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论》与《矛盾论》看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
刘华初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从理论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辟了话语权空间。“两论”是从革命实践到理论总结的光辉著作，采取的是用理论来解释实践的模式。这种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但是现在要建立起与我国国家地位相称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我们需要实现理论创新的模式转换，即从实践先行于理论到实践与理论并行，要进一步加强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进而实现对理论制高点的把握。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下循惯例简称为“两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在“两论”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和经验教训，用生动的语言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教育，及时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前期的历史经验并满足党内路线斗争对理论的要求，纠正了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起到了凝聚全党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由于表现出中国具体革命实践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独特的创造性，“两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而且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发展的话语权进程，对我们今天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实践论》是有关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统一关系问题的著作，它是毛泽东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著作之一，不仅因为他在其中比较全面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重新阐述了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知行关系”，而且，更因为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误导需要得到澄清，从而得到思想和组织上的解决。毛泽东在军事上成功的革命经验表明，他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策略是最符合当时党的生存需要的;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需要明确的理论来统一全党，形成集体意识，清除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教条主义观念，即认为“圣经上记载了的才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观念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认识论根源。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其思想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和理论出发的“本本主义”;从想象中的胜利出发，而不是从当时党在军事上相对弱势的现实状况出发。这种只问理论不管实际的教条主义显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客观事物决定思想意识的原理，它在行动上表现出“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我党早期异常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总之，“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辩证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认识论中的“两次飞跃”等著名论断，“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泽东还将这个认识与行动的交互关系放置在一个无限发展的时间过程之中，并用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话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矛盾论》是毛泽东在面对中国革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下，结合自身的亲身体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运动变化的基本思想结合起来的一次成功创造。其中，毛泽东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各层次、各方面的辩证关系，区分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矛盾斗争形式，用现代话语阐述了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易经和道家思想，亦即矛盾的相反相成、无处不在与运动变化的特性。毛泽东指出，正是因为事物及其所处运动阶段不同，事物的矛盾表现和内在因素的状况也不同，所以，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时不能教条化，不能直接照搬、套用苏联模式，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中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走出中国的道路。众所周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长期的战争与社会动荡使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之间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各地革命运动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革命的退却与进攻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矛盾等等，它们相互影响、交织组合、主次演变、急剧变化。中国存在的各种矛盾运动，构成一幅客观的‘矛盾演化图’，并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面前。”面对种种矛盾交织的现状，毛泽东主张抓主要矛盾。他说：“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正是从对各种矛盾特性的分析出发，《矛盾论》揭示了各种“左”、右倾错误的形而上学根源，为我们党形成并确立一整套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奠定了基础，也为毛泽东自己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思想上的方法论武器。
毋庸置疑，“两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其创新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辩证法进行了全面而通俗化的解释、细致而深入的发展。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状况强调了实践的基础重要性，提出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观点以及“认识、实践无限循环上升的过程”主张;在《矛盾论》中，他提出了“矛盾精髓”概念，认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而且，还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完整论述，对矛盾特殊性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简而言之.毛泽东在“两论”中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认识与实践、矛盾辩证法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独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生动的阐述、丰富和发展，同时让理论认识走进了现实实践和大众化的生活，成为革命行动的指南，进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现实作用。所以，“两论”是中国独特的革命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二、“两论”与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现状
从历史发展来看，“两论”的基本观念凝聚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解放思想的，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到破除“两个凡是”教条，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走出来而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根据我国当下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诠释和发展，都是继承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思想的结晶共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说，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
“两论”为我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受到多国学者的好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和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都对“两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它们“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日本学者松村一人、柳田谦十郎等人充分肯定了《矛盾论》的理论创新，认为它具有划时代意义，给辩证唯物论的发展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英国哲学家康福斯称《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为完备的探讨”。
然而，在“两论”问世7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停留于“两论”阶段，那么与我国20世纪伟大而壮观的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相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话语体系建设上就显得很不相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最后胜利。虽然在思想上，《矛盾论》有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譬如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矛盾同一思想，而《实践论》与我国近现代史上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密切相关，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想实现从知识理论上建立起与我国国家地位相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开辟理论上的战场，争取世界范围内理论创新的话语权，我们尤其不能仅依赖于“两论”的从实践到理论总结的模式。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状，从而寻找到新的理论发展路径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知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实践经验还是从理论素养来说，都很不成熟，还不可能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个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即使是毛泽东“两论”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也是来之不易的，这正如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取得领导权的曲折经历一样，是用其在革命战争中的显著功绩换来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创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空有话语权却无话语体系建设。尽管改革开放后30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译介和追踪世界先进学术思想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为理论上的独立创新奠基了知识基础，但从总体上说，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还比较弱，表现为理论创新的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换言之，我们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革命的成功，我国广大劳动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勤劳与奉献带来了社会的巨变，而相比之下，我们的理论研究却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五四”时期拿来主义的水平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家们提供的思想视角，受制于西方话语霸权;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话语体系建设上，还基本处于“两论”水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我国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上的基本现状，而我国现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教授却是世界上最多的，这是一个不能不令我们深思的问题。从根源上说，我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1)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由于高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形成了实践对理论的压倒优势。毛泽东在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的分析中，大量地论述了我国近现代史上不同革命时期主要矛盾的变迁过程，高度重视理论-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知道，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作为半封建国家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是封建残余势力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但是，毛泽东在对中国近现代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解释上总是以革命实践和现实状况为根据，而不是简单地固守主要矛盾的不变性;他总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解释辛亥革命和军阀混战的性质，解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出其现实与实践优先于知识理论的思想。这在强调革命实践的年代，切合了时代的紧迫而现实的需要，但在今天和平建设的年代，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则日益凸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权从而建构话语体系将更多地依赖于理论上的创新，而不是主要倚重于独特的革命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直接表达成为文字的简单理论转换。而且，从实践到理论的直观性转换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随着理论的深入发展，这种简单的转换变得越来越难。
(2)中国共产党在独特的革命与斗争的历史中长期面临生存的现实压力，其主要精力集中于革命实践，导致党内理论素养不高，对理论也不够重视。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早期思想，特别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等人的领导权争夺过程中，凭借军事战略上的天才能力和革命实践的成功，反过来压制了王明等人代表的理论派。毛泽东在党内的话语权主要来源于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独特才能，一次次战役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实力迅速扩张。譬如，毛泽东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军队力量的壮大为出发点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25万人。正是这种基于中国共产党长远利益的思想和实用性做法为党的生存获得了有利的空间，进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稳固的领导权。以今天的反思眼光来看，这种独特的历史经验在事实上形成了党内一种蔑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
(3)受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在反思性的理论创新上制约着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创新。儒家思想重视与政治结合并强调“人世”的态度，虽然有助于我们实现思想的实践价值，同时也会使我们忽视思想本身的发展逻辑。一方面，在我国历史上有思想创新潜能的学者常常缺乏独立的理论家人格，从而导致理论研究与理论家的独立性的缺失;另一方面，思想和理论的更新与发展缺乏批判性的内在张力，也就失去了理论创新前进的动力。单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点来说，覆盖在宏大尺度上的理论对于狭隘尺度上的现实实践的独立性是我们常常容易忽视的，它根源于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片面理解，虽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意义上的，但它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才能理解和把握。用“中国模式”和世界视野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独特的中国特色，但是，我们的理论却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要有普遍性的世界视野，因为我们面向着全球化的人类未来，深刻的思想理论不只是关联着现实，它更有指向人类未来的维度。总之，理论和理论创新自身的发展逻辑与实践一样都需要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既不能用理论家的姿态教条般地对实践指手划脚，也不能用当下实践的现实利益遮蔽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性，特别是不能用政治权力压制、扭曲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
三、如何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话语是思想的表达，话语权从根本上说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复合物，按照约瑟夫•奈的理论，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指显性的支配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等;软实力则是隐性的支配力，表现在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葛兰西早就对争取“文化领导权”即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瓦解资产阶级的集体意志，从而为最终夺取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创造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领域的研究中，如何提高我国所拥有的话语分量和体系性程度;二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加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独创性研究，在思想方面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这主要是指，在我国思想理论界，面对各种现代的与复古的思潮(包括来自西方的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如何建立和维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就第一个方面谈谈如何进行理论创新，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导性地位，从而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我国实力相匹配，这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之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既要在国际政治和外交等方面享有与我国地位相应的权利，当然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的创新上，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方面，我们都面临着提升软实力的新时代重任，从国际通讯标准的制定到环境气候方面的国际协作，从全球化到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兴起，都让我们倍感压力。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种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相互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争取到相应的地位，就不能在建构人类价值的思想领域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从总体上看，目前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对策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与“中国模式”相对应的理论分析还相当缺乏，尤其缺少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视野的思想成果，缺乏综合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等有关人类生存的文化价值的深层分析。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重视实践，相对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的培养是由于“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需要所致的话，那么，现在则需要我们用头脑和智慧创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上赢得话语权。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1937年时的状况不同，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我们现在恰恰不能倚重于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特点和传统文化特性。我们当然早已不再受制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但狭隘的民族经验主义在世界性舞台上不过是一种民族性的意识形态而已。我们需要转向世界性的理论广场，要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乃至世界话语体系中，发挥我们的话语交流权利的作用。在建立和扩大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如下两个维度和四个问题。
首先，要注意两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具有面向我国当代实践的理论诠释能力。因为我国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创举，对这种实践创造性的解释、认识和指导所对应的理论当然也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当然要与我国独特的现代化实践相一致，它不仅是对我们当下实践的直接理论概括，尽管它与实践本身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延迟，而且它还要有相对于实践的一定超前性，如此才能构成对实践的现实指导。这方面的典范是《实践论》。二是我们要清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理论创新上要融入人类文明历史的哲学总体发展之中，就像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而且理所当然地会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轨道中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成熟而又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学科，仍然能够是我们理论研究者可以依靠的思想大本营。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要在一定的研究规范中进行协同创新，而不是依靠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我封闭起来，闭门造车，那不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方面的典范是《矛盾论》。
其次，要注意的四个问题是：(1)我们的理论根基还很不坚实，严重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特别是我国哲学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尽管经过了30余年的学术追赶，但仍没有走到世界学术前沿，这个现实状况要求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同时也需要我们转变学术追赶的模式。我国包括航天在内的一些高端科技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之路为我们提供了借鉴：重点突破，带动全局。(2)在我国历史上“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还有强烈的影响，历史上的诸多运动都是选择性地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话语包装。但是，意识形态的短期效应不能替代长时段上的理论发展的内在生产逻辑;而且，我国历史上的学术研究从来都缺乏相对独立的传统，学术研究总是容易受到现实政治和功利主义的诱惑，从而被“异化”成为短效性力量的工具，丧失长效性的独立地位。(3)我们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独特国情，这容易混淆独创性与民族主义的差别，以民族主义和独特的国情和历史排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民族主义具有双重影响，它既是独立性和创造性之源，又可能是阻碍我国真正走上世界学术前沿的绊脚石。换言之，我国独特的国情对于我们扩大在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开拓政治话语空间，有自己的独特表述和贡献：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限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空间拓展，使我们容易局限于自我的经验，而不能投入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适性标准的建立过程中去。(4)要关注理论制高点的寻找。如果说毛泽东通过“两论”成功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作用，毛泽东时代从实践中发掘了理论的现实价值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性模式，那么，今天制高点的寻找则需要更多的理论上的素养和创新能力，现在，它要求我们用包容式的理论来席卷我们独特的历史实践经验，而不是从经验到理论表达的直接对应。举例来说，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理论包容性地解释《矛盾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启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因为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一些不恰当解释而受损，因为后者不是前者的核心支撑点，它不过是引发前者站到理论制高点上去的一个材料而已。
虽然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运用哲学实用化模式来连接现实生活与哲学理论，但是，哲学理论上的创新却是前者不可替代的。换言之，我们当前通过理论创新获取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需要“实用性”的理论实践，即哲学理论的大众化、趣味化，它依然是我们哲学理论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体现了这种理论的生命力;同时也需要理论创新，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建立真正的、科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只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面对当今世界大趋势，我们既需要前者，又特别需要突出后者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后者尤其缺乏，而且前者不能替代后者，就像《论语心得》不能替代哲学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一样。用这两个方面来反观毛泽东的“两论”，可以发现，“两论”既有前者，又有后者，是这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因而不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是我们进一步通过创新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继往开来的典范。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3期，摘自2013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