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私有化“神话”

[美]迈克尔•赫德森 著 李春兰 摘译　

    2007年1月26日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美国著名金融理论家迈克尔•赫德森题为《私有化的神话与现实》的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所掀起的私有化浪潮是对几百年来的进步经济学的颠覆，它所宣称的种种关于私有化的好处只是一种神话，是金融食利阶层的谎言，作者列举了十二组关于私有化的神话和现实的对照，非常具有说服力。其中作者提到，美国医疗卫生私有化较严重，但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均寿命差不多是最低的，而美国国民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却是最多的。这对于中国拟议中的医疗体制改革有参考价值。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启蒙运动和经典经济学的精神被逆转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开支的逻辑是使基本服务价格最低化。一百多年以前，美国最有声望的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第一个经济学教授西蒙•派顿把公共基础设施视为劳工、资本、土地之外的“第四个”特别的生产要素。在“不加重负担类税收” 政策下，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的收益不会直接以利润的形式呈现，而是在经济体整体价格水平的下降中反映出来。派顿指出，当把税收用于国内条件的改善而不是战争和其他非生产性的开支时，它就是不加重负担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降低生产、分配和生活成本，能使经济更有竞争力：增加获利机会，提高真实工资水平。
    政府对公有企业的投资的基本作用是降低成本，尤其是使经济租金最小化。派顿指出，伊利运河的修建从东部的本土生产者那里抢走了位置租金。例如，来自西部的竞争使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价格下跌，这样人们就能买到低价农作物。派顿还指出，在城市也一样，公共交通降低了城市中心地区的房产价格，并因此降低了位置租金。
    政府支出的现代反对者们公开把税收指责为无谓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是军事主义的并且其在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上很消极，” 派顿解释道，“那它就是个财富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军事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是个纯粹的负担，但“在工业社会，税收的目标” 是通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私有者的租金来“增进工业繁荣”。政府开支将从用于发动战争转向用于公共事业投资。
    这一学说鼓励了美国政府开发运河、修建铁路、创建邮局以及兴办公共教育这些形式的基础设施。“公园、下水道和学校促进了所有生产性阶层的健康，提升了他们的智力，并因此使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廉价的商品、同时在他国市场中更有竞争力”，派顿总结道。“如果法院、邮局、公园、煤气厂和水厂、街道、河流和港口治理，以及其他公有事业不能增进社会的繁荣，政府就不会主持这些项目。就像所有的私营企业一样，它们应该生产剩余，不过，它们是为整个经济体生产剩余，它是通过以最低的价格提供基本服务来生产剩余。”
    总而言之，经典经济学家在100年前的著作中就预测——并主张——政府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包括港口、运河和铁路在内的运输网络以及其他诸如电力和天然气设施、广播传输和通讯系统形式的自然垄断行业，其建造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大多数国家都将其控制在政府手里。即使像美国一样当国家把这些行业委托给私有企业经营时，这些企业也要受到强大的公共调控部门的严密监管。
    为什么经济体拒绝使之更有竞争力的政策？原因是私人投资者有短期的自我利益。尤其对于金融部门来说，攫取的基础设施能提供用来产生资本收益的垄断收入流。每一次新的资产价格收益流都成为抬高这些垄断行业股价的机会——这是一个把增加的额外收费加进全社会正常商业成本的过程，而这个附带收费就是金融机构的收入流。
    调节系统尚未就位时进行的私有化使金融操控、债券融资和逃税可以不受控制。这些攫取到垄断公司的资本为了逃税，更多地使用国外的离岸银行，结果迫使政府把税收负担转移到了劳工身上。
    启蒙运动的伦理哲学的本质是劳动价值论。人人都有支配自己身体和劳动价值的权利，同时也有支配他们的创造物的权利——但不应该拥有垄断权。任何一种不能算为劳动力和企业报酬的收入都被认为是经济租金——价格高于实际价值的部分。以金融费用、掺水成本和经济租金形式存在的价格要素不属于实际必需的生产成本，而更多地源于法律规定，因此是制度的产物。
    由于接受良好教育、食住无忧的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更高，因此高工资经济学说主张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所需的支出，因为它能通过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生产力实现自我补偿。低工资的体力劳动已开始过时，被工业革命的技术要求所淘汰。
    为了用免费午餐提高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政府的主要征税对象是最富裕阶层。在财政平衡表的开支一栏，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福利项目都是从税收总收入中支出的。根据财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说，这些税收主要应来自高收入阶层。这个累进税哲学是从古希腊、罗马到整个欧洲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明的惯例。宗教的和世俗的伦理哲学也都认可了这一道德规范。
    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就已经出现了一场逆转启蒙运动和经典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反革命。自1980年以来，政府就开始一反他们传统上的对公有企业的重视。财政政策的新目标是使利息和资本收益最大化。在19世纪食利者的金融和租金收益被视为封建主义的附带剥削并被政府试图通过重税将其消灭。但是今天政府对之实行一种递减的税收政策。
    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家推动的，目的是瓦解俄罗斯的工业力量——并以此消除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作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私有化成为冷战的终结者。原苏联国家见证了它们的公有资产在无序的劫掠中被卖给了红色局长以及其他内部人员，而他们则一转手把主要股份卖给了西方买主。
    华盛顿共识同时把阶级战争引入国际商业中。处于权力顶峰的金融资本除了使工业资本与劳工相互反对外，还接管了工业以及通过外包裁减劳动力。除了当前的收入，他们还获得资产所有权、资本收益和税收减免。剥削劳动力的模式也转换成控制工人强制缴纳的退休储蓄、社会保障金和健康保险。
    私有化已存在四千年了。但由于它与能实现技术的长期进步和生活水平的长期提高的经济学说对立，它不能够从经济哲学那里获得合法性。通过把社会分化成债权人及其债务人，金融力量不断增长，产生了一种主张政府权力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它强迫政府出售公有资产。
    像前面所提到的，私有部门的金融计划的目的与国有部门有很大不同。政府负责长期发展计划；而金融部门则臭名昭著地只是追求短期利益。金融计划者的目的在于抽取利息并为金融交易（“资本”）收益创造机会。在冷战的背景下，这恰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吻合。果然，苏联让美国政府的冷战战士控制了它的金融和经济系统。
    原苏联经济体的私有化是由西方国家政府指导实施的，当然它用于打败冷战军事竞争对手，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从1991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特另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苏联的重组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步就是花光国内储蓄。这为亏本出售公用资产奠定了基础。惟一可能的买主就是那些从政府手里赊购这些企业的人（现在拿走财产，以后付钱），或是外国购买者。
    主要的私有化买主是政府内部人员和国家官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地提出“条件”，迫使这些国家开始出售它们的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公共财产，以便获得贷款资格，从而避免它们的货币在不断增多的袭击面前破产。
    因此，这把我们又带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这波私有化产生了权力精英，他们的家族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控制他们所在的社会，就像封建时代的欧洲征服者影响以后的发展一样。

                                  神话和现实

    神话：私有化引导管理者们通过提高生产力、削减成本和发展市场来增加利润。
    现实：大部分被私有化的企业都是自然垄断部门，而不是制造厂。垄断收益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租金主要来自物权，这使其所有者能像地主收地租一样收取使用费。这些使用权是合法所得和特权，并且不存在直接生产成本。市场被锁定为依赖垄断，而不是发展。
    神话：私有化把社会从中央计划和管理定价中解放出来，中央计划的价格管制使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交通、电力、水、通讯、广播和电视光谱效率低下，并提高了商业价格。
    事实：私有化导致大型的金融机构而不是公共部门成为新的中央计划的实施者。但是后者的目标是更多更快地生产金钱，而不是全社会的长期福利，并且后者并不一定提高生产力。
    神话：公有企业应该像寻求利润的公司一样使收入最大化，同时使成本最小化。
    事实：公有企业收入最大化通常意味着提高基础服务价格，而基础服务价格的提高又会提高生活和商业成本。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传统区别就是公有企业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的成本，而不是创造更多的利润。
    私有化提高成本的方式有很多种。在管理方面，甚至当管理人员与以前相比没有发生变化时，也要支付给他们更高的费用。管理者也期望拥有更大的股权。这就引导他们以能够提高股票价格的方式经营企业。
    这些购买者会计算这些企业私有化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并以此从银行家和债券持有者那里获得购买这个企业的贷款。当私有化后公司服务的价格和收入上升后，这个公司就会变成价格更高的资本，为金融资本和公司高层管理者创造资本收益。
    政府不再能获得它以前作为基础服务的提供者所收取的使用费。政府剩下的唯一税源就是征收消费税或增值税，这些税会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的价格，导致人民进一步的贫困化。
    神话：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
    现实：当经济学家们谈论更“高效” 时，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公有和私有企业有效率的方式是一样的吗？事实是，公共设施一直以来都服务于长期目标，从长期来说，它也很可能是有效率的，而私人企业的服务目标却越来越短期，尤其是被金融化以后。私有化只能说使金融部门在短期内受了益，它只是从这方面说是有效率的，但是如果以整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标准衡量，它就不一定是有效率的。
    公用企业不能经营得像私有企业一样有效率或更有效率这种观点是没有内在根据的。确实没有迹象表明私人公司的管理比公有公司的管理需要的官僚机构更少。比如美国完全商业化运作的健康维持组织（HMOS）就是一例。它大量增加中间管理层如律师和财务工程师，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那些最需要卫生保健和医疗保险的人得到这些服务，因此在发达国家中，主要依靠商业化运作的美国医疗机构给国民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最差的，它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是最低的，但是美国国民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却是最多的。
    神话：尽管利息和其他金融费用提高了成本，但由于债务与股本比的提高能“创造财富”，所以利息和其他金融费用也能增加股本回报率。
    现实：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使企业的利润流变成了给债权人的金融收益。结果是收入没以资本的形式用于资助新的生产性投资，反而被支付给了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又以现存资产来收购已经存在的有形资产。这样就提高了企业所欠债务的比率，而没有相应带来生产的增长和债务偿还能力的提高。
    神话：私有化节省了政府开支，能使政府降低税率。
    现实：出售公有企业使这些天然垄断部门的使用费流到私人投资者而非政府手里。这些使用费的提高使整个经济体向金融资本和垄断企业的管理者支付了更多的钱。
    神话：政府的财产私有化是在合理的价格下进行。这使政府能用这个收入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现实：就像在过去大约一年里这些企业的实际市值水平所显示的，大部分私有化都是以远低于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的。很多私有化实际上就是赠送。
    神话：私有化能使产出最大化，能惠及所有人。
    现实：通过使财富所有权两极分化以及鼓励寻租，私有化从整个经济体中抽取利益。它也增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后者把经济力量转化成政治杠杆，从而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修改税法和其他公共政策。这种法律就更偏向于鼓励短期的金融投机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神话：如果私人管理者获得了资本收益，那是由于他们高效的管理。
    现实：“效率”通常是指把收入流通过金融化变成付给那些收购这些企业的债权人的利息。在短时间内就得到的这些横财即所谓“资本”收益往往是免费的午餐而非出于生产性企业的创造。
    房地产已成为很多出售的关键。在英国，国家马车公司通过把它所购买的位于市中心的第一条公交线中转站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并用这一资产价格的收益偿还他购买该线路时所借的钱。这样，他们什么都没有花就得到了实际的公交运营权。但是当新的关注点在于获利性而不在于服务的平等时，客源少的线路的公交服务就被取消了。
    神话：私有化是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发展的顶峰。
    现实：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理想是补偿劳动和资本的直接生产成本，使以经济租金形式出现的“免费午餐” 这样的横财最小化。通过提供垄断收益以及其他经济租金，私有化逆转了几百年来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
    神话：私有化使社会摆脱奴役之路。
    现实：历史上的奴隶制是这样产生的：在金融上两极分化，把所有权集中在社会金字塔的上层，从而可以夺走罗马的经济剩余，导致城市和农村发展受到抑制。罗马的债务和财产的运作机制与当今的债务和财产的运作状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神话：私有化使公共部门的工资与私人部门相一致。
    现实：对劳动和管理来说，这条原则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公有企业的管理者试图大大增加他们的收入并且自己也拥有股权。鉴于私有化时首次公开募股时股价价格大大被低估，所以他们获得的资本收益远远大于他们的实际工资。与此相对比的是，私有化对于劳工通常意味着劳工力量被打垮，尤其是通过外包。由于没有工会保护，劳工的工资减少了四分之一。非工资形式的收益（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假期以及工作场所的安全）也相应下滑。
    因此，私有化已成为推动管理人员和员工、财富所有者和挣工资者之间两极分化的主要杠杆。为了对此进行论证，私有化者做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假设。一方面，管理者声称他们的报酬应该比以前所有人都要多，从而“激励”他们为股东赚更多的钱并且“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从而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以便使收支平衡，避免债务。

                                 有没有出路呢？

    最明显的回答就是让前苏东国家的劳工和工业有竞争力，这样它就能恢复它在旧苏联时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研究和技术领先地位。
    使经济更有竞争力的方式有三种：（1）降低对劳工和创造性资本的税收。（2）像主要的工业国家那样以成本价甚至是补贴价提供基本设施服务。这些基础设施的成本涵盖能源以及其他基本设施，同时也包括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3）使个人预算支出的主要部分——居住成本最低化。
    在现行制度下，商业以及雇员税收负担沉重，同时需要支付的住房、办公空间以及垄断的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如果主要对土地租金和经济租金征税，这些税会被国家用于降低建筑价格以及由自然垄断行业提供的服务的成本。
    由于一个世纪以来建设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提供了能够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高等教育等其他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芬兰和瑞典已经有能力支撑高额所得税，并维持虽不惊人但也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长。
    根据加入欧盟的条件，公共预算赤字不能超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如果把资本投资视为公共预算赤字的一部分而把政府束缚住，东欧国家又如何能追赶得上呢？波罗的海国家通过实行欧元失去了他们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政府需要税收收入。问题在于，最佳的税收来源是什么？甚至连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撒切尔夫人的前顾问——帕特里克•明弗特这样的货币主义者都承认亨利•乔治提出的物业税是负担最轻的税，因为它没有提高价格水平。
    政府每征收一百万的物业资产增值税，它就会减少征收相等数量的劳动和商业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税。这样，政府并没有用计划干涉企业，而是使企业减少了负担。
    “租金税”是经典经济学讨论的中心。它是启蒙运动的伦理目标，也是从 20世纪 30年代的美国新政到1945年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改革的基础。
    对于前苏东国家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并重新取得领先地位是相当容易的。我认识到很多前苏东国家经济学家都认为他们的经济是有竞争力的。因为大家能赚到钱、不动产价格在上升，而且我们身边处处都是繁荣和建设的景象。但潜在的模式并不稳固。它没有区分正常商业投资和额外经济负担的不同。
    远离新自由主义的情形已开始出现。很多前苏东国家的商人、政治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甚至连银行家和律师也已开始明白这一悲剧性的漏洞百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瓦解。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金融角度观察税收政策。从长期来看，金融债务的压力会压垮技术革新的潜力。支付给吃租的食利阶层的租金如此巨大，它将污染这个经济环境，扼杀能够促进新技术利用的新投资。而且税源的减少使政府紧缩开支，阻止政府为传播技术建造所需的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