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刊文公开叫板土地改革
《炎黄春秋》在2006年第8期发表署名何某的《“土地改革法”的夭折》文章，以批“左”为幌子，捏造歪曲史实，公开叫板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
作者以亲历的身份谓，1950年湖南邵阳地区前段土改本来是按照《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等文件部署实施，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因为贯彻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 “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导致了“《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致使土改变成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血琳琳”到什么程度呢？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
总之一句话，“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死人不计其数”。
该文高标“和平”，拜读之后感受到的却是凛凛杀气，矛头所向，何止土改。
一，何文打着批左的幌子，否定的是整个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这是何文的基本主题。何某在文中所不吝笔墨大肆渲染的“野蛮和残暴”“血琳琳”的历史，都是因为“反对和平土改”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群众运动的“原罪”，乃是精英的赋予。其实，共产党就是靠“群众运动”吃饭的，搞革命那一样离得开“群众运动”，这是他的阶级本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土八路”的天然优势，是“泥腿子”战胜强势“大人老爷”的法宝。土地改革，即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乃是中国民主革命反封建的基本任务，“十年内战”通常就称“土地革命”，从1927年起，共产党人用32年的残酷斗争，几百万人的鲜血生命，推翻了黄世仁们的政权，才取得了“土改”的权力。这是前提，而将这个权力付诸实现，也不能离开群众斗争。以土改为标志，是农村阶级关系的天翻地覆，靠自上而下的“恩赐”即所谓“和平土改”是实现不了的。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枷锁，农民阶级“翻身”站起来，谈何容易！年轻朋友未曾亲历，不妨读读《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红色经典，就可对当年地主老财的声威及 “发动群众”的艰难领会一二了，《暴风骤雨》主要人物赵玉林就是土改中的牺牲者之一。即以邵阳地区而论，“土改不仅遭到因朝鲜战争爆发早就蠢蠢欲动的地主的强烈反抗，而且匪特活动十分猖獗，仅1950年就有几十名干部、群众被他们杀害，武冈县的匪特甚至4次攻打区、乡政府” 。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序言中说得很明确：“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何文谈及胡序，但为什么不见这么一句关键的话呢？即使今天，这段话依然是经典，它仍然代表共产党人对土改运动的立场。
何文以标榜“和平土改”为名将发动群众诬为“暴力土改”，从而对整个土改运进行否定。由此可见，他所谓“反左”云云纯粹是幌子，它否定和诅咒的是土地改革运动本身。
二，何文由否定土改入手，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回首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到，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自毁国家法律，是在反民主法治、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了严重的一步。这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
“上述这些暴行，哪有一点像20世纪后半叶一个文明国家执政党所领导的作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恐怖、草菅人命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人为的灾难！而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暴行也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
“1953年全国土改刚完成，同年冬开始，便相继实行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从此发端，不几年就固定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至今仍在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到1956年，农民手里的土地所有权被他们极不情愿的“合作化”彻底化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大跃进”和“公社化”，无一不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倒退性灾难，而且愈到后来破坏愈大，灾难愈重。”
又是“反民主法制、反人道、反科学”，又是“异化为禽兽”，又是“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无一不是破坏生产力的倒退灾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半个多世纪的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斗争，千百万人的生命鲜血代价换来的“站起来了”，就这么几句话轻松地打发了！
这是批判土改中的左倾吗？
这样毫无理性的文字，如果是出现在“民运”、“亚洲自由之声”上，倒是不难理解。令人费解的是，他今日堂而皇之的见之于中国大陆的官方刊物《炎黄春秋》上——岂非咄咄怪事！
西方世界尽管与我们的立场不同，但他们中稍有良知的学者，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也都给以充分的肯定，也很少有这样粗蛮横暴横暴一笔抹杀的。也真如鲁迅所说，奴才之于造反奴隶，比主子要凶狠得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在阶级斗争“休克”的背后，闪烁着阴森森刀光剑影。在 “妥协”“光荣”等优美旋律伴奏中，不时可以听到磨刀霍霍声，真有点惊心动魄之感。——“居安思危”，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决非耸人听闻！
三，该文为攻击毛泽东不择手段地歪曲历史。
该文有一个文眼：邵阳地区的土改本来遵照“《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的精神顺利进行，只是1950年12月突然“党中央突然下达了根据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此后正确路线“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才造成这一段“残暴野蛮“血淋淋的历史”。
“一部庄严的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法律，连同其民主法治思想和将阶级斗争纳入法治轨道的尝试，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这是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毁法的严重事件，也是获取“无法无天”权力的一个突破。“和尚打伞”的角色在1950年就登上舞台了。”
“这表明，《土地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一些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妖魔化毛泽东，一方面是方兴未艾的毛泽东热在持续升温。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它的实质将会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毛泽东生前身后的风风雨雨告诉人们，无论谁，只要他要颠倒历史、否定革命、崇洋卖国、颠覆社会主义、劫掠人民大众、为暴发户张目，他都要把毛泽东打入地狱；而劳动大众的抗争，总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何文一根棍子横扫五十年，最终把一切罪过都归结到毛泽东的头上，简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了。遗憾的是，何文激情有余而论证苍白，用他们爱用的棍子回敬，叫做“文革大字报式”，可惜连拙劣的大字报都不如。随意篡改历史，不顾起码逻辑，它的引人注目的刊出，只能说明“政治标准第一”。
比如：
其一，何文武断地将“和平土改”认定为“正确路线”，将整个土改诬为“暴力土改”，是“血琳琳历史”。如果说这是他个人的政见也倒罢了，如果把这的“结论”强加给党史，未免好笑。
其二，硬将“和平土改”定为依法土改，发动群众打成“暴力土改”，这都蛮横逻辑。
其三，何文将“和平土改”的“正确路线”安在刘少奇的名下，将“暴力土改”的“极左”“血腥”路线强加在毛泽东的头上，篡改编造历史太觉随意。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完成反封建的一个标志，“十年内战”通常也称作“土地革命”，国共联合抗战是以放弃“土改”实行“二五减租”为前提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前国性的土改也就提上日程。因为是基本的革命目标，所以中共极其慎重。政策的制订与运动的推开，俱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行事，诸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集中”等的认识路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从几十年的斗争中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正确路线。尽管在具体实践中会有一定的偏差，但那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形成全局性的路线倾向。这是基本历史事实，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反对土改是个人的“自由”，打着“反左”旗号说整个土改是路线错误，在逻辑上说不过去。
所以，说毛与刘在土改中代表两条路线，刘对毛错，不过是作者“心造的幻影”。中国精英给毛泽东定的罪名之一叫作“路线斗争扩大化”，似乎过去的路线斗争都是毛泽东人为制造，用以整人的。如今，“扩大化”已经不够了，历史已经颠倒过来，该让毛泽东代表错误路线了。如果说毛泽东没收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对私改造”都是亵渎破坏了“私产神圣”，是“反人道”破坏“人权”，虽然立场对立但在逻辑上倒是能够言之成理；像何文如此这般的批毛，未免太不高明——如果用他们的话语回敬，说是“路线斗争扩大化”，倒是十分贴切。
在土改过程中是有过局部的、短暂的偏向，但那不能问责于毛泽东。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延安之时起，中央常委即一分为二，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和朱德赴河北成立中央工委，而土改的工作就是由以少奇为首的工委领导的。
纵览一下土改运动的进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土地问题的指示》，算是启动。1947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大解放区又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了实行《土地法大纲》的补充条例，随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高潮。针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任弼时同志经过对晋绥地区的充分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亲笔批示：“弼时同志的研究很重要，建议弼时亲自去西柏坡一趟，纠 正这个问题。”1947年12月任弼时抵 达西柏坡，在与刘少奇、朱德同志交换意见后，于1948年1月正式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分析土地改地中发生“左”倾错 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中央当即把这个讲 话作为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并迅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篇讲话在使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 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更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成熟。
随着土改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局部出现了或“左”或右的偏向，1950年12月6日中央向有关中央局转发了中南局关于武昌土改试验通报的通知，指出中南局所说“和平分田”思想等是“一种偏向。望注意你区有无此种偏向并予以阻止和纠正”。12月9日中央又提醒华东局注意“有无此种倾向，如有此种倾向，应注意纠正“。与此同时，中央也多次提醒各地要反对违反政策的“急性土改”倾向——防止“和平土改”偏向的指示，还是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呢。
《毛泽东文选》第5卷324页上有白纸黑字：毛泽东在1949年8月10日致华中局的电报中就曾明令要求：“在南方及其它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
下面一段文字可以概括建国后制订《土地法》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前后的情形，录供生疏的网友一读。
1950年6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有关方针政策，号召各界人士同情农民、帮助农民、支持土地改革。对于中共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大部分民主人士在讨论中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不少人流露出“和平土改”的主张。认为“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甚至还有人对土改抱有抵触情绪，说什么：“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江南无封建”。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曾一度表现附和与共鸣。
为了统一认识，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学习，不少民主人士提高了认识，表示要为圆满地完成土地制度改革而努力奋斗。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表示说：“我下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毛泽东在会上致了闭幕词，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还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们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就是正确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些话，不仅对党外朋友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鞭策，对统一战线工作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政协会议后，各民主党派都发布了拥护、支持土改运动的指示和决议。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还组织部分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参加、参观土改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受到考验和教育。
《炎黄春秋》的这篇宏文值得关注，它有着非同一般的警示作用。过去讲“变天账”，在下听起来也曾觉得是套话，耸人听闻令人生厌。不过，从半个世纪后的风云变幻看，这话儿还真不是无中生有。杨白劳和刘文彩的“重新审视”早已提上日程。 “杨白劳欠债还钱是法制”，只有靠黄世仁“扶贫”或靠喜儿“傍大款”才是“人间正道”，这都是“创新”和“解放”。为刘文彩们翻案、评功摆好以及“修复故居”的声势风头正健。先是大陆有翻案小说，近期香港又有电视连续剧和影碟。在《刘文彩真相》重见天日时，香港的一位著名主持人公然宣称：“今天时代昌明，我们地主阶级也应该适当算算变天帐了！”在东欧，由国家给“刘文彩”们“落实政策”，发还庄园或补偿“暴民革命”造成的损失，如张维迎博士所说“物归原主”，早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按照“自由”精英设计的路线“深化”下去，真真是要“地覆天翻慨而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