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

　　最近，我从报刊上读到了辛子陵先生的一些言论，十分困惑。在我看来，这些言论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这些言论逻辑混乱，概念不清，但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引经据典，颇能忽悠一些人。贵刊的“忘年交书简”栏目曾发表过不少明辨是非、释疑解难的文章，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帮助。现在，我不辞冒昧，恳求你们约请有关专家写点文章，就辛子陵的言论谈谈看法，帮助我们在扑朔迷离中进一步弄清是非曲直。如蒙应允，不胜感激。随信附上辛子陵的有关言论，请查收。

　　谨致

　　崇高的敬礼!

　　钟永期 敬上

　　复信

　　钟永期同志：

　　您的信件和所附辛子陵的有关言论已由《中华魂》编辑部转来。我都认真读过了。

　　在我看来，辛子陵这些言论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融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在一次长篇讲话的结尾，作为讲话的总结，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这一段话，是辛子陵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途的基本设想。然而对于人类前途命运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他并没有作任何论证，只是下了个断语，这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他的这一论断，人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主观的想象还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相互交融成为一种制度吗?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吗?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并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③

　　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④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不是他们的臆想，而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地方是，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的社会化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资本家(他们在全社会人口中只占少数)私人占有。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空前扩大和加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对社会生产进行统一的调节和管理，同时还要求生产成果也归社会共同占有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起来，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占有，服从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目的。这样，就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冲突。这一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⑥

　　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必须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出现曲折、反复，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辛子陵用任何言辞也否定不了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不可能 “交融”成为一种制度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同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从而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经济上讲，两者的所有制基础不同，进而生产目的也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发展又不平衡，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始终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在市场上按劳动力价值购买劳动力，无偿地占有工人在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形成了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是追逐最大利润。

　　从政治上讲，两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同，进而执政的政党的性质也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执政的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它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资本主义制度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归根到底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定期更替、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性质是根本对立的。

　　从思想上讲，两者的指导思想、价值观有着原则的差异。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则相反，在那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自私自利思想占统治地位。

　　可见，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的基本制度角度看，两者处于对立状态，非此即彼，根本不可能交融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正如列宁指出的：“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资本主义唱挽歌。”⑦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然陷入资本主义泥坑。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不问姓“社”姓“资”，客观上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化的。

　　其实，辛子陵本人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能够交融，他是在“交融”的幌子下鼓吹资本主义化。他在讲话的开头，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这就说出了他的真实思想：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他说的“交融”的实质。

　　西方国家正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交融”只是一种幻想

　　近几十年来，所谓“趋同论”，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越来越趋同，世界将走上既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甚嚣尘上。辛子陵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现实生活给这种说法一记响亮的耳光。从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如果硬要说什么“趋同”、“交融”，那么在垄断资产阶级心目中，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到此终结”。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帝国主义就纠集14国用武力入侵俄罗斯，企图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经济实力倾巢侵犯苏联，妄图消灭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武力进攻未能得逞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改变策略，转而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着和平演变的得手。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中国，对中国加紧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⑧。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主张同我们接触、发展经贸往来，但这种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影响”。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就是要“利用经济接触来促进自由”。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在就任前向国会保证说，保持中美两国密切的关系，是为了“促进各种思想向中国自由流通”，“使中国能更多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消灭社会主义的念头，“趋同论”、“交融论”是违反客观实际的主观想象的东西。

　　在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不去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却鼓吹两种社会制度相互交融，这只能搞乱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思想，放弃对和平演变战略的警惕。不能不承认，这种言论不管论者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配合了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既然“趋同论”、“交融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际生活中又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会在社会上流行、蔓延开来，得到某些人的认同呢?应该看到，像辛子陵这样的人是故意散布“交融论”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同化社会主义制造舆论。他们说的“交融”，是要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靠拢”，实质上是和平演变的换一种说法。撇开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说，如果单从认识的角度看，有人赞同“趋同”、“交融”，往往是把不同问题混在一起了。主要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把运行机制同基本制度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运行机制上的某些共同之处，当作社会基本制度趋同了;二是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同社会制度的趋同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往来的密切化，错认为两种社会制度溶合了。

　　为了认清“趋同论”、“交融论”的错误，在方法论上必须把运行机制与基本制度严格区分开来。基本制度体现了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它属于本质层次，每一种社会都有自己的、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独特的基本制度，就这一层次而言，两者是对立的，不可能趋同、交融;运行机制则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它属于现象层次，在这一层次上不同社会制度往往会有相同之处，具有共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⑨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也就是在现象层次上，存在许多相同的东西，因而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例如，两者都是社会化生产，都需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要求进行管理;两者都是商品经济，也都需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进行运转。因此，许多经营形式、管理方法是共同的。又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需要继承、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⑩但是，我们能够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的，只是运行机制层次的东西(即使在运行机制方面，学习和借鉴时也不能照搬，而必须有所扬弃)。至于说到社会基本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不可能相互学习和借鉴。在基本制度层次上，存在的只是取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在特殊环境下，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

　　赞同“趋同论”、“交融论”的人，往往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某些共性，而抹杀了两种社会形态在基本制度方面的对立性。

　　为了认清“趋同论”、“交融论”的错误，在方法论上还需要把经济交往同社会制度区分开来。从十月革命至今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一球两制”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源配置越来越突破国界的限制，各种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从而各国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是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必然趋势。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能“边缘化”。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球化带来了吸收外资、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条件和机会，带来了出口商品、对外投资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带来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压力和机遇。我们必须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须知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参与经济全球化、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这与社会制度的趋同、交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毫无疑问，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金融、投资等活动时，必须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这叫做“与国际接轨”。但这种“接轨”只限于经贸往来的操作层面，而不涉及社会基本制度。同样，在经济全球化趋势面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这是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家总是要赚钱的，中国这样庞大的潜在市场对他们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时，他们一方面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却竭力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扩大人员交流，向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把它当作和平演变的一种手段。可见，经济往来的密切化以及遵守共同的规则，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各自的根本性质，也不可能使两种社会制度溶合成为某个“第三条道路”。

　　基本制度与运行机制、经济贸易往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在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形式、管理方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贸易交往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能笼统地说不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很容易把我国的社会制度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邓小平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在谈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借鉴学习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时，强调这样做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他说：“到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11}

　　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增多了

　　有人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相互“趋同”、“交融”的一个理论依据。例如，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那种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进程，它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我们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出了它的许多表现。社会主义的一些特点，诸如公有制、计划化、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已经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习以为常的部分。现代的民主和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成果。”{12}戈尔巴乔夫这段话是十分荒谬的。第一，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的东西，硬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例如公有制。他把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当作公有制了，这遭到了西方政治家的嘲笑，因为股份制只是资本的组织形式，它本身并不能说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第二，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性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了，例如，计划经济、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发展生产、保证社会稳定的方法;民主和法制的具体制度(不是指民主和法制的阶级本质)，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有的东西，这一类共性的东西并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特征。这些东西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实行这类做法并不等于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

　　社会主义因素，作为社会主义特有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的，更不可能越来越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过，由于俄国“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13}毛泽东在读这本书时表示赞同这一意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14}在另一处，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15}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在封建社会中产生并初步成长起来，因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们是私有制的两种形式;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和成长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而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才能建立公有制经济关系。至于说到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因素，那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发地产生和成长了。美国标榜最自由、最民主的了，但美国决不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决不允许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品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美国共产党党纲上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把持政权的垄断资产阶级是不会允许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更不用说成长与发展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容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只要不危及资产阶级统治)，但决不会同意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本质特征。戈尔巴乔夫鼓吹西方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正好表明他与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叛徒，而他在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单从认识的角度看，某些谈论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认识误区。第一，把生产力的发展当作社会主义因素了。有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提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资源的配置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在全世界进行了，因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然而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意味着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它只是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越来越成熟了，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增多。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第二，把运行机制中的某些共同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因素了。例如，有人认为，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运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多了一些，这表明社会主义因素增多了。他们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了。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采用计划经济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第三，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了。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所有制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增多。然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制度都不同程度上存在国家所有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国家所有制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不管其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所以，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公有制。他批评说，“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16}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的国家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才是全民所有制，才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第四，把福利制度当作社会主义因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福利制度，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这无疑对工人阶级改善生活、减轻剥削程度是有利的，但它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不过意味着“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7}而已，工人阶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因而不能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因素。

　　民主社会主义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辛子陵说，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论断。从社会制度来说，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它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只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作若干改良而已;就社会基本制度而言，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两种制度。

　　谈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把思想流派和社会制度区分开来。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凡是批评资本主义、揭露资本主义弊病的，都自称为“社会主义”，历史上存在过“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里揭露了它们的阶级本质。民主社会主义也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弊病，所以有时人们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就不能这样说了。不能说凡是承认资本主义有弊病，要求消除这些弊病，就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了。社会主义制度有它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而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不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就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社会主义竭力反对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主张多党轮流执政，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反对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主张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并起主导作用。一句话，它反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而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它虽然批评资本主义，但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而不触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本身，因而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只要求对它做点改良，怎么也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模式。

　　在实践上，连社会党自己也承认，他们执政几年、几十年的某些西欧国家，实行的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没有因为他们执政而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他们从不讳言，他们的执政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而苏联东欧国家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指导下，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也从反面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实质。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家看得很清楚。布热津斯基就说过，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甚至不是“传播共产主义的用心险恶的招牌。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办法。”{18}

　　至于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相结合，与时俱进，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从党纲中完全排除出去。

　　在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维护和加强资产阶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主张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关系的要求，用社会保障来缓和阶级矛盾。

　　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体系，冒充“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在社会建设方面，我们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保留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制度，维持阶级对立状态，在此前提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维持社会稳定。

　　很明显，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前者是社会主义制度，后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决不能把两个有本质区别的制度说成是同一种东西，决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供您研究参考。欢迎来信继续讨论。

　　专复。谨祝

　　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您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 周新城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列宁全集》第31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毛泽东著作专题选编》(上)，第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邓小平年谱》(下)，第13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2}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见《未来社会主义》，第19、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3}《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2—5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版。

　　{1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6、29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2、7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布热津斯基：《大失败》，第1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