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的解放事业在进步着，但是目前依然套着重重枷锁。难道不是吗?难道只有挨打、挨骂、裹小脚、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才是性别压迫?

我们早已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枷锁，又怎么能用封建社会的性别压迫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的女性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世界绝大多数妇女岂不都是幸福的女人。

但是，我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我们的妇女幸福吗?我要说，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幸福的，100多年前戴在妇女手上、脚上、脖子上的枷锁，通过变形、变异，幻化成无形的枷锁依旧套在她们的身上，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

比如说，工厂流水线的女工们，每天重复简单的劳动，两班倒，一周只休息一天，月工资3000来块，面对高昂的生活升本，她们能幸福吗?她们奉献了青春，只能完成简单的人口再生产，她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只是个会说话的机器罢了!又有谁去关心他们的安危冷暖、喜怒哀乐?

有人说，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女工不幸福，是因为他们不发狠读书、没文化、活该，那么我们说获得博士学位、在大学教书的青年女教师们，她们是否幸福呢?天天熬夜码论文，为了评职称也算是拼了青春，可是，我们到知网看看，数以亿计的论文，特别是人文社科，大多数都是些“学术垃圾”，他们的青春在纸张上消磨，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发了5篇C刊，出版了3本著作，拿下2个国家课题，终于评上副教授了，舒了口气，可这哪里是幸福?但是，转念一想，似乎她比女工们还是好多了，至少还能吹着空调、吃着点心、喝着茶在做无意义的工作，走出校园还能装模作样地吹嘘一番，享受别人对“知识”的崇拜之情，其实她自己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是狗屁。

有人说，大学女老师是因为没有掌握权力，所以只能走发论文、评职称的路子。那么我们看看，那些官场中的女性是否就很幸福呢?她们在男性主导的官场中有游曳，有点姿色没有定力的可能沦为一些腐败分子的猎物，诸如，满洲里市原市长许爱莲，打一支的美容针就消费15万元;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沈志莉做一次美容就消费69万元;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仅臀部整形费就高达50万元，她们为了什么犯得着去搞“美容腐败”?而那些相貌普通老实巴交的，就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派生的文山会海的泥潭里挣扎，到点不能下班，周末还要加班，这堵围墙，这台机器，这种生活，外人羡慕，却冷暖自知。

再说说农村留守妇女，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丈夫在外漂，她们的家庭艰辛，只有她们自己默默承受，算得上幸福吗?

那么还说说处在中产的女人们，她们幸福吗?她们是不愁吃不愁喝，但是忧愁的机制还是存在，她们愁丈夫移情别恋，愁儿女名落孙山，愁自己眼角多了条皱纹，脸上多了颗灰斑，皮肤不如过去那么光泽有弹性。

于是乎，她们把自己打扮的很精致，早上化妆半小时，晚上卸妆半小时，周末美容一整天，这就是她们的日子，难道这算得上幸福?

至于那些找不到出路、禁不住诱惑的妇女们，穿着低领服、黑丝袜、高跟鞋，用一些庸脂俗粉整天把自己打扮得前凸后翘，在KTV、酒吧、夜店、抖音、快手上搔首弄姿，她们殊不知早已深陷“化妆”的枷锁。

谁让她们抹指甲油?谁让她们喷香水?谁让他们戴美瞳?谁让她们隆胸?是谁让她们这样?这些不都是性别枷锁吗?难道只有打她、骂她、用暴力逼着她下海才是枷锁?难道生活的压力、阶级的歧视就不是枷锁?

准确的说，人类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我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妇女承受的压迫却往往大于50%。

在阶级社会，人生而苦，也生而奋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屈的人们却不服命运的安排，她们倔强地昂起头颅，挺起脊梁，在不堪的生活中依旧崩出生命的火花，绽放出动人的笑容。

她们向世人宣告，女人要摆脱“物”的设计，不自恋“颜值” “身材”，不做“白富美” “大长腿”“蛇精脸” ，绝不娇滴滴地“发嗲”，绝不当军阀姨太太，而是要成为鉴湖女侠，做劳动者，做战士，做平等的人!

秋瑾(1875年-1907年)，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

向警予，(1895-1928)，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

林巧稚(1901年-1983年)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这，就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