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宗教

刘仰　

    说宗教，还得从欧洲开始。政教分离之前，基督教主宰一切，直到文艺复兴，提倡个人主义，自由选择信仰，导致了宗教的衰落，从此世俗王权爬上历史舞台。宗教统治曾让欧洲暗无天日，中国人却很幸运，从来没有受过宗教的控制，世俗政权一直普照天下。
    欧洲早期历史上也有一个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纷争的时期，这就是古希腊时期城邦之间的战争，因此，有些人把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起源追溯到斯巴达的军国主义。但是，古希腊城邦的范围相对整个欧洲来说太小了。亚历山大征服的疆域虽然很大，但存在历史短暂，而且主要不是在欧洲内部。罗马帝国的征服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服，因此，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纷争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就古希腊的利益纷争而言，它不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范围广大；罗马的征服不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是同一种文明背景下对等的冲突。因此，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纷争的危害，在欧洲早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中国人则早早从切身体验中意识到这一纷争的危害性，从而形成了对于战争的排斥心理，并成为中国此后2000多年间的文化传统。欧洲由于缺乏这种切肤之痛，因而没有完成摆脱野蛮战争的文明进化。直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它才真正体会了利益冲突的恶果，和平主题成为社会主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欧洲人在21世纪才达到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
    日耳曼人的野蛮入侵，造成罗马帝国的灭亡。此后，基督教成为统治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不管欧洲宗教有多少派别，为了叙述方便，除了特指，本书将所有欧洲宗教统称为基督教。罗马帝国灭亡后，兴起于罗马帝国内部的基督教却在文化上征服了各个野蛮的日耳曼人部落。基督教尽量消除各个民族的差别，不希望产生与宗教统治相对抗的其他力量。基督教思想统一、文明统一的方式，既带有明显的愚民色彩，也带有强烈的武力特征，同时具有一神教所特有的单向融合性和排外性。所谓单向融合性是指，它认为只有自己正确，只能自己融合他人，而不能被他人融合。排外性是指，对于不同的信仰者，要么是歧视，要么是武力民主，如对于犹太教、民主教或其他异教徒。与之相比，中国古代产生了更合理的世俗文化，这一占据统治地位的世俗文化，使得基督教、民主教、犹太教、佛教、道教、拜火教等各种宗教，在中国都能和平共处，并且，各自都能实现自己相应的利益，而不会被外力剥夺。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和欧洲基督教都形成了一种世界主义，中国的世界主义主张和平共处，不同文化自愿融合，而欧洲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则是强制性标准的普世价值。虽然欧洲的宗教统治后来被主权国家取代，但是，它所塑造的欧洲文化心理并没有消失。这也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后500年来最为矛盾的现象。
    由于基督教的统治过于主张清贫生活和思想统一，同时又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文艺复兴的动机，一是摆脱宗教的思想禁锢，二是追求物质满足的享乐生活。当东方的富足成为欧洲榜样的时候，基督教的统治摇摇欲坠。排斥宗教性，提倡世俗享乐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而这一点，在中国早已经完成了。基督教主张人在现实社会要受苦，死后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这一点遭到强烈批判。人文主义代表之一，生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1511年完成了《愚人颂》一书，在猛烈抨击和辛辣讽刺教会之外，还通过愚人之口宣布说：这个世界上，有来源不明的快乐。事实上，这个快乐就是出于人本性的享乐。葡萄牙、西班牙离开欧洲远航，就是从这一物质享乐主义出发，到遥远的东方寻找富足。

    1517年，由德国教士马丁•路德引发一场遍及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欧洲各地对于教会的继续统治已经不抱希望，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那么，有什么权力可以填补教会统治消退后的权力真空？
    还是那个伊拉斯谟，1515年来到西班牙，为西班牙未来的国王--年轻的查理五世写了一本书，名叫《基督教君主制度》。按照这位文艺复兴巨人的设想，教会让出世俗统治权后，其权力真空由君主制来填补。伊拉斯谟的君主制还是在宗教指导之下的，与后来的绝对君主制相比，可以算是绝对神权与绝对王权之间的过渡。西班牙后来也确实按照伊拉斯谟的设想，将王权部分置于宗教之下。不过，西班牙后来的衰落也与此有关。
    在欧洲其他地方，填补权力真空的是更加世俗化的王权。早在1512年，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就写了一本书《君主论》。该书讨论的是意大利城邦之间小君主的权力斗争术，与宗教关系不大。这本书也成为现代政治学的起源。马基雅维利在法国宫廷逗留多年，《君主论》是在他死后出版的。1527年,马基雅维利去世，1532年，《君主论》在意大利出版。1548年，《君主论》第一个译本在法国出版。这本书于1559年被罗马教会列入禁书，其蕴含的力量可见一斑。
    《君主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跨过了伊拉斯谟基督教君主制的界限，直接探讨完全世俗的绝对君主的统治术：这一不受宗教控制的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虽然马基雅维利长期被人批评，但很多启蒙思想家都为他辩护。例如，斯宾诺莎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热爱自由，为保卫自由出谋划策的人。狄德罗、卢梭等人认为马基雅维利假装为国王献策，实际上是为人民献策。《君主论》是一本共和派的书。到了20世纪，有人甚至把马基雅维利当成被统治阶级的解放理论。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主权属于谁。为了从基督教手中获得社会统治权力而出现的国家主权概念，因为对抗基督教神圣性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神圣性。不管是世俗君主专制，还是后来的民主共和，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从未改变。
    1577年，在批判马基雅维利的名义下，法国人让•博丹首次提出了现代意义的独立主权概念。博丹认为，主权是君主不受法律限制的，对臣民的最高权力，是在一个国家中进行最后指挥的绝对权力和永久的权力，因此，主权是永久的、非授权的、不可抛弃的。从法理上说，这种主权概念的合理性是非常可疑的。这一主权概念，首先是为王权服务的，绝对的主权简单等于王权。法国国王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个意思；其次，这一主权是没有约束的，不可挑战的。这种绝对性，其实是对以往绝对神权的反弹，是拒绝神权干涉王权的坚定态度。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当神权再也难以抬头的时候，这种绝对主权把世界带入了疯狂的战国时期。虽然欧洲后来的历史让这一主权受到了内部制约，但在对外关系上，不受约束的绝对主权延续了约400年。
    主权国家概念的出现，是为了对抗基督教会的整体统治。与此同时，追求世俗生活幸福的潮流，使得主权国家在欧洲纷纷出现。因此，在文艺复兴后，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潮流就是专制君主取代宗教统治。然而，彻底抛弃基督教并不容易。虽然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抛弃基督教成为强大的声音，法国甚至建立了一个新的理性教，但基督教还是变换方式生存了下来。其典型就是英国宣布成立国教，英国教会与梵蒂冈脱离关系，受制于英国国王。这一行为的实质，是一种妥协，既保留了宗教习惯，又避免让宗教统治超越国家主权。英国的这一方式与宗教改革之后形成各种各样的新教教派是一致的。事实上，新教教派在统治上并不比梵蒂冈教会更温和、更人性，包括后来成为美国神话之一的清教徒，他们只是想把教会原先的绝对统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英国由于最早并最成功地将宗教置于世俗化的国家主权之下，因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而在欧洲其他地区，新教教派或传统基督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没有像英国一样确立稳定的依附关系，即：独立的宗教完全受制于国家主权，因而，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英国。
    从基督教统治到君主专制，是欧洲完成主权国家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有时候与国家主权相一致，有时候并不一致。在那个年代，代表国家主权的是专制王权，随着欧洲几个王室的婚姻联亲，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变成专制王权的陪嫁、聘礼，转瞬之间倒手，换了新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老百姓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在任何王权底下，他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对于各国王权来说，统治权力从来不会因为民族而成为界限。因此，当法国强大的王权成为欧洲奢华、附庸风雅的楷模后，很多王室都以模仿法国为荣。欧洲其他王室宫廷里，都以说法语为荣，都以模仿法国宫廷生活为时尚。这种现象在后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充分结合，是在民主观念形成后出现的。
    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现代化的关系比较简单。大致来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再到美国建国，就是一个抛弃基督教，或者说限制基督教的过程，也是一个宗教多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宗教自由，直白一点说，就是可以随便信仰的自由。从现实结果看，西方国家中宗教控制越是统一的地方，富裕程度相对就越低。从盛衰交替的几个西方国家来看，西班牙、葡萄牙都有强大的宗教势力，王权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与基督教统治的界限并不清晰，因而，这两个国家失去了曾经的霸主地位。荷兰的宗教复杂，对弱小的世俗政权的影响比较大，因而，荷兰也未能持久。法国在宗教问题上有严重失误，它既反对一切宗教，又试图建立新的国教。即使理性教取代传统的基督教，但依然是政教合一的翻版。因此，法国未能实现它的抱负。
    然而，法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为欧洲探索了一种可能。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统治，当基督教的统治消退后，个人主义至上，追求绝对自由和利益的风气，因为失去道德约束而蔓延。在这个过程中，启蒙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他们从中国找到了榜样。
    中国古代也是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家，与欧洲基督教统治不同，中国的道德体系不借助于系统化的教会或其他宗教组织，而是完全世俗化的道德系统。这让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感到兴奋，他们看到了中国人独特的实践，因此他们试图在法国乃至欧洲也建立相同世俗道德体系。理性教是这一实践的尝试，但最后依然走上政教合一的欧洲老路。同时，由于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风气在工业革命的推波助澜下难以阻挡，启蒙运动后的世俗道德建设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果。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西方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与老欧洲相比有显著的不同。美国确立了宗教自由的原则，从而保证任何宗教都不能因为自己的绝对正确性而挑战其他宗教或教派，避免了因信仰而产生的社会冲突。此外，美国明确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将世俗政权的地位确立在宗教之上。从此以后，政教分离成为现代国家的普遍特征之一。
    回溯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政教分离原则早就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在汉朝时期出现了本土的道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获得对世俗政权的控制，反而始终受制于世俗政权。唐朝时，外来的佛教影响甚大，中国差一点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佛教国家，在唐朝之前的某些小国那里，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倾向。但是，中国人以天才的方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政教分离从此成为中国不可改变的稳固传统。也正因为这一优秀的中国传统，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在中国很少形成教派冲突。明朝的建立借助了一些宗教力量，但最终也没让宗教控制世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明经过教派之间不断的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演变到美国，最终形成政教分离的原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都是以中国古代为榜样。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反而更应该重新审视我们传统中的优秀成分。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宗教地位降低的过程，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却总有人试图加强宗教的地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西方传教士。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一个事实：接受西方传教士宗教传播的民族，例如黑人、印第安人，结局都很凄惨。试图在中国强化宗教地位的，也有中国人。康有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想借鉴英国和法国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儒教，并想将其树立为政教合一的国教。这种方式与中国人曾经普遍有好感的美国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结果遭到猛烈批判。其不良后果之一是，让儒家学说遭受了100年的不白之冤，使得很多中国人难以用客观的心态认识儒家学说的真正价值。因此，当今天依然有人宣称中国应该发展宗教才能走向现代化，我不得不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的现代化所需要的道德建设，不需要任何超主权的宗教体系，而只需要从自己优秀的世俗道德传统中，挖掘并形成适应于现代的道德原则。换句话说，如果西方的宗教自由是指选择信仰的自由，那么，中国的宗教自由更应该是不信仰的自由。
    （《环球视野》第313期，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