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我国目前阶级斗争的状况

  既然存在阶级，当然也就必然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说自明的道理。但是，也和讳言阶级一样，人们也讳言阶级斗争。然而，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否定不了的。实际上，中央在1981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纲里也宣布：“在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扩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21p182后来他又说，“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21p370而在1989年6月总结“六四风波”的教训时，他还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11p305直到1993年9月16日，他在和他弟弟邓垦谈话时又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12p1364邓小平的这些话反映了他在晚年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心，也是他交给后人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切不可以低估这些话的巨大意义。

现在要问，阶级斗争在目前究竟有哪些表现呢？以我肤浅的认识，我认为，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状况的变化而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首先，在经济领域。这里既包括在生产领域资产阶级为了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对职工采取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克扣和拖欠工资等行为，也包括工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抗争；既包括资产阶级在市场上与国有企业为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所施展的种种手段，也包括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对其不正当行为所进行的斗争；既包括资产阶级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种种不法行为，以及为侵蚀国家资产对国家干部行贿送礼拉拢收买的种种行为，也包括国家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这些不法行为所进行的斗争。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是经常的，大量的，人们往往因为司空见惯，不把它当做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是，它恰恰是每日每时都实实在在进行着的阶级斗争。

第二，在政治领域。经济斗争必然要发展为政治斗争。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政治斗争的主要表现，一个是走什么道路，——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说，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再一个是争夺政治上的领导权。这两个问题表现在改革开放上，是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尖锐对立。当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实际上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两种不同改革开放观的对立：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而有些人却提出了“民营化”（这不过是“私有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实质上是要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抽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什么？为了在这个道路之争中取得胜利，就必然要争夺政治上的领导权。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有一份材料说，“某些私营企业大户认为；现在是官商结合的又一个时代，企业要想蓬勃发展，必须和官方结合起来，而现在的基层政府机关都想搞点额外收入增加机关的费用开支来源，跟我们合作，能使他们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他们提出，“必须与当地的土地爷交朋友”，“无论如何必须（把他们）抓到我们自己手中”，甚至提出“与中央完成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可见其野心之大。这些年，国家机关很多领导干部落马，令人触目惊心，应该说，这和一些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也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积极钻进共产党内部，希图逐步改变共产党的政策并进而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以实现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现在，由于私营企业主中有些人原来就是党员，这几年在私营企业主中新吸收的党员也不少，根据〈中国私营企业年鉴2000年〉的材料，截止到2000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已达到19．8%。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工人农民中的党员的比例，也远远高于总人口中大约5%的比例。22这件事也是很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的。

在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军事斗争，是武力解决问题.。那些过去被推翻的阶级的残余势力，由于不甘心其失败而进行的破坏、分裂和颠覆活动，和我们针对他们所进行的反对破坏、分裂和颠覆活动的斗争，就属于这一类。实际上，我们反对“台独”、反对达赖集团、反对“东突”以及其它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保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我们爱好和平，但也不怕战争。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当然应该随时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用武力解决问题。

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曾在1983年10月12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象、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在也不能容忍了。”11p44邓小平的这一番话是21年前说的，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依我看，现在的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比当年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别的不说，这里单说经济学界的情况。在21年前，虽然经济学界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情况，但是，那还只是少部分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还是大多数。但是，现在的经济学界，处于主流地位的居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以经济学期刊来说，创刊最早（创刊于1955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专业性杂志《经济研究》，在21年前还大量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在今天，居然成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一统天下，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岂非咄咄怪事？！经济学界如此，哲学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也好不了多少，有的甚至还要严重。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被一些人抛在一边，文艺创作远离现实生活，在文艺舞台和影视屏幕上很少看到工农兵的形象，而歌颂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东西却堂而皇之地充斥着我们的舞台和屏幕。“六四”以后，邓小平曾带总结性地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11p324这一深刻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工作，虽然在时间上稍晚晚了一些，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举措，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不过，人们还需警惕，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在新的条件下，还会利用机会，打着创新的旗号，继续兜售他们的私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应该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长期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四、余论: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关系

以上，我们讨论了阶级的概念，讨论了我国目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应该说，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我们只有正确地把握阶级的概念和我国目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 ，才有可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坚持正确的方向，提出正确的措施，采取正确的行动，做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莫衷一是，随波逐流，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就会葬送这个革命的胜利成果。邓小平生前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再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1p210-211他在这次谈话中还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12p1171可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他到晚年仍然坚持这一观点。1993年9月13日在与其弟弟谈话时，他又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个‘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表示小问题。……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12p1363从邓小平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他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所寄予的严重关注和殷切期望。

说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谈的，这就是“以经济建设我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关系问题。现在一般的看法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既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进入和平时期以后针对过去战争时期“以军事为中心”而提出来的。我们先说苏联。我们知道，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经经历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当时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而当战争结束时，斯大林就及时地在1921年提出了新的口号：“一切为了国民经济”。他说，“现在，当我们已经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已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23P72，在我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是在1949年。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由于当时南方尚未解放，他针对北方的情况说，“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24P1428、1429在这方面，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观点也一样。江泽民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说起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要像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那样，全党同志必须贯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25P31显然，“一切为了国民经济”也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好，都是相对于生发大规模战争的情况而言的，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或“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并不矛盾的。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用列宁的话说，“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7P59当然不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丢掉阶级分析法这个武器；而在中国，正是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样，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一切为了国民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和讲阶级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对立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无论是经济、政治领域，还是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都是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在这方面，列宁说，“某一社会中一向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个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26P426他还说，“只要人们海面眼学会透过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26P314列宁的话说得是何等的透彻啊！但是，现在有些人虽然并不一般地反对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却极为反感。其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是阶级分析法的另一种说法。列宁把阶级斗争称为“一条指导性的线索”，“指导性线索”是什么？“纲”也，舍此别无其他解释。实际上，邓小平一再讲“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正是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只不过他没有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说法罢了。

当然，我们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矛盾，认为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我们应该掌握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也决不是要恢复过去那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应该纠正，但是不能把洗澡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这也是显然的道理。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阶级斗争和各项工作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有许多教训的。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同时，曾经讲了这样一段话：“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哪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其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27P1257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对于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未能一贯坚持，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同时，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或“以阶级斗争为纲”时还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毕竟，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阶级矛盾绝大部分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既有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又有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指导，相信是一定能够处理好的。如果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处理好了，我们的改革就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就会得到加强，各方面的积极性就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社会生产力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将更加壮大，整个社会也将更加稳定和繁荣，而我们的伟大目标也就能够更快地实现；否则，改革就会走错方向，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国家就会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通过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总之，就会出现大多数人不愿见到的种种可怕的情景。这不是危言耸听，苏联和东欧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们怎么可以不倍加警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