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掌握立场和观点，也要掌握方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应读者要求，我们特约请编写组的部分专家学者撰写了这组文章。
怎样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一句空洞的套话，也不是走一走、看一看和想一想、说一说就能做到的。“实际”的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实际”的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就要有比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就要有很强的理论思维水平，还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切实开展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到底怎样?这就要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就是深入实际，全面把握客观情况。调查的过程是十分艰苦的。这既是正确把握世情、党情、国情的过程，又是正确把握民心、民意、民愿的过程。走出机关门，走进百姓家，面对面，心贴心，才能做到亲知、真知、深知。走马观花，浮光掠影，道听途说，是不可能真正把握到客观情况的。
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首先就要“眼睛向下”，决不可以拉架式、摆架子，决不可以先入为主、自以为是;调查必须“有的放矢”、目的明确，调查才有针对性，才会有切实的收获;调查必须“亲自出马”，不能“嘘寒问暖”之后就“打道回府”;调查必须是“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通过对具有代表性事物的调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调查还要把“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与面上铺开的“全面调查”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调查对象。
从人的认识活动说，调查研究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从把握事物的现象飞跃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调查”重在把握情况，“研究”重在分析问题。在调查过程中，人们所搜集到的感性材料，往往是粗精混杂、真伪并存、彼此相隔、表里莫辨的。调查基础上的研究过程，就是“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去粗取精”，就是去掉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材料，抓住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典型的、主要的东西;“去伪存真”，就是剥掉虚假的东西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假象所蒙蔽;“由此及彼”，就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把零散的、孤立的材料联系起来，不满足于一鳞半爪，更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由表及里”，就是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发现事物的内部联系，不要浮光掠影、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人的认识才能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把握事物的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
认真学习各种知识。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是对“实际”的直观反映，而是对“实际”的能动反映。能不能看清楚实际，能不能看明白实际，能不能看透彻实际，不仅取决于调查得是不是深入，而且取决于有没有关于调查对象的知识。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认真学习各种知识。
“实际”是客观存在的，能否把握到“实际”，却同人的知识和理论密不可分。没有医学知识的人，既看不懂胸透片，也看不懂心电图，而医生则能看出人的胸部或心脏是否有毛病。这就说明“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有了相应的知识和理论，才能认识相应的事物;黑格尔俏皮地把这种情况叫做“有之非有”，“存在着的无”。“实际”就在那里，没有相应的知识，你就看不清楚、看不明白。
认识自然现象，就要有自然科学知识;认识社会现象，就要有社会科学知识;认识人自己，就要有人文科学知识;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就要有哲学知识。我们所面对的“实际”，既不是孤立的自然现象，也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更不是孤立的“人”，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用科学知识去观察实际、研究实际。
努力提高研究能力。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研究实际，找到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把握实际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抽象力”，就是理论思维能力。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切实提高理论思维水平。
“实际”是极为复杂的。实际存在着的事物不仅有同类事物的“共性”，而且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不仅有自身存在的“内因”，而且有自身存在的“外因”;不仅有表现为纷繁复杂的“现象”，而且有规定自身存在的“本质”;不仅有构成自己的“内容”，而且有表现自己的“形式”;不仅有展示自己的“支流”，而且有决定自己的“主流”;不仅有实现自己的各种“偶然性”，而且有规定自己的“必然性”;不仅有实现自己的“现实性”，而且有否定自己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物自身的矛盾出发，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多种角度地想事情，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把握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列宁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研究要做到不沦落为“儿戏”，就既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又要有实事求是的本领。
恩格斯说，每个人都天生地具有理论思维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是自觉培养和不断提升的。理论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理论思维是以概念系统为内容的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它从理论上规范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理论背景不同，理论思维水平不同，对“实际”的理解就不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不同。所以，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的“看家本领”。
增强社会担当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调查研究是艰苦的，学习各种知识、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同样是艰苦的。把时间、精力放到调查研究、学习知识、增长能力上去，首先要把“心思”放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去。没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调查”就会走马观花，“研究”就会浅尝辄止，“学习”就会一知半解，“能力”就会缺少自知之明。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了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调查才会切实，研究才会深入，学习才会认真，能力才会增强，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说到”、“做到”。
如何科学把握矛盾分析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杨耕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矛盾凸显期，社会问题增多，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如何看待矛盾，如何处理矛盾，就成为摆在党员干部面前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辩证思维，需要科学把握矛盾分析方法。
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所谓矛盾，就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谓之变”，说的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基本属性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即统一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斗争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同一是包含着差别和对立的具体的同一，斗争、对立是统一体内部的对立、斗争，两者谁也离不开谁。辩证思维方法之所以比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高出一筹，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辩证法在对立的东西中发现同一关系，在同一的东西中发现对立关系。知道树叶有正面有反面，物理学中有阴电有阳电，生活中有成功有失败，这是常识。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作用，推动着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其中，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前提，矛盾双方的相互贯通规定着事物发展的趋势;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造成双方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矛盾双方的相互否定直接推动着事物的转变。当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到极限时，只有通过斗争才能突破这个极限，从而使旧的矛盾统一体分解，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一事物变成他事物。一切发展都是矛盾运动的“杰作”，都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处有矛盾;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时时有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差异、对立、冲突不过是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所以，有矛盾并不可怕，矛盾凸显期也不可怕，建设和谐社会并不是否认或消除社会矛盾，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和谐是矛盾运动中的和谐，其实质是“和而不同”。相反，“同则不继”，单一的、完全同质化的事物是难以延续和发展的。
每一事物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又各不相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一事物的矛盾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认识事物，最主要的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变化的特殊原因，无从把握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事物、合理改造事物。不同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矛盾解决方法的特殊性：有的采取一方“克服”另一方的形式，有的通过对立面“融合”的形式，有的是双方“同归于尽”的形式，有的则需要创造某种新的形式。“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问题还在于，每一事物中的矛盾及其不同方面的地位也具有特殊性。事物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总体。其中，有一种矛盾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主要矛盾，处于被规定的矛盾就是次要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对矛盾中，有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被支配的一方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辩证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坚持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是指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不仅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而且要看到矛盾双方的统一;不仅要看到矛盾体系中存在着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看到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重点论”是指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要求我们，看问题既要全面地看，又要看主流、大势、发展趋势。今日中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哪个国家没有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有问题就否定我们的成就，就看不到我们的光明前景。
在矛盾问题中，还有个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任何矛盾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包含着共性，个性与共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共性和个性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具有鲜明的个性，是植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原理要求我们，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和解决问题，根本的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活的灵魂”。“具体”是矛盾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具体分析”，既要分析“具体”的共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具体”的个性的一面。分析事物的共性，有助于把一事物与他事物相联系，把握同类事物的本质;分析事物的个性，有助于把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把握每一事物的特质。只分析共性，不分析个性，势必导致教条主义;只分析个性，不分析共性，容易滑向经验主义。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时间、地点、条件构成“具体问题”的诸方面。具体分析要求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认识事物，时间不同了，地点不同了，条件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然不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坚持“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牢牢把握矛盾的特殊性。用抽象的原则代替对事物的具体分析，是实际工作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如何进行科学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吴向东
评价是人类生活的一大特征，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评头论足是评价，而工作中提拔干部要评价，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要评价，等等。但是，如何进行科学评价?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因此，确立和运用科学的评价标准，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合理把握评价的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评价标准有个体标准和社会标准。当判断某一客体有无价值时，必须明确是“对谁的价值”，“以谁的需要”为尺度。当判断某客体对某个人的价值时，其尺度只能是某个人的需要，凡是符合这个人正当需要的就是对他有价值的。当判断某客体对某一阶级、民族的价值时，其尺度只能是这个阶级、民族的需要，凡是能满足这个阶级、民族正当需要的就是对这个阶级、民族有价值的。同样道理，当判断某客体的社会历史的价值时，也只能以社会历史的需要为尺度，凡是能满足社会进步需要的就是对社会有价值的。
我们既不能只承认社会需要的尺度而否认个人需要的尺度，更不能只承认个人需要的尺度而否认社会需要的尺度。由于个人需要不同，必然产生对同一客体的不同价值评价。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反映的是个体追求的不同取向。“因材施教”、“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等，表示的是尊重个人需要的独特性和它作为价值标准的不可取代性。同时，价值评价不仅要判断事物对个人的意义，更要认识事物对群体、社会的意义。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和发展。人们需要的产生、发展和满足，都要通过社会得到实现。因此，把握客体的社会价值是价值评价的重要任务。
评价客体的社会价值的尺度不是个人的需要，也不是某个群体的需要，而是社会的需要，也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的需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也就是符合社会进步需要的，就是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其根本需要和利益同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以生产力发展为尺度，实质上也就是以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为尺度。正是基于此，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正确处理评价的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作为评价标准的主体需要，不仅有多种形式，而且每种形式还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如功利的、认知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方面的需要。不仅如此，这些需要还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如局部的、暂时的和整体的、长远的;高级的和低级的等。这些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需要，在一些情况下，往往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有时甚
至是互相冲突的。如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虽然能够满足人们局部的、暂时的需要，却损害和牺牲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地把某一方面的需要与其他方面的需要，局部的、暂时的需要和整体的、长远的需要，低级的需要和高级的需要等协调起来，并以此作为标准去评价事物，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的价值。
在主体的不同需要、不同评价标准中，历史需要和道德需要，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特别值得分析。这是因为，对同一事物，同一社会现象，依据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大不相同，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出现某种“二律背反”现象。
从根本上看，道德标准与历史标准是一致的。但是，道德标准本身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有历史的传承性，也有着对现实、历史的某种超越性和理想性。由于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有着不同的视角和内容，因此，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结果必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道德标准简单地归结为历史标准，也不能用历史标准取代道德标准。恩格斯曾以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为例说明这一问题：“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这里，道德的不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并存，正是“贪欲”、“情欲”、“物欲”成了社会发展的杠杆。当我们面对这种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中的矛盾时，应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来观察问题，把历史评价放在第一位，坚持历史标准优先于道德标准。
坚持历史标准和历史评价的优先性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甚至取消道德标准和道德评价。事实上，正是道德标准、道德评价与历史标准、历史评价的差异甚至矛盾，说明道德评价、道德标准的相对独立价值和不可替代性。问题的关键是站在何种道德立场上，以何种道德标准进行道德评价。因为，任何社会存在的道德都有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形态。只有站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未来的立场上，对客观事物和历史现象进行道德评价，揭示其中的缺陷，才能为社会发展指明可能的方向。我们既要坚持历史标准和历史评价的优先性，也要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统一起来，作出正确的道德评价。
科学对待评价的动机论和效果论。人的行为是一个从动机到效果的过程。动机和效果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好的动机产生好的效果，但也可能好心办坏事;坏的动机产生坏的效果，却亦可能歪打正着，产生好的结果。如何评价人的行为，只强调动机，或者只强调效果，都是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单纯以动机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据。动机只有通过活动才能发挥和表现出来。只有很好的动机，没有相应的行动，动机就不过是一句空话。同样的动机，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的不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列宁指出：“我们有些人在评价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它的总方针时，经常错误地拿这个党派自己提出的愿望或动机来作根据。这样的评价实在要不得。俗话说得好，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反对只是以效果作为评价行为的单一根据。不讲动机的效果论对许多复杂的道德现象，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它会把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歪打正着的人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这恰恰是人们的道德感所不能容许的。
马克思主义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主张联系动机看效果，透过效果看动机，把效果与动机结合起来评价人的行为。毛泽东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在动机与效果统一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是否合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