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对接与碰撞——马克思主义发展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总结马克思主义的最近发展，同样要做到三个还原，即逻辑还原、文本还原和历史还原，才能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2011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又有了最新动态和最新动向，反映在众多热点、热议的题材中，表现在对许多重大理论、重大事件研究的成果上，以及对方法论的探索上，都直指问题性质，直面矛盾和问题，毫不回避任何挑战，这种对话、对接与碰撞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逻辑检验、文本检验和历史检验，同时，它也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领域，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重大理论创新
(一)“经热哲冷”、“厚今薄古”的背后，隐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与挑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就整体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而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也已经配置了门类齐全的专业，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其中处于理论制高点、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显得有些苍白，这就形成了鲜明反差。在哲学领域，除了三十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外，再没有掀起大的思想波澜，甚至在我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坐二望一、直逼世界先列之后，在网络舆情汹汹之时，哲学界也未见有什么更大的作为。跟其他学术领域富有的开拓性相比，或是跟中国实际发展快节奏相比，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大发展。这种严重滞后性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困顿和困惑。由此引出了哲学研究的“三热”：一是文本热，热衷于对历史和文本的解读。对基本理论和基本史实回炉、重新做出诠释，这除了说明基本功不扎实需要补课以外，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苏联范式”和“苏联模式”的反思与扬弃。二是追踪国外马克思主义热，希望吸收和借鉴他人研究成果，从二手材料中找到启示，这说明国内研究视野不宽、交往不够，丝毫不能说这是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容人雅量。三是马克思中国化研究方兴未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从而带动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和创新。
在这股“经热哲冷”、“厚今薄古”的背后，隐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与挑战。那么，凭什么断言这是一场深刻的危机，同时又面临理论创新的重大飞跃呢?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的影子，肯定事物现象背后存在着客观规律，哪怕是人类社会也莫不如此。因为是本体论，才有规律、真理等一系列决定论范畴;又因为有规律，所以主观应服从客观，人们得服从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实，问题不在于事实表象背后有没有本体，而在于人类能不能触及现象背后的本体，对此能不能全面认识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答是肯定的，人的认识无限接近事物的真相、无限趋近真理;理论与实践必然要趋于一致，无论理论或实践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否则就会栽跟头。这是决定论者最有力的依据。那么，关键问题在哪里?
试以牛顿力学为例。上至天体物理、下至摩擦阻力至今都仍在用它，不可谓不经典，那又能怎么样?碰到了光波，经典力学就得让位，这才有爱因斯坦的理论地位。有人讲，即便波粒二象性仍没有脱离它的物质性。但笔者要讲的不是这层意思，而是说受这件事情冲击之后，人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重新被发回到了现象界，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以为已达到了事物的本质与真相。光波说到底也不是物质世界的本质，更何况现在还在波粒二象之间摇晃。
此等案例极像历史上“地心说”与“日心说”的关系，或是“分子说”和“原子说”的关系。“地心说”自古以来直到中世纪都在用它，管用的时间够长了吧?最后，不得不让位给“日心说”。那么，“日心说”是否就是终极真理了呢?无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些本质，“日心说”也罢，“原子说”也罢，仍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还在现象界里打转。当然“摸象”也是真实的、物质性的，但它是片面的、局部的，决不代表全部面目和真相。
这说明本体论仍是实用性、对策性的，也是危险的，迟早会面临理论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纷纷从人本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日常生活哲学等各个领域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也不认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师是可行的，更不认为“卢卡奇的路就是我们的路”，但是，“武器的批判”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批判的武器是否有力完全取决于对武器的批判是否深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p.9)，如果不反思，就会迷失。为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迫切感、危机感和责任感。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2](p.35)。
(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
目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普遍存在认识误区和两个极端错误的判断，即认为学术创新落后于党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创新。这就将学术创新跟党的理论创新机械地割裂开来，看成是两个圈子的活动，既没有交集也没有互补性，丝毫看不到党的理论创新活动跟学术创新的密切关系、二者的交融与共，没有弄清楚党的理论创新的形成机制、鲜明特征和基本规律。只要看一看历届党代会、政府工作报告调集了多少知识精英参与写作，以及征集了多少人的意见建议，或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不会妄下断语。第二个判断是讲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创新，把这看作了缺点和缺陷。岂不知，这恰是中国特色理论创新之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就在于鼓励实践创新，即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再实现理论创新。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将自身理论创新的优势、优点和特色反而说成劣势、缺点和不足了呢?
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展现了同样精神，即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改变)世界①。——光是知道、懂得还很不够，必须大胆地去试去闯，才能知道理论的足与不足。这就引出“知”与“行”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关系。当然，二者总体上是相辅相成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要不得，不管是为了强调真理而去反对经验主义，或是为强调改革而去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要不得。——即便如此，也还有轻重缓急之分。显然，认识清楚很重要，剩下的事情就是具体实施、如何做的问题了。但是，问题在于，谁能拍胸脯说自己完全认识清楚了、百分之百正确呢?还得在实践中求真知。就算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还不是纸上谈兵?纸上得来终觉浅，万事还得要亲躬。所以，实践创新不是要抛开理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理论。更何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但是，上述批评有一点无疑是讲对了，即目前研究中“务实”多于“务虚”、对策性多于理论性，尤其不利于哲学思考。毛泽东时代还号召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把哲学看得很高、很重，把它当作了开启思想的钥匙，而在以后的改革开放阶段，基本上都是经济唱主角，哲学、文艺跑龙套，对于哲学的需求减弱了，麻痹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突出表现。
二、网络围观，舆情“扒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会与“公知”和“普适价值”对决
(一)“网络扒粪”运动兴盛
近几年，许多社会热点题材最先都是网站、微博挖掘出来的，然后在网络上引爆，从而引起围观，或是因微博的介入才出现峰回路转、起死回生，有了重大转机。——也有反过来的，如药家鑫案，当时处于网络舆情的极大压力之下。——许多事情被网络曝光、被围观、被人肉搜索、被疯狂转发后，迅速变成集体“嘘”声。微博作为网络媒介，能够迅速扩张，起到放大效果，这种消极作用在信息传播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监督角色，对政府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它正在改变公共舆论环境。于是，许多人开始相信“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当公众无法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有效地监视腐败时，开始瞄上了视屏中那些官员们身上显而易见的炫富消费品，搜索并曝光他们佩戴的手表、首饰等，所抽的高档烟，将原本属于个人权利的隐私，晒到了阳光底下，以此倒逼问责他们以自证清白。于是，就有了南京“周至尊”、陕西“杨表哥”、广东“房叔”等官场上的倒霉蛋。一时间，人们开始陶醉在“网络扒粪”的激情喜悦之中，有人甚至宣称“微博时代”已经到来。网络自媒体平台因为尺度相对宽松因而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串联能量，成为草根阶层鸣冤求援的“稻草”，也成为意见领袖呼风唤雨的精神工具，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传媒的议事规则和程序。如“新浪”这家老牌的新闻门户，通过网络新工具重拾昔日的荣光，在名人效应策动下，用户数动辄上亿人，好生了得，无论从传播的速度和传播广度来看，无疑都成了信息传播的领航者，丝毫不亚于“新闻联播”或其他主流媒体的社会动员力。
2011年后，相关宣传部门明显感觉到了这里人声鼎沸，不仅部署了“实名制”之类监管措施，而且针对流言四起展开辟谣行动，同时开通政务微博，利用多种疏导方式提升自己在互联网舆论场上的弱势，可以说是双管齐下，两手并举。于是，依然红火的网络平台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围观者变得敏感起来，不再敢乱说乱动，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形约束，除了实名制、除了发言被删频率越来越高，还有被加V的，有些用户主动要求去除身份认证;另一些人则借故停止了版面更新，这些理由包括：被他人曲解、被别人断章取义，故而愤然离去。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开始主动出击，接过了市场的接力棒，担负起了旗手和意见领袖的作用。
原来网络提供的是平台，是无组织的人声鼎沸，网络反腐呈现的是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集体行动，难免喧嚣嘈杂、鱼珠混杂。从这个特征看，它是非常规的社会运动方式。因此，有人形容这是一场民粹主义的狂欢，也有人预测它迟早要被资本力量收买利用最后听凭其摆布有如玩偶。但是，从目前来看，一系列网络反腐态势隐约可见民众的诉求，这种诉求所导致的行为也不乏理性，并没有滑向两个极端的任何一方。而从大量被爆料的腐败案件后经查属实的结果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因此，从行为和目标的一致性来判断，它并不缺乏社会运动的属性。当然，未来它是否还会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不偏不倚，而不被各种势力所利用或左右，这谁也没有把握。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当舆论场大了之后，任何造假、欺骗和愚弄都经不起被反复议论、反复掂量，无论财力多么雄厚、势力多么强大，任何想单方面垄断、控制和摆布舆论的做法恐怕都是越来越难。所以，网络反腐仍然不失它的空中优势。
(二)两个“舆论场”的分裂与对接，是传统纸媒向网络传媒靠拢，还是网络传媒向传统纸媒靠拢?
显然，现在有了网下、网上两个“舆论场”，即传统纸媒和网络传媒。更多时候它们发出来的是两种声音，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网下众口一词之时，上网看看却正吵得不可开交。由于后者所受约束远小于前者，所以意见分歧尤其大，远超过前者，显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就面临着两个“舆论场”的分裂与选择，各有自己的拥趸者、各有各的优势，因而出现了谁也不服谁的局面。究竟谁应该向谁靠拢呢?
如果说传统纸媒还停留在“文化人”的精英意识，那么，网络传媒无疑早已进入大众化行列，无论从传播范围、传播速度还是参与度，网络传媒都有着极大的优势。毫无悬念，传统纸媒必将给网络传媒让路，并向网络传媒靠拢，才不至于被边缘化、被抛弃。《人民日报》下辖的微博运营室的新闻协调部主任曹焕荣曾指出，“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这些年来，人民日报改革和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避免被边缘化，避免对另一个舆论场影响的弱化”。像微博@人民日报、人民网都在实现华丽转身，以积极介入社会热点话题来取胜，迅速占领“两个舆论场”的制高点。比起竞争对手像南方系的“带头大哥”来，他们自己就能做得了主，行动上更加从容，因为本单位就是正部级宣传部门。
例如，北京百年不遇的暴雨，造成了网上最大的围观，微博@人民日报发出首贴，之后一个月内便获得70万关注者，而比它早一个月进驻新浪的新华网只有不到它一半的关注者，显然已经在扮演舆论领袖的引导作用，虽说这个数量只是“微博女王”姚晨的一个零头。而直面唐慧劳教“永州案”更使它赢得了网络上的赞誉：“尽管真相尚未全然浮出水面，但人民日报的微博以及舆论的反响，表明‘两个舆论场’在这起事件中已实现对接。”当然，这种开明目前还只是网络上的一种姿态，并不能体现在白纸黑字上，但已构成了舆论合围之势，地方政府更是压力重重。于是，有人讲“这是网络力量的胜利，人民日报微博的胜利”。
这种变化不止是网络传媒，也不止发生在《人民日报》，其他如央视“新闻1+1”、央广“中国之声”都是久已成名，人民时评也屡有佳作，吊足了人们胃口，而一年多前那组“异质思维”更令《人民日报》评论部名动天下，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在唐慧事件中的表现更是后来居上。它们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评论与反思，在力度上丝毫不逊色于市场化媒体的批判，而且它们凭借自身的政治光环，在舆论上施加了更大的政治影响。于是，2011底《新周刊》毫无争议地将“年度传媒奖”授予了《人民日报》观点版。2012年7月31日《南方都市报》社评就为这种“打通主流媒体与民间舆论场，弥合社会分歧”所作出的努力而感动不已。
当然，上述种种应变，不能仅理解为体制内的个人努力，它同样反映了高层领导力图改革的意向，是中央级媒体迎合公民意识复苏的一个缩影。因此，大可不必担心微博@人民日报、人民网或其他主流媒体会变成“公知”的喉舌，它们所寻求的其实还是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平衡。
(三)当共识被撕裂之后，暴露出来的既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有普适价值
温州相撞的高铁依然被埋在泥里，整个案件只是偶露峥嵘;钱云会的死亡更是扑朔迷离，迷雾重重;有关部门正式回应哈尔滨大桥“侧滑”，可老百姓却一百个不信;越秀区政府为方大国辟谣，却越描越黑，还带出了个“表姐”……可能是因为触及有关部门和当事者利益，使得这些貌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引起网络上流言四起，难排众议。难道不是吗，那些被网媒“扒粪”的官员迅速地被撤下而后又悄然地调任。
言下之意，如果不触及任何方面利益，是否就可客观叙事了呢?其实不然。不触及任何方面的利益是否可能?就算可能，细想起来，结果也很难客观，仍旧会是各执一词，不可周全。例如，有人看到的是做俯卧撑，有人是出来打酱油的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有人说是真身，有人说是替身马甲;何况，众口难调，有的口味重，有的口味淡。关注点、侧重点不同，描述结果自然也就千差万别。
因此，只要允许围观，就会有众多意见，难以达成共识。过去讲，你要相信政府，不要听信谣言，但有了网络，情况就有了微妙变化，政府取证的能力和速度通常不及人肉搜索来得利索，不管有没有公信力，网络围观者提供的证据是海量的，传播范围又广，传播速度又快，因而成为众人围观的极好场所。其代价，使得过去的一些共识很快被撕破，旧的说教不管用了，这就是围观的力量、舆论的力量。当然，林子大了之后，其中也不乏谣言惑众、蛊惑人心之徒从中掺沙子、蹚浑水。
因而，观念的碰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来得这么激烈。例如，《北京日报》对“食品负面报道”做出重大判定，认为“近来，食品安全、医患矛盾等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有的是抛弃了媒体职业底线。中国媒体要唱响主旋律，这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更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段话出现在传统纸媒上，若用过去的眼光看，不会引起任何非议，报纸就是要做出正确的舆论导向。——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了变化。一则对于重大价值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判断。有人认为人命关天、以人为本，宁可把话说重些，也不可让悲剧重演;另一些人则认为不要危言耸听，搞得人心惶惶，国无宁日。有的人宁愿生于安逸，而另有人宁可生于忧患、死于安逸。正因为如此多元化和多重性，才有《北京日报》上述说辞，也发生了后面的那些口角。二则传播渠道多元了，不妨自由表达意见。过去只有少数几种纸媒，官方色彩很重，现在自媒体时代不需要任何官方色彩。——正因为如此，对《北京日报》的各种商榷与驳斥就变得有声了，每个人都可以提供不同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下辖的中国新闻出版报的社长姜军就不以为然，在实名微博上愤然写道：“什么是媒体职业底线?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不搞虚假新闻。但现在有人说报道食品卫生负面新闻是抛弃媒体职业底线，我这半辈子新闻算是白学又白干了。媒体这行当真难见底线啊!”新华社下属《新华每日电讯》的一篇文章《专业舆论有助于消除“吃的恐慌”》明确反对“将人们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恐慌情绪归咎于媒体报道”，认为“直面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很多问题企业最终被整顿就源于媒体曝光，全社会对这一点应该有共识”。作者易艳刚劝告那些乐于制造轰动效应的媒体同行：“食品安全毕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这要求媒体在扮演好‘监督者’‘瞭望者’的角色之时，还应时刻秉持专业、理性、负责、建设性的原则。”
当不同意见和商榷声音越聚越多时，旧有共识被撕开的口子就会越来越大，难以愈合。照理说，国内所有纸媒都受党的领导、行业自律，都可算作体制内发声，不可能发出异类的声响，都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出现严重对立的观念。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报纸、杂志、电视台被推向市场自谋出路之后，“公知”们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例如，这两年大多数公共议题，都是“公知”们引民意为后盾最先对公权力发难，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问责。因此，当共识被撕裂之后，露出来的既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有“普适价值”。
既然已经出现了巨大而尖锐的意见分歧，那么，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就不可能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一些归入普适价值，另一些归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必然要面对、不容回避的选择。另外，究竟哪些属于需要被批判的普适价值，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必须要正面回答的问题。这些都是挑战，不但要有理论，还要有行动;不但要有批判的武器，还要有自我批判精神，包括哲学上的、方法上的反思与反省。
三、范式创新，值得期待
(一)“回到马克思”的呼声越来越高
近年来，随着文本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尤其是国际上MEGA2文献考证成绩斐然，国内外学界出现了“文本热”，“回归经典”、“回到马克思”的呼声越来越高。“回归经典”的呼声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苏联范式，将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教条主义剥离出去。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1857—1858年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全译本的出版和传播就激发国外新左翼批判苏联范式对马克思的阐释。莫斯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德国和意大利，《大纲》赢得了学生抗议运动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支持，他们从头到尾阅读《大纲》时被其激进和极易引起争论的内容所鼓舞。特别是对于新左翼中的那些人来说，《大纲》的魅力无法抗拒。”[3]日本学者望月清司依据《大纲》提取出“市民社会”用来批判“教义体系”，提出回归马克思的原像[4]。
国内学者在唯物史观研究方面指出了苏联经典表述的局限性。安启念从《大纲》着手，指出苏联经典表述局限于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分析，忽视了“历史”维度。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没有重视“历史”的维度，是不完整的，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包含我们所说的‘经典表述’，但又是这一表述远远不能完全涵盖的”。郝立新指出，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形态”是不合时宜的，“我们既要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原生形态，又要关注其发展形态”[5]。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形态既包括俄国的理论形态，中国的理论形态，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的一些重要论题，国内学者展开了质疑与辩护的交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简称“五形态论”)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简称“三形态论”)之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五形态论”是由斯大林较早明确概括出来的，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段忠桥指出，“五形态论”的理解与《1857—1858年手稿》的内容存在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并没提出过“五形态论”，只提出过“三形态论”。针锋相对地，赵家祥逐一地指出“五形态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依据。靳辉明等的文章依据马克思的著作和手稿中讨论了五种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指出历史发展既遵循一般规律，也会因不同国家、民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呈现跳跃式的发展[6]。王伟光指出，唯物史观提出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讲的只是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总的历史规律，并不等于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完整地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7]。庞卓恒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手稿》等文本中涉及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四次论说和马克思的人类学、历史学笔记联系起来解读，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的历史概述只限于西欧各国[8]。同时，针对一些人把马克思的历史概述曲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并由此认定一切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庞卓恒指出，非西方民族完全可能沿着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下去。
在辩证法研究方面，“物质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争论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线。俞吾金批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将辩证法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了辩证法空场。他指出马克思社会历史辩证法的载体是实践，具体化为劳动。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的载体理解为自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将自然观看作历史观的出发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9]。
(二)借助文本研究成果、依据原著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有了新进展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红线和主线，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解上的突破关键在于把握唯物史观。国内学者对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概念展开论争，其中异化劳动是不是循环论证，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否统一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异化劳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范畴，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而又具有深远意义的创造。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而有学者指出，李嘉图和穆勒等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关键环节的来源。韩立新以新MEGA为基础，提出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将“交往异化”提升为《巴黎手稿》主题，最终解决了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困境[10]。针对早期马克思研究史上人们对《巴黎手稿》异化劳动理论存在循环论证的批评，韩立新详细论证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提出的是一个关于资本出生的历史理论，不是循环论证：即人的“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Ⅰ)带来了“基于自我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Ⅰ)，这种私人所有又带来了“属于他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Ⅱ)，而这种异化劳动最终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私人所有Ⅱ)。进而，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通过对“交往异化”的研究成功地完成了将解释框架从“孤立人”的主客关系转变到社会关系的转变，最终解决了“孤立人的异化劳动如何过渡到私人所有”的逻辑困境。
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讨论早已有之，这个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共同话题如今又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卫兴华的文章(简称卫文)[11]。卫文认为判断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先进或落后有两种标准，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制度的评价主要用生产力标准，而对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发展的得失的总结应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卫文还指出，强调生产力标准而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会出现贫富分化甚至动摇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情况。对此，汪海波提出质疑：对社会经济制度的评价，除了生产力标准以外，是否还应有价值标准[12]。胡钧和何伟也将剑锋指向了卫文。胡钧认为，生产力标准是决定性的，价值标准归根结底是由前者决定的，因此规定一个独立的永恒的“价值标准”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13]。何伟也认为生产力是唯一标准，评价社会制度先进或落后的各种标准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14]。回应以上质疑，卫兴华予以反驳，说汪海波混淆了生产力标准问题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问题[15]。卫兴华还质疑何伟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批驳其以下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告诫说社会主义道路只适用于西欧，而斯大林没有尊重“这一告诫”，恩格斯晚年写的《导言》放弃了马恩原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主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版本的东西。于金富支持卫兴华的观点，指出任何生产方式都具有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因而对任何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评价都应包括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两个方面[16]。
四、抓住关键议题，重点突破
(一)开展关于列宁、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思想研究
随着马克思主义分期史的研究不断细化，列宁的晚年思想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焦点，国内学者抓住列宁组织原则和民主建设等关键议题，结合苏联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探讨。讨论内容主要包括列宁过渡时期的民主建设思想、关于党和国家监督机制的晚年构想、执政党公信力的思想。关于列宁在苏联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建设的思想，有的学者指出其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务实性，表现在反对“民主的空谈”，认识贯彻民主制的条件，不断调整和改革政治体制，为贯彻民主制采取有力措施17]。有关列宁关于监督机制的晚年构想，有的学者对苏联早期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做了研究，认为苏联当时的异党监督不复存在，社会监督基本消失，司法监督作用有限，苏维埃自身监督机制极为脆弱。列宁晚年考虑建立新的监督机制，主张改革党的最高机构，以党的监察为核心，统一对党、国家的监察，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设置监察机关。文中指出，尽管列宁的构想由于斯大林等人的抵制而未能落实，但列宁要为俄共最高层设置一个平行的监督机构的设想，仍有十分的积极意义[18]。
此外，国内学者还初步研究了卢森堡、伯恩斯坦等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主观。有学者比较了卢森堡和列宁关于组织原则的认识，提出卢森堡并不接受列宁的高度集权的组织原则，更反对把党组织的集中原则扩展为革命后的新政权的组织原则，她认为那会使社会主义变形[19]。卢森堡和列宁对组织原则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有的学者比较了卢森堡与伯恩斯坦的民主思想，认为二者存在本质区别[20]：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鼻祖——伯恩施坦抽象地看待民主与专政的关系，认为“民主”就是不存在阶级统治的全民民主;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所讲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批判伯恩施坦单纯强调民主的形式而忽视民主内容的片面观点，她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同无产阶级专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有的学者比较了卢森堡与毛泽东的民主观，认为二者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功能的认识大体相同，但对于其实践方式的认知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民主与集中的配置方式，以及实践式民主与教化式民主、有序式民主与运动式民主的分野上[21]。例如，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卢森堡认为，集中是有限的，只能处于自由、民主的辅助地位，“社会主义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由上面的布告来颁布实施和推行”。毛泽东十分注重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然而在处理实际工作时，却明显地偏向“集中”而忽视“民主”。
理论界关于列宁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权建设思想的研究，是出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迫切要求，对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纪念苏联解体20周年成为继续探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根源的新契机
2011年正值苏联解体20周年，也掀起了关注苏联解体问题的新一轮高潮。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存在了近七十年后轰然倒塌，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对此问题的讨论从来都没有“冷”过。苏联曾经强大过，曾经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翻开了新的篇章，同样在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问题，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去研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能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关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有“内因说”和“外因说”、“必然论”和“偶然论”。“内因说”中分几种，一种认为是上层的机会主义，坚固的城堡必然是从内部攻破的，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另外的解释;另一种认为苏联的整个体制、机制出了问题，等到戈尔巴乔夫想改革时，已是强弩之末，因而反对“苏联模式”。“外因说”中最著名的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说法，即苏联就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它是西方的策略，这是阴谋论的最早版本之一。就具体来讲，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部出了问题，改革的错误导向、苏联共产党的蜕化与变质、领袖们的背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缺乏社会主义的法治保障等，都是主要原因[22]。另一种看法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有的学者批评斯大林模式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而赫鲁晓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行的仍然是斯大林的那套政策[23]。有的批评苏联的发展始终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制度层面上出了问题才导致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行为频繁发生，等等;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去苏联化”[24]。关于苏联解体问题强调戈尔巴乔夫等人负有主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或者弱化旧苏联计划体制对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影响，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旧体制的认识前提，吸取苏联解体最为主要的教训：必须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削弱，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25]。有的学者结合我国现状指出，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26]。
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一些专家强调在具体分析之前应运用正确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李慎明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他认为，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正确认识因果关系，并且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27]。有的认为，苏共的衰亡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对苏联解体的研究，在方法上应该是“合力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8]。
(三)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后果，促使马克思主义复兴
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频频告急，“占领华尔街”、“占领伦敦”等运动接踵而来，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社会不能不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表示出某种尊重和肯定，同时，也重新燃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热情。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正好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性，证明资本主义在解决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及公共品供给不足方面的失败，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与经济危机的发生、表现和解决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又一次复兴。
例如，美国学者乔治·艾克诺和马卡斯挖掘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数据模型系统地研究了美国1929—2008年的经济表现，特别是利润率波动的状况及其原因，发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直处于无法获得高利润率的困境，而最近的金融危机是过剩资本在金融部门追逐利润造成的[29]。大卫·科茨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指出这场危机是一场由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结构性危机，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危机，而更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危机的本源来自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研究文献称之为“危机趋势”，其中包括消费不足、由生产资料价值相对劳动力价值的升高造成利润率下降、劳动后备军减少带来的利润挤压、过度投资或过度积累，等等。他还指出，克服危机需要国家干预，而目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和经验极度缺乏，因此未来复苏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将会壮大②[30]。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侯惠勤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和条件。第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第二，在西方社会中将会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有批判性，敢于和勇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这种批判精神将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认识，推动一些学者从研究马克思主义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大规模复兴还需要更多的主客观条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还处于社会情绪的表达阶段，缺乏相应的阶级组织、实践形式和理论思考，不能过于乐观。其在思想界的回声也还是弱势的，其对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仍然是为现行制度和世界秩序进行辩护，只是做了局部的、改良的、技术和操作层面的批评。这次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学者反思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但是大多数批评不涉及资本主义被超越、被取代的问题，谈不上对于共产主义的认同问题。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兴未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国内学者立足我国的国情，积极讨论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建党思想、公平正义、社会矛盾等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上。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论题受到广泛关注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龙去脉、党内民主发展历程、执政党的形成和发展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论题，受到广泛关注。
首先，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成为热点。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延续和深化了毛泽东思想的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31]。特别是在国家形态、政权形式、党建组织方式等方面，一如既往地坚持。在总结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杰出贡献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也存在一大失误，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开展党内路线斗争，这一失误曾使党的建设一度陷入严重迷途[32]。
其次，学界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去研究党内民主，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考察：领袖人物的党内民主的思想、党内民主实践历程、党内民主在党史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最后，有学者注重方法的创新，通过比较方法与实际调查方法，对改革开放后这段时期党在族际政治整合上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从过去注重直接地依赖行政力量转变为运用制度的力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33]。
(二)有关社会矛盾的研究备受重视
我国正处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国内学者关注当前凸显的社会矛盾，剖析当前社会矛盾成因，探讨化解矛盾的有效办法，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有序进行。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的分化比较明显，具有利益群体结构多元化、利益群体差距扩大化、利益群体矛盾复杂化与利益群体心态失衡放大化等趋势特点。加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协调解决利益分化所产生的矛盾，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34]。有学者更为具体地指出，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实现利益和谐，要以市场经济推动利益和谐、政府保证利益和谐、动态渐进实现利益和谐为基本点[35]。有学者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剖析了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致力于构建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36]。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有学者对此做了阐释：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改变过去的权力本位理念，强调政治权力符合民众的意志，服务于民众利益，获得民众对于执政合法性的认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思维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公平正义，就是强调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资源和发展成果[37]。
(三)“公平正义”成为热议的研究题材
近年来，很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日渐暴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平与正义”没有得到较好解决，未能充分实现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有机结合和有效兼顾。正因为如此，“公平正义”才成为热议话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国内学者初步探讨了马克思的正义观的内涵[38]，有的学者对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之间关系的争论作了归纳[39]，还有的学者针对现实问题探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连“形式上的公平”也未完全做到，只有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能化解市场经济“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真正落实“形式上的公平”并不断推进“事实上的公平”[40]。有学者还从平等的含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进行分析，并探索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能够长久有效地保持社会平等[41]。《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在2011年第2期、第3期和第4期曾连续集中刊发了与公平正义相关的文章。其中，第2期的一组文章，着重探讨了人民群众的幸福问题、尊严问题与善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尊严与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诉求，而又有赖于良性的政治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第3期的一组文章，探讨了“公民权利与社会公正”、“自我与他人关系”、“平等与市场”、“承认与再分配”以及“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道德主义”等方面;第4期的一组文章，探讨了“正义的反思与多样性”，涉及“转型国家的正义实现”、“全球化、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对正义、平等和尊严的影响”、“平等：一个理论与行动框架”等方面。这几组文章，从哲学思想的本来出发，基本上涵盖了“公平正义”的问题范围。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探求。
(本文是在2011—2012年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报告副本基础上修缮完成的。初稿分别由王青、骆小平、童晋、肖斌、宋帅提供，唐芳芳博士加工整理。桁林研究员统稿时围绕主题，增加了论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并对其余部分做了调整增改，因而对全文内容负有主要责任。)
注释：
①原话是这样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②本文为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在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政治经济学论坛上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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