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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精英“话语权腐败”角度看“新发展观”的提出
作者：老田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的观点，权力就是支配人们行为和意志的力量。从中国
的现实看，能够起到普遍作用的权力形式有三种：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
（思想权力），所有的权力都会带来腐败，话语权也不例外。相比较而言，政治
权力需要监督已经深入人心，而监督话语权的腐败问题，还是一个新课题，需要
给予特别的重视。
经济学里面把人当作“经济人”看待，知识精英在行使“话语权”的时候，也一
样有“经济人化”的趋势。话语权腐败主要的表现，主要就是三条“低投入、低
风险、高收入”。低投入的表现很常见，比如在研究过程中间不肯深入实际调查
研究，而是满足搜集一些新材料去证实自己从书本上学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为了避免话语权的“低投入”受到别人的质疑，这就需要把自己的研究说成是
“普世价值”“主流文明”，简单地用“政治正确性”或“道义立场”包装起来
，把一个思想和言论性质的东西重重包裹起来，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对话语权的监
督。
还要一个很重大的路径，就是垄断可以带来高收益，学术垄断也是一样。因此学
术界里面产生了很多极端封闭的小圈子、土围子，目的都是为了保障特定学术群
体的职业利益，主流经济学家里面长期有人要搞“小圈子”和“立规矩”，目的
就是把学术垄断体制化，保障部分人掌握的话语权份额和职业利益。对于社会现
实和国家民族需要，那就对不起了，只能放在他们的职业利益后头。
一般而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腐败是有社会承受底线的，如果有100％的政治
权力腐败或者经济权力腐败的话，将意味着迅速的垮台和破产。而话语权的腐败
，却没有这样的底线限制，因此腐败起来，简直是没了边了，中国100年来的主流
学术，成就甚少，主要就是话语权腐败的结果，毛泽东在1958年就发现了“经济
学家左，蒙混过关。”这是当时话语权腐败的主要实现形式。“全盘西化”是最
省心的治学方式，是实现“话语权腐败”经久不衰的主渠道，一切抄袭西方就完
了，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很对不起，没有那名多“闲心思”去管了，
至今为止，主流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历程，也不
能帮助人们把握中国今天的经济现实，也不能指明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但是主
流经济学的圈子和规矩却越来越严密，成了一个纯粹的职业利益集团。
最近中央高层说要有“新发展观”，要“繁荣社会科学”，我们的一些大学教授
又借了这个机会去抄了一通洋书，提出绿色GDP什么的，实际上是完全不理解我们
领导的心态和苦楚，也完全不肯睁开眼睛看中国的现实。提“新发展观”显然就
是老发展观不行了，对现存的以经济增长指标评价体系有意见；要“繁荣社会科
学”就是原来老一套的社会科学不管用了，就是这样很通俗的两句话。
从“GNP翻两番”替代“四个现代化”目标开始，把增长指标去评价政府官员政绩
的简单的、遗患很大的国家管理方式抬头，特别是在朱鎔基任上，对GDP增长指标
的嗜好在官员们中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有人竟然提出 “灾后重建拉动GDP增
长”和“破窗理论”，表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为了GDP不顾一切的心态。而朱鎔基任
上的财政扩张政策所带来的GDP政绩数字，不过是把后任的财政资源提前任用，而
且这个政策的操作空间注定是越来越小。而前些年的GDP增长，还有相当部分上是
把从前的“福利安排”（如教育和医疗）进行市场化的结果，还有房地产带来的
GDP增长实质是“土地资本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在这样的变换过程中间，短期内
确实增加了GDP 数量，并帮助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了，但是在中国资源不足
的现实中间，这样的政策已经威胁到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最终是带来政治整
合困难的上升，作为执政党很难说就愿意优先考虑北大教授易纲主张的“先进武
器控制民众反抗”的论调。
改革早期集中资源快速实现消费水平与欧美日接轨，是把毛泽东时代资源分配“
生产优先”的原则更改为“消费优先”的原则，政策效果也是作为政绩出现在人
们视野中间的；但是今天继续集中资源在短期内促进消费水平提高的政策，已经
失去了操作空间，更为严重的是 “三农问题”和“工业边缘化”现象背后所隐含
的现有资源分配规则，已经到了非进行重大调整不可的地步。而且国家安全成本
支付的下滑带来安全态势的持续恶化，以及长期放弃对技术储备的投入引发国家
竞争力的下降，都成为精英们诋毁政府执政能力的指标。早期作为国家安全主导
意志丧失而表现出来的“自主裁军”和“和平双赢”论调，本身是集中资源快速
提升消费水平的政策阐释，今天急迫的台湾问题把安全困境暴露在普通民众眼前
，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都已经很强烈了，因此对政府形成很大的政治压力。
而作为消费水平接轨政策必然要求，早期实施的经济上的单纯外向型发展战略，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各大国中间最高的，2003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GDP的60％，中
国的经济安全下降，使得政治选择余地不足。20年来对改革经济政策的检讨和反
思，几乎没有进行过，这一个方面是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缺乏足以帮助人们把
握中国现实与未来的理论框架。
我们今天看到和感受到的社会排斥机制，引发整个社会关系的全面紧张，常常在
各地发生一些极端事件，这些重大表现总是要通过政权机构的信息传递渠道层层
向上传递的，高层领导人看到的应该比我们多，感受到压力肯定也很大，所以我
看这个话完全是有感而发。短视的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大学毕业生
的谈判地位下降，产生大学生待遇“民工化”结果，引发一种严重的政治认同危
机，网络上面到处都是很极端的言论，本身就是短期内教育系统利益扩张的代价
，已经作为政治认同危机而表现出来了。
因此胡温的亲民姿态，包括高调纪念毛泽东，高调去访问革命老区，重新提两个
务必，重新宣传工人中间的先进分子，这一系列与从前明显不同的举动，都跟整
个社会的紧张关系在政治体系中间的传递和把握有关，这种压力和紧张关系传递
并积压到高层那儿，很难不痛感到原来的发展指标体系，无法对今天的社会真实
加以度量和考察，原来的社会科学无法帮助进行思考并指导未来或者应付现实。
这都意味着要在今天的社会政治关系紧张的压力之下，要对主流知识精英20多年
从西方抄袭过来的东西进行重新检讨。在知识界广泛存在的极端精英主义愿望，
包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继续推进社会排斥机制的主张，无论这个声音的分贝有多
高，在高层那里不可能继续受到盲目的跟随了，这就是说，在一些知识精英们对
今天的社会分化还感到不够的时候，政治高层就已经感受到因社会分化带来的巨
大压力了。
回顾一下毛泽东在谈农村集体化的政治基础时，曾经很精辟地指出，如果共产党
不帮助农民进行合作进步，听任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共产党肯定要失去贫穷农民
的支持，因为共产党来了他们还是不好；而且更糟糕的还是，听任农村出现社会
分化，富裕中农也一样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更喜欢国民党。今天曹思源他们说共
产党要改名为社会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要写入宪法，表达的就是那些取得
了大量既得利益者的政治要求，这还不是公开表示喜欢“国民党”那么简单，而
是要求政权更加紧密地为他们服务，公开地站在他们那一边。而对于群众对自身
利益受损害的觉醒过程及其政治后果，包括传递到高层政治中间的压力，这些精
英们一点也不体恤，这大概反应了精英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漠视：如果垮台了更好
，如果不垮台，就应该做到他们说的那些。这正如毛泽东曾经预测的那样，那些
制造社会分化并从中得益的人，在政治上永远不会满意共产党，主流们把握着从
西方抄袭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既是表述他们政治意志的强大资源，也是政权明
显失去话语权保护的根本原因。
话语权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整合力量，在失去主流话语权的保护的
时候，政府同时也失去了用以统合官员思想和信仰的理论资源，政策选择和执行
也变得进退失据，政府管理机构中间思想整合过程和政策推行的成效都急剧下降
。话语权方面的严重问题，还集中的体现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上，决定一个方
面宣称要实现“五个统筹”，看到了社会分化的严重政治后果；另一方面又在路
径上肯定了使“五个统筹”无法实现的“路径”，这本身是新自由主义话语很强
大的一个后果，政权也不轻易选择与强大的主流话语对抗的立场。在繁荣哲学社
会科学的通知中间，就隐隐约约地透露了这个理论和认识上的困境。20年的改革
的基本思路都是削弱政治控制和加强经济刺激，强化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利
益主体的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导致全社会的管理成本和信息成本急剧上升，
行政效率急剧下降。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和成效下降的问题，已经全面影响到经济
和政治领域，带来一系列棘手问题。
在中国人均资源有限的现实中间，消费主义文化大行其道，帮助进行欲望的生产
和再生产，这固然有助于产品实现和帮助资本积累过程顺利进行，在某些方面是
有利于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但问题在于这也大大地降低了人们对已有福利的感
受，降低了对自己分配地位的满意程度，如果社会有足够的剩余和资源可供人们
去努力争取，显然可以推动人们去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在剩余和资源不衍分配的
中国现实中间，这个不满意注定是要转化为认同感下降，对国家和社会管理而言
是完全负面的影响，本身是作为瓦解社会认同的因素而起作用的，无形之中要拉
高管理和控制成本。
本来市场经济就是资源分配脱离生产单位的局限，是要在整个的市场范围内解决
资源分配和流动问题的，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以“小农经济”想象，去
界说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问题，明明是竞争的世界却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说成
是双赢的空间，这不仅严重脱离了今天的现实，而且完全不考虑中国的第三世界
国家地位和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放弃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的视野；在国内的剩
余分配上，就是简单地支持符合自身消费意愿的国际垄断资本，民族产业难以提
取足够社会剩余的份额并逐步失去成长空间，主流经济学完全不予考虑，只主张
重新界定民族产业的定义；而且作为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者，主流们完全拒绝资源
分配的宏观视野；中国工农业的衰败过程本身是作为资源流入不足的后果，但是
主流们完全拒绝正视这个严重问题，拒绝反思中国近20年来资源分配规则更改的
弊端，偏偏还要把自己打扮成为改革的旗手以便垄断话语权。在治学方法上，简
单的读后感学术和专案组治学模式大行其道，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和现实，任意
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解释一切，这样的理论既不能解释新中国人民的艰难奋斗历程
，也不能帮助人们把握现实和未来，成了一种纯粹的立场宣泄。
新发展观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意愿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现实中间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在中国资源利用成本很高的现实中间，要清醒选择承担一个什么
样的发展目标的环境代价；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要谨慎进行
战略的调整，优先满足国内民众的生活需要；在发展目标受到资源硬制约的前提
下，要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分配政策，注重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利益需要，注重
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未来发展的潜力需要；在中国资源分配关系相对紧张的现实中
间，要综合考虑资本积累顺利实现的成本和维持政治认同政治稳定成本之间的关
系，不能无限制地听任成本和风险转嫁。要在关心个人生存状态和民众福利的基
础上，重新审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选择问题，无论是西方的主流理论还是西方
的急进派认识，都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现成的道路，需要中国人自己的探索，为了
降低探索过程的风险和成本，始终需要理论先行。
这些严肃的社会问题，最终迫使政府高层人士抛开主流思想的局限去思考问题，
如何在中国资源分配关系紧张的现实中间，去选择合适的资源分配和运用规则，
中国如何发展？发展什么？以及“发展为谁”的问题。在政治上，新一届领导人
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掌权？为谁掌权？谁来掌权？这些问题都很迫切，中国的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资本权力）和话语权（思想权力）如何起作用，如何帮助
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兴盛，政治高层已经感到
了问题和困惑，但是主流学界不仅没有回答，而且根本就拒绝这样的研究视野。
要知道，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话语权是仅有的三种影响最为广泛的“权力”，
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实现整合的要素，也是一个国家对外竞争的力量源泉。“权
力”本身就是国内和国际资源分配的依据，在全球竞争中间，这些“权力”本身
就是竞争力的构成部分。中华民族要主导自己的命运，要发展经济和争取更有利
国际经济地位，都要求自己能够更有效能地掌握这三种“权力”或者“竞争力”
，在中国资本积累条件不好、经济权力难以顺利成长的现实中间，要认真考虑提
升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正面作用，抑制其消极面，才能改善中国在全球“权力”
分配体系中间的地位，没有这个方面的长足进步，就没有中华民族合作努力的成
功，在今天这样的个人英雄不再有存在条件的社会中间，要提升中国的竞争力就
完全是痴人说梦。
看起来只有那些，可以有条件20年如一日反复地讲“没有竞争只有双赢”，本身
是希望通过话语权去影响甚至是主导政治权力，争取资源分配向着有利于自身短
期利益最大化方向移动；但是政治家们除非闭目塞听，否则是无法不注意到“产
业边缘化”和“三农问题”所隐含的社会分配关系紧张的。主流学术完全不面对
急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本身也是话语权腐败的重要表现。主流经济学所表现的
强烈“纯粹消费者意愿”――为了少数人的消费水平迅速与欧美日接轨，在中国
有限的资源和剩余分配中间，他们排斥支持中国本土工农业发展的资源分配要求
，也敌视他们声称准备要代表的“民营资本家阶层”的市场保护要求，结果是他
们利益最大化方向与几乎所有的阶层的利益都处于矛盾状态，长期保持着美国奴
隶主和德国容克地主那样的“坚决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偏执心态。如果主流经济
学家把这样的偏执心态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由主流变成非主流的日子就不会很远
了。
二○○四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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