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动地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平凡的日子里。
1941年12月7日，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日。但从那天之后，世界的格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旋即卷入二战，进而导致了联合国的成立，以及后面的冷战。
追溯今日世界格局的本源，当年夏威夷瓦胡岛的那个闷热周末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时间节点。
或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谈论中国科技发展史的时候，可能也无法绕开2023年3月7日这天。
2023年3月7日下午4时许，新华社通报了一则消息：中国将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如此重要呢？结合一下现在的国际形势就知道了——原先的“时间表”还是太保守了，我们在关键科学技术上的突破进程必须要加速了。
直接说我的观点：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或许意味着我们要认认真真发展科技，乃至可能要开始启动“新型举国体制”这个“大杀器”了。如果一切顺利，或许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有幸看到一场井喷式的中国科技爆发。
我对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的理解
为什么我这么说，理由很简单，看看新华社的新闻原文就知道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这种官方新闻都是有规矩的，如果这东西不重要，我们根本不会把它放在最前面。
所以就很好理解了：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是外在的组织形式，新版本的科学技术部要做的事情（职责）排第一的就是“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从科学技术部职责范围里划走的事务：组织拟订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农村科技进步的职责被划给了农业农村部，组织拟订科技促进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职责被分别划给了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
这是啥意思呢？
大家要知道：中国的很多政府部门实际上都是有社会责任的。以农业农村部为例，它的业务里包括了种植业、畜牧兽医、渔业渔政、监督管理、科技教育、资源环境、国际合作、政务管理和农村事业。
简单粗暴来说，农业农村部不仅要操心粮食安全这种重大事项，还要管理兽医资格考试、新型农业机械研究、长江水资源保护、外来物种入侵等等农业相关的事情。
科技部也差不多，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身上是背了很多社会责任的——比如需要运用自己在科学技术领域上的特长来帮助农业农村、社会、环保等等事业的发展。
但这一次重新组建科技部之后，我们却发现：科技部下面很多社会发展相关的职责被划走了。
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看，这等于是在给科学技术部进行“减负”，把资源收拢起来，加强到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比如，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比如，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
举国体制是什么？
所以，这一次科技部的重新组建，很值得关注的点就在于“新型举国体制”。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举国体制”这四个字就要开始着急，但你先别急，好好看完今天这篇文章，它会刷新你对“举国体制”四个字的认知。
中国“举国体制”最大的成功莫过于“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大家记住的是那些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鞠躬尽瘁的科学家，但常常被人忽略的，却是“两弹一星”和核潜艇背后的“工程总指挥”——1962年11月17日成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
根据北京大学路风、何鹏宇《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一文的观点：中央专委是中国“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成功背后的关键因素。
我们一般印象里的“举国体制”，反映的其实是非常末端的“调集全国资源”。而“举国体制”真正的迷人之处在于前端，即什么人、以何种方式、出于什么目的来调动资源。
在这里，中央专委就是负责调动资源的人。
我们来看看当年中央专委的阵容吧：主任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其他成员则包括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七位副总理以及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部长级干部。
这个阵容的实力，大家真的懂得都懂。
那么，中央专委是如何调动资源呢？两个字：命令。
钱学森先生后来曾经这样回忆：“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
而中央专委调动资源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导弹、人造卫星、核电站等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项目的研发。
大家平常熟知的是全国资源和人才都调动了起来去攻关“两弹一星”，但中央专委是如何以千钧之力指挥全国人马的内情却鲜为人知。
这种超然的力量，才叫“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的核心是任务
根据路风教授的观点，举国体制的本质是“任务体制”。
什么是任务？任务就是一个个具体的、能可靠评估的、可以执行的目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定过目标，不论是“今年要减肥20斤”还是“这学期要背3000个单词”——设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时间，否则那就不叫目标了，只能叫做“理想”——比如“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用任务/目标的形式呢？因为不同的人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举国体制”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专利”——你以为美国人就不依靠他们的“举国体制”吗？
当年美国研究核武器的时候，最开始走的是“科学家自由探索”的模式。只是，时间不等人，科学家虽然富有探索精神，但科学家不是工程师，并不善于尽快把科技转化成实际成果。而且，原子弹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只靠彼此独立的科学家实验室进行研究，很多时候并不能有效利用资源——结果就是无数美国科学家和实验室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原子武器，但最后一切都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理论和技术，没有人给出一个实在的目标。
事实上，科学家们也根本没办法给出一个实在的目标：原子弹的研究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大型工业企业帮忙生产各种相关的材料、设备——只有国家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吧，科学家们知道且需要负责的事情是：原子弹的主要装药是铀-235，获得它的方式是用特种气体把它从铀—238中分离出来。
但科学家们不知道也不需要为此花心思的事情是：这种工艺需要用镍材料的部件才能抵御特种气体的腐蚀。如果用镍来做这些零件，全球一年的镍矿产能都不够用。
最后解决问题的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工程师——生产汽车的过程里也有抗腐蚀的需求，汽车工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镀镍。
克莱斯勒的工程师们知道怎么提炼铀-235吗？他们当然不知道。但他们贡献的知识却是提炼铀-235所必须的一环。
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搞事情，需要什么样的机缘巧合科学家们才能知道原来汽车公司的这些成熟技术其实就可以解决大问题呢？
于是，美国人设立了“曼哈顿工程”——授予了这个项目超越其他计划的最高级权限，依靠国家行政权力，调动全国资源来贯彻国家的意志：在美军的命令下，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设计了人类第一个核反应堆；为了加快研究进度，在军队的催促下，美国科学家拿出了计算机……正是在科学家、政府部门、工业企业的联合努力之下，才有了罗斯阿莫斯沙漠里的一声巨响。
啧啧，谁说外国就没有“举国体制”的？
在这个视角下去看咱们的“中央专委”，我们就会发现：中央专委也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组织。
中央专委在做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明确设定任务和完成期限，然后将这些任务分派给下面的具体单位，同时还会帮助各个单位进行跨系统、跨部门的协调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有明确目标且手握重权的机构，我们才能整合全国的资源搞出属于自己的“两弹一星”。
事实上，不论两弹一星还是曼哈顿工程，中间遭遇的很大问题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负责牵头调查苏联中断技术援助后中国原子能工业情况的张爱萍将军在后续的报告中指出：工程问题是可以通过组织协作解决的。
科学家和企业，虽然在科研上都有强大的实力，但他们也有各自的短板——科学家不考虑实际的应用，企业不考虑不赚钱的事情，面对“两弹一星”“曼哈顿工程”这样国家级的大工程，科学家们往往懂技术但不知道怎么把技术转化成产品，企业们则往往认为此事无利可图。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是一种整合全国资源解决重大工程问题的“任务体制”，它是一种方法，是不论什么社会体制的国家都会采用的一种策略。
齐橙写的《大国重工》这本小说，很值得大家看看。
这本书通篇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情：中国如何通过一个名为“重大装备办公室”的机构来突破各种重大装备问题的。
举个例子吧，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国内某个工程车辆厂商研发出了一种新型载重运输车，急需工业实验来完善车辆的设计。但国内诸多厂矿为了不耽误自己的生产任务，更倾向于采购进口运输车，纷纷婉拒了这家本土企业的请求。最后，小说的主角冯啸辰想了一出妙计，成功“劝说”某大型矿山领导同意为这款国产运输车提供工业实验机会。
说白了，“重装办”所做的其实也是“举国体制”。
在小说中，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重装办”不能再单纯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了，主角冯啸辰又开始灵活使用金融、商业乃至舆论等等手段来实现中国重大装备突破的目的。
虽然这是一本小说，但背后反映的规律却是极度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各种行业都在飞速前进，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有公司都在讲合法合规——再也不是那个靠一张命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代了。
更何况，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原子弹、弹道导弹这样单一产品的情况了。以半导体行业来说，让人头疼的绝不仅仅只是一台光刻机，而是一整个技术集群。
美国人当年为了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由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和半导体协会共同建立了一个名为SEMATECH的组织，和当年“曼哈顿工程”的不同在于，SEMATECH不会再派军官和大兵们靠命令来推动技术研发了——它的成员来自于英特尔、IBM、AT&T这样的企业，负责的更多是协调联动而不是强势领导。
我们依旧面临着重大装备和科技攻关的问题，
我们依然需要集合全国的力量，
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当代社会的策略。
于是，我们迎来了“新型举国体制”——国家做的是“牵头和统筹”而不是强势的直接领导，在国家的组织协调下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学校等等机构联合了起来，为了实现特定目标一起行动。
集中力量和分散力量
这次重新组建，一方面加强了科学技术部的某些职责，一方面也划出去了一些职责。
一进一出，背后体现的是集中力量和分散力量。
把这些职责分散出去，不仅是给科学技术部减负，也是给其他的部门增加分量——在农业、工信、卫健等等方面，专业领域的人士更懂得自己行业里所遇到的问题，把职责交给他们，有助于我们在这些领域尽快取得突破。
这是分散力量，让专业部门有更大的空间来做自己专业的事情。
而“瘦身”后的科技部，将心无旁骛地承担起“科技”本身的意义——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等等。
这是集中力量，让科学技术部有更大的空间来从宏观上统筹全国的重大科技任务——“中央科技委员会”的成立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总的来说，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的背后，是中国在提高科技攻关能力。
本文主要参考：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路风 何鹏宇
《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https://www.sg.pku.edu.cn/xkjs/xkjsdt/13458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