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叶劲松：阶级、宗教、人民与价值体系
看到了叶劲松先生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的要与我商榷的文章，我非常感谢叶先生的关心与批评，当然也非常乐意答复叶先生，通过互相交流，可以进一步澄清思想。
我反复看了叶先生的文章，概括起来说，叶先生在三个问题上与我有不同看法，一是阶级，他认为我是超阶级看待问题；二是宗教，他认为我把麻醉人民的鸦片当成了人类应当遵守的法则；三是人民，他认为人民在我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遭到忽视乃至粗暴的诋毁。
虽然我对叶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做法感到钦佩，但我也必须指出，叶先生不过是株守着马克思的词句，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能正确地理解当前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拿不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案。而我的关于价值体系的理论，我要说它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则有些自吹自擂。所以我就不说了，只从对价值体系的思考的基础上，就叶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谈点看法，希望叶先生能理解。
一、价值冲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价值体系不同的人会发生矛盾斗争，但这种斗争还不就是阶级斗争，两口子吵架，父母与子女的矛盾，说不上是哪个阶级与哪个阶级的斗争。同时用原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无法解释党内出现的斗争，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本来是出身贫苦并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人，怎么会成了资产阶级呢？理论应当能解释这些新事实，才是科学的理论。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首先，阶级斗争类似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这是私利的斗争，并不是价值冲突。只有私有者之间才会出现阶级斗争，在彼此对立的阶级之间，价值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鲁迅所说的，奴才做了主子，是不会废去老爷的称呼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打下江山后，照样摆当皇帝的谱；一个穷小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靠自己的辛勤奋斗，也有可能挣下一点资本，他当上了老板后依然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依然是资本的人格化，依然要剥削工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无论人们如何拼命争抢，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改变不了社会的性质，也提高不了自身的人格发展水平，所改变的只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地位。因而从总体上来说，阶级斗争是发生在同一个价值水平上的冲突。
其次，价值冲突是超越阶级界限的。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会出现价值冲突，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内部也会出现修正主义。处在不同阶级地位上的人们，会由于价值体系的一致而团结一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配合默契，正是由于在他的意识深处与西方的价值体系是一致的；有许许多多出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对西方国家羡慕得不得了，趋之若鹜，其原因也在于他们的价值体系与西方文化环境的一致，西方是他们的精神家园。阶级斗争产生于对私利的争夺，价值冲突则产生于对私利的不同理解。共产党人的私利是将全人类的利益都包括在内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种新的理解虽然是观念性的东西，但它却会动摇旧的社会秩序，所以，价值冲突是更深层次的冲突，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都很注意维护其价值体系，对于异端学说的镇压甚至比被压迫阶级的造反还要更严厉。
其三，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既是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是价值体系的冲突。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虽然与资产阶级站在同一个社会基础上，但在精神上却是超越了旧的价值体系的。但必须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有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引导。如果没有这种引导，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形成改造旧世界的强大力量，建立起与新的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新制度，工人阶级就摆不脱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的命运，不管他们在这个制度中如何奋斗，终究是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中活动，其所能达到的结果不过是工资高一些，休息日长一些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是旧制度的奴隶，同资产阶级一样在精神上摆不脱旧的统治关系的束缚，依然是维护旧制度的一种力量。就像宋江起义一样，他本来就摆不脱封建制度的精神束缚，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只不过是把他对封建统治关系的崇拜确定为起义军的共同的崇拜，这一改便决定了起义军的归宿。这就像当今某些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盲从迷信一样，由于没有能力摆脱旧制度的精神束缚，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实践中运用和驾驭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只能是被价值规律牵住了鼻子。
其四，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不是为了把阶级维持下去，而是为了消灭阶级。在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价值体系的冲突是本质，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把统治权夺过来，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新社会，通过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也就消除了阶级分化所赖以产生的价值体系，从而把社会引向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因而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坚持用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从而彻底清除阶级分化所赖以产生的根源，阶级斗争就会重新出现。苏联人当年不明白这个道理，唱一些“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全人类的价值”等等大而无当的高调，在实质上纵容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发展，结果却不仅未能实现“全人类的价值”，反而使阶级分化重新形成并日益尖锐起来，最终把已建成的社会主义政权也搞垮了。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价值体系是阶级对立的溶解剂，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则是阶级对立所赖以产生的温床。
二、关于宗教是鸦片还是新社会的法则
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有一个矛盾，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天理与人欲，等等，都是这一矛盾的不同的表述方式。他们分别代表着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两者都是历史进步的牵引力，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对更好的物质生活的追求，驱使着人们去改造自然，征服世界，正如恩格斯所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仅仅有这一种力还不够，人类是一种社会生物，他的个人需要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满足，他的发展也必须在社会中才有可能。社会整体利益对于他的个人利益来说，也是一个客观需要。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发展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前一种需要是人的天生的本能，生下来就会，而后一种需要不能说在人的本能中一点地位也没有，但毕竟微弱得很，这个需要也必须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有那么一个元典时代，这是人类整体意识的首次觉醒，出现了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基督、穆罕默德等伟大人物。他们代表着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牵引着人性向上发展。为什么历经两千年，经历了无数变故，也曾被人用来谋私，也曾僵化落后，也曾被其不肖了弟引入极端，造成许多灾难不幸，但他们依然如同凤凰涅槃一样一次又一次在烈火中获得新生，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植根于人的生存需要之中。
因而历史就有两个动力，一个是人性向上进化的力，一个是人性向外扩张的力，这是一个两驾马车，两匹马必须协调好，社会才能稳定，历史才能进步。但是两千年来一直没有协调得很好，两匹马老是闹矛盾，所以社会就一直在跌跌撞撞地向前发展着。而要想让社会稳定进步，就必须在两匹马的协调上下功夫，把两匹马统一成一匹马。马克思把这两种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关系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P120）百川东到海，各种政治学说，归根到底还是要汇聚到老马这里，人类的成熟，为万世开太平，必须以这里为起点。
我们现在是以老马为起点，但老马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也还有一个起点，在他出现之前的几千年里，社会也还要运转，也就还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把社会组织起来。那用什么呢？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没出现，所以宗教就依然有它的历史地位，就算是马克思说它是鸦片，也只是为了使社会发展摆脱宗教的束缚，为了克服宗教。
正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程度不同的区别一样，人们对宗教学说的理解也有一个水平高低不同的区别，有的人能掌握精髓，有的人则只能掌握皮毛，有的人则不过是借以谋私。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一切都混和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对宗教一概否定。自己笨蛋就查找自己的责任，别把责任推到几千年前的古人身上。宗教的精髓还是有价值的，各位宗教大师们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是人类整体意识的第一次觉醒，这个东西是不能否定的，马克思也不过是人类的这些伟大导师的继承人罢了。
三、关于人民
很多人对人民这个词都怀有一种天真的态度，他们相信，当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生活水平进入小康以后，当教育普及提高、各种文化生活大大丰富之后，人民的素质就会大大地提高，人们普遍地能够跳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能够理性地从人类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决定自己的行动。
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生活在有着各种理想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中的美国人民不是素质更高更为理性了，反而是更为狭隘、肤浅，更自私自利、自以为是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也差不多，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物质已经相当丰富，GDP也翻了好几番，应当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了吧，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退化了，这些年来一直在喊着“滑坡”，衣食足了也没有知荣辱，以至于总书记还要出面倡导“八荣八耻”。这个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问题出在哪里？能否找到一个能够与现实存在和历史事实相一致的理论？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关于价值体系问题的研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价值体系是社会运行的序参量，对于个人来说，也同样起着序参量的作用。历史的进步过程是价值体系的演化进步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也同样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进步过程。处在不同阶段的人，由于价值体系的不同，人的实践是不同的；如果坚持着丛林法则的人在社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则社会必然地指向资本主义。所以西方人便可通过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群众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
这里的关键是，人的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便会保持固有的模式，它会锁定人的行为模式，尽管外部环境变化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式，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带着满脑袋的奇情怪想去和风车决斗。价值体系不是一个想换就脱的衣服，而某种融化在血液中的东西，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中间有一个艰苦的脱胎换骨式的转换过程，这便是毛主席所说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习惯了丛林法则的人也会坚守自己的行为模式，因此美国的生产力很发达，却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美国人民已经沿着丛林法则走得太远，成了单向度的人，缺少了对另一种更高级的生活的想象力和追求，被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了。
然而正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蔓延，反而暴露了它的弊端，虽然很多人在其控制下不能觉悟，但也毕竟还有一些思想活跃、特别敏感的人能发现问题：在一种低水平的偏狭的价值体系的控制下，没有人能生活幸福。穷人生活不幸福，富人生活也不幸福。于是人们便觉悟过来，自觉地追求着新生活的人们，经历了迷茫痛苦的考验，终究会找到进入新制度的大门，于是我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便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并不是存在着一种像钟表一样运行着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人们自身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则又取决于人性的发展水平，我们之所以相信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那是因为我们对人性的进步怀有坚定的信仰。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过程。有的人意识到了这个过程而自觉地完成，而另外则有人意识不到这个过程，于是便会对别人的转换过程产生反感，甚至坚决反对。这种反对有些是出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出发，他们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但也还有一些人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可维护，只不过是因为其个性发展的不充分，没有能力超越丛林法则，他们无法想象一种新生活，于是就本能地拒斥这种生活，并力图把别人也拉到自己的水平上。对这样的人来说，所谓民主，也不过是坚持自己的狭隘价值体系的借口。他不知道新的价值体系所能带来的光荣，也不知道庸俗的价值体系所能带来的耻辱，党中央倡导荣耻观也撼不动其内在的价值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人民是多么伟大，是什么历史动力等等，这些空话是没什么用处的，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当苏联垮台的时候，人民干什么去了？如果没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人就只能是旧制度的基础，他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后来通货膨胀了，人均寿命下降了，生产力一下倒退了几十年，他们才发现自己轻率地丢掉了那最宝贵的东西，但想反悔却也晚了。历史没有后悔药。
要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那就要按毛主席说的做：“所有的人都要改造。”如果某些人没有闻道，就算是戴个“人民”的帽子又该如何呢？无非是处于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地位，如果他侥幸地在社会中折腾出了名堂，上升到上等人的地位，于是便有条件去侮辱和损害别的“人民”，角色虽然变化了，但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斗争却仍然存在，历史在周而复始的轮回中反复折腾，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甚至趋向于毁灭。我说的这些不能算“诋毁”吧？
所以我就认为，能否闻道，这是核心问题。如果要想闻道，那就只有一条路，向那些真正的闻道者学习，沿着他们所开拓的方向，登堂入室，进入人生的新境界。别的还有什么办法呢？除非他是生而知之的天才。
总之，我对叶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表示钦佩，但我认为，要正确认识和解答现实的问题，仅有忠诚是不够的，光会记住一些现成的教条也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