冲突”，消解其“反帝爱国”性质，明显是出于遮蔽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维护西方的“历史形象”、“文明形象”或某种当下的意图。

还有一些人喜欢指责义和团运动的反“现代化”行为。不可否认，“现代化”总体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现实中的“现代化”总是与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绾合于一体的，并非天然无瑕的“白莲花”。一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掠夺史、殖民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列强正是用铁路、电线等现代文明成果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自然，未把工具和运用工具的人加以明确区分，是义和团的不足，但一味苛责义和团“反现代化”，更是以今律古的错误评价方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