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在当下多重背景和多重语境中开始彰显其价值并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共鸣与关注，那么，她的民主理论无疑是其中最不容轻忽的内容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卢森堡在20世纪初对民主问题的回答与论辩，不仅构成我们省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复杂历程之不可多得的话语资源，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革命道路的历史思考，从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中赢获响亮回声，由此开创出“卢森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以民主为总体视野的革命理论传统。若考虑到卢森堡民主思想屡遭误识以及国内学术界现有研究并不足以详实把捉这一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真实关系之事实，那么，回到卢森堡原初话语语境，考辨、定位其民主理论的特定内涵、价值与历史影响，审理、呈示这一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深远效应，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项不可缺失的学术工作。

　　一

　　卢森堡对民主的渴求是与她曲折性的生命历程和悲剧性的生活遭遇直接相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运行模式发展为资本的垄断。与这一变化相伴而生的是资本主义福利政策的出笼、大批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工人阶级革命意志的削弱与式微。这些变化和新的历史现象直接波及第二国际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对这些变化和历史现象的不同回应，导致在马克思理论和西方社会主义路线上不同观点的分歧，乃至不同政治派别的分野。以伯恩斯坦和晚年考茨基为首的“修正派”打着“改良主义”的旗号而实际地站在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他们因为资产阶级怀柔政策的推行而在人数和势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形成多数派。相反，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革命派”长期处于受排挤、遭冷落的地位，因而成为少数派。政治上的弱势促成了卢森堡向往自由和民主的生命人格。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她多次申言，民主之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而是相反，它构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要件。

　　就此而论，卢森堡的民主理论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这一理论直接面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思考的是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中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具体道路问题。因此，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卢森堡都没有采取沉默与旁观的态度，而是密切关注革命动态，积极察问诸如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等革命中的每一个重要信号，并提出不同于列宁的观点，甚至与之展开激烈争论。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意见对峙中，卢森堡阐发了她独树一帜的民主理论观念。

　　列宁在1904年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之后，卢森堡随即写成《破灭的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等一系列文章，针对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上在其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的第一个运动。”(《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02页)即是说，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其根底都深深植于工人群众中，党的组织和运动时刻都要依赖于群众。以此为据，卢森堡提出了“自我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建党原则。她解释道：“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同上，第504页)

　　根据卢森堡的诠释，“自我集中制”的民主精神在本质上不同于“极端集中制”。所谓“极端集中制”，即是将革命家“有组织的部队”和“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区分开来，是严格的国家对各方面实行的直接性、僵直性干预。卢森堡之所以强烈质疑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因为在她看来列宁忽视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特殊性，低估了群众相对于党组织和无产阶级运动而言的基础地位。在卢森堡看来，这种思想气氛“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同上，第508页);而这实质上是把布朗基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运到社会民主党和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来。

　　根据这种批评，卢森堡提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同上，第503页)，而只能定格在“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框架中，即现实地上升为一种“自我集中制”。按照文本，我们可以大致从“自我集中制”的民主诠释中剥离出两层涵义：其一，它意味着多数人意志的集合，即社会民主党决策和运动的群众性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体现出民主原则;其二，它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集中的意义，而是仍然认为程度恰当的集中是社会民主党生存的必要酶素 —— 在这个意义上，它强调基层党组织及党员个人对上层党组织的服从。

　　正如上文所论，卢森堡批评列宁的集中制原则，倡言“自我集中制”，是紧紧依托于她对俄国革命道路和革命前程的思考，是与阶级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俄国革命进展到哪里，卢森堡的视线就移向哪里，而其民主的思想就渗透到哪里。事实正是如此，当俄国由二月革命发展到十月革命时，卢森堡又对十月革命的总体性质、意义特别是革命后的政权建设作出了评价与审思。一如当初对二月革命的热情态度，卢森堡获知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后，她在狱中欢呼胜利，认为十月革命不仅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因而是自巴黎公社革命以来又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而且其标志性要远远强于巴黎公社革命。与此同时，卢森堡则对十月革命的整个过程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革命中的缺陷。在《论俄国革命》这篇后来争议颇多的狱中笔记中，卢森堡意味深长地说道：达到新生社会的唯一道路即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所学校，是最无限和最广泛的民主和舆论。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迫不及待地解散了立宪议会，废除了普选制，限制了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这损害了十月革命原本具有的民主成果，容易使新生政权导向官僚化。因为在她看来，“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4页)

　　进而言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卢森堡看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轨迹，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绝对对立起来。而实际上，依她之见，无产阶级专政即指社会主义民主。她这样说道：“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于，当它走向政权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位置上，创造出社会主义民主以代替之，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肇始于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时刻。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别的，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45页)反对民主是造成人民积极性减损、官僚风气膨胀以及社会主义生命力衰竭的根源。

　　通过对苏俄革命之组织形式和政权模式的批评性考察，卢森堡引申出一整套民主理念。概括地说，这套民主理念主要强调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众论，一是自发论。

　　首先，正如上文已经引出的，卢森堡自始至终都十分强调群众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意义，因而强调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按照卢森堡的理解，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最终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这一革命目标的实现只有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基础上，才是最终可能的。“只有当组织核心和人民群众之间有血液循环，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脉搏跳动，社会民主党才能承担伟大的历史行动。”(同上，第8辑，第5页)正因为如此，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一个在政治上依靠无产阶级但在组织上脱离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团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同上)所以，卢森堡不只一次地告诫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每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大运动决不能来自一小撮领导人的倡议，而应来自支持党的那些群众的决心和信心。”(转引自麦克莱伦，第55页)

　　其次，与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一致，卢森堡一直注重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反对用领导人物和上层组织的自觉性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卢森堡与列宁是有着根本性分歧的。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轻忽革命理论的指导意义时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给工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必须能够起到一种统摄作用，群众的自发性必须纳入领导层的自觉性中方可克服其自身缺陷。而在卢森堡看来，自发性和自觉性其实并不存在必然矛盾，两者是可以调合的、交融的;若以自发性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为由而将之置于革命运动的下位，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她声言，“革命不允许任何人给它当教员”;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提出政治口号，摆出关于政治问题和战时无产阶级利益的明确态度，而不在于用下达命令的方式消解工人群众的自发性，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修正主义派别势力膨胀这一反面经验给出的结论。

　　二

　　卢森堡的上述民主理论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在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更是屡次被视为“机械决定论”、“宿命论”而受到指责。如果考虑到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境况等客观因素，我们发现，这些批评与责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映现出卢森堡民主理论话语的致命缺陷。

　　正像人们所熟知的，在俄国革命和列宁建党的初始岁月中，革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危机关头上。从外部来说，有来自沙皇俄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威胁;就内部而言，则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严重分化，形成民粹派、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等不同政治派别的林立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这种严峻的历史情势下，列宁强调职业革命家的领导作用，强调集中的重要意义，申明严格的纪律是当时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备要件，这都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抉择。因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列宁选集》第1卷，第348页)在这一点上，卢森堡虽然注意到了俄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危险，但她显然没有对这些危险作充分的分析，因而在高扬群众及其自发性历史作用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偏向了低估权威、轻忽上层组织领导功能、盲目崇拜群众的错误革命观，使其革命理论或多或少地涂抹上理想化的色彩。对此，我们是需要澄明的。

　　然而，在历史尘埃落定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反思卢森堡的民主思想以及后人对这一思想的种种评价时，我们应该承认，卢森堡阐说的若干合理观念并没有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得到确认，有意和无意的误解与歪曲已成为卢森堡思想评判席上的“法定判官”。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驱散长期笼罩在思想上空的迷雾，使问题之真相得到显现。

　　其实，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卢森堡长期被排斥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与决策层以外的政治命运铸就了她对民主式革命道路的不懈追求。她对群众自发性的不断强调，显然也是与这一政治命运直接相关的。她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在组织上已经比较成熟，但掌握实权的修正派由于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工人运动的形式与变化，因而习惯于按照领导层的“自觉性”来制定决策，于是自然而然地将群众自发性的作用抛之脑后，致使群众在实际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就此而言，卢森堡的自发论主要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倾领导，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的隔离。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重视群众自发性是有时代背景作依托的，因而是正常、合理的。并且，这种重视也没有过去人们所批评的那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意识形态忽视论”的倾向;恰恰相反，卢森堡的民主理论由于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背景支撑的，因而在性质上是专属无产阶级的。早在写作《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以批判伯恩斯坦的经济观点时，卢森堡就申明，与伯恩斯坦的论战不是革命同志之间的意见歧异，而直接就是“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当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代言人考茨基借口经济条件不成熟而攻击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患上了“民主缺失症”时，卢森堡敏锐地指出，考茨基煞费苦心加以辩护的民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他是要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献身于民主”，是“背叛自己，背叛国际，背叛革命”。因此，卢森堡始终坚持马克思革命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她所阐扬的“自发论”自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发性，而仅仅是指行动的自发性，注重的是群众对革命的参与。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卢森堡就已经提出了阶级意识问题，主张通过政治活动、工会以及社会民主党内部自我批评等多种形式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自发的工人意识转化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卢森堡对民主的这些理解，本来已经在历史的隧道中定格，然而在后来的时空多棱镜中却不断被错认乃至被歪曲，这是值得深入省思的。

　　与此同时，还需要厘清的是，卢森堡及其民主理念虽然多次受到列宁的批评，但将卢森堡赞誉为“鹰”的列宁将批评更多的是指向卢森堡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其民主思想本身。作为第二国际的左派，卢森堡与列宁不仅在反修正主义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对民主的理解上，两人其实也多有共合之处。按照一般的理解，“民主集中制”是1906年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而卢森堡在此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自我集中制”原则。从两个术语之内涵上讲，我们不难判断，列宁是受到了卢森堡理论的影响。同时，列宁也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定要以民主为底线的。因此，在晚年当觉察到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正在苏联党内悄然滋生并迅速生长时，他与这些危险现象展开了不竭的斗争，试图以此扩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卢森堡对列宁的影响，实质上是卢森堡民主理论在东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获得的反映与体现的价值。然而，当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沿承卢森堡民主理论话语而开创出异质于苏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后，卢森堡思想的反映与价值同时又创获了另外一种意义，这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理解与诠释。

　　三

　　由于卢森堡整套民主理论话语解答的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与卢森堡有着相同或相似生活经历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审思俄国革命模式、探索西方革命道路时，无一例外地把卢森堡著作看作重要的文本加以读解，把她的思想当作重要的资源加以汲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有两篇文章专论卢森堡。在对卢森堡民主思想的批评性考察中，卢卡奇毫不掩饰地指认了卢森堡理论的片面之处。例如，当论及卢森堡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批评性观点时，卢卡奇直截了当地指出，卢森堡“过高估计它(指无产阶级革命 —— 引注)的纯粹无产阶级性质，因此过高估计无产阶级在革命第一阶段能够拥有和事实上的确拥有的外在力量以及内在的清彻性和成熟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反面是过低估计非无产阶级因素在这革命中的重要性。这既包括在阶级之外的非无产阶级因素，也包括这种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本身之内的力量。这种对真正动力的错误估计导致她的错误概念中的最关键性的一点：过低估计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过低估计与自发力量的经济发展必然性对立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卢卡奇，第363页)在评价卢森堡《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时，卢卡奇又尖锐地批评卢森堡是用革命未来阶段的原则与当前的要求相对立。

　　不过，在卢卡奇看来，卢森堡的民主理论在指认俄国革命道路上虽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思考欧洲革命而言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与引导意义。按照卢卡奇的理解，卢森堡之所以批评俄国革命的组织形式与政权特点，是因为她不希望俄国的革命模式在西欧重演，反对将十月革命完全拷贝到西方去。事实上，卢森堡虽然由于过早牺牲因而没有来得及总结和反思西欧在十月革命后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在实践中她的确不同意西方革命一定要以俄国革命为样板。卢森堡虽然始终主张坚持马克思的革命路线，但她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给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在剖析伯恩斯坦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时，卢森堡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西欧共产主义运动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由于资产阶级对工人收买政策的推行以及大量工人贵族的产生，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缺乏真正理解的人，逐渐放弃了革命的观念，将社会主义寄托在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上，并且将自身与广大工人群众隔离开来，因而伯恩斯坦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垄断资本主义特殊历史语境的一个产物。根据这种认识，我们自然可以推知，卢森堡并不认为发生在异质于西欧历史语境中的俄国的革命应当移植到西欧去。由此可知，卢卡奇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而事实上，卢卡奇正是根据这种理解去思考欧洲革命问题的。

　　卢卡奇认为，十月革命之后的西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主要是因为西欧采取了俄国暴力革命的模式。暴力革命之所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取得胜利，根源在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物化世界中的丧失，亦即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和由此而带来的物的世界的膨胀，使无产阶级丧失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与改造力，因而对无产阶级革命表现得麻木与冷漠。所以，在卢卡奇的视野中，通过民主的方式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赢获广大群众的合法性支持，才是西欧革命的根基。这一理解应当说与卢森堡的民主理论是一致的，卢卡奇本人对此当然也是清楚自知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说道：“罗莎·卢森堡对‘无产阶级’概念范围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机会主义者。她极其深刻地表明了革命形势将会如何动员迄今未组织起来的而且的确是组织工作达不到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农业工人等)。她表明了这些群众将会如何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甚至比敢于傲慢地对待他们、认为他们不成熟和‘落后’的党和工会高得无法比拟的阶级意识。”(卢卡奇，第394页)这说明，卢森堡民主理论中的群众性观点在卢卡奇的理论中被升格为阶级意识的观点，但其民主之内涵却没有因此而改变。

　　不仅如此，卢卡奇在1928年为党中央起草的《勃鲁姆提纲》中，明确反对第三国际的暴力革命纲领，并提出民主专政的问题。他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主张匈牙利革命需要有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就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争取人民阵线同盟军的思想。虽然《勃鲁姆提纲》遭到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取消主义”的指责，卢卡奇也为此发表了一个自我批评，表示承认提纲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但他直到晚年都认为民主专政和人民阵线同盟军思想对于西欧革命而言是正确的、有价值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另一位开创性人物科尔施，提出了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十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西方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加强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化;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来说，首要的历史任务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开辟出一条“工人群众-意识形态”的革命线路，最终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意义上实现社会革命的总体性目标。在科尔施的革命路线图中，我们显然还是能够看到卢森堡的影响的。

　　对西方资本主义变化有着深刻理解的葛兰西在探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时，也明确反对将俄国的革命模式机械地复制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实践中。对此，他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两者具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具体来说，“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初状态，尚未成熟;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适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的强大结构就会立即显现，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不用说，各个国家的数量有别 —— 但这恰好说明每个国家都需要进行准确的侦察。”(Gramsci, p.238)也就是说，在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落后、缺乏民主传统，因而阶级统治以政治社会的强制性权力为主;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都非常强大，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实施直接统治，而且也通过市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因此，俄国的革命可以通过发动“运动战”(war of maneuver)来推翻强权统治而获得胜利，而西方国家却只能通过长期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来首先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基于此，葛兰西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肃对待支持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为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说，威权政治固然重要，但文化霸权体系更像是一道道牢固壁垒，深深扎根于市民社会之中，使得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社会各阶级的支持，从而其统治拥有了厚实的合法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只有首先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展开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动员大众的力量，获得他们的支持，建立起对立的“文化领导权”，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总结和反思西欧革命失败的经验而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求索，总体上沿袭了卢森堡在此之前提出的民主理论，由此使卢森堡的民主理论真正获得了西方语境的论证。从卢森堡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传统，归纳起来便是，强调革命的民主视野，重视工人群众的力量，重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支持。但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卢森堡的理论相比，更加强调“领导权”的争取，而卢森堡在选择以论战的方式来维护“自发性”的同时，却忽视了通过夺取领导权的方式来提升“自觉性”的意义。

　　由卢森堡所开出、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的以民主为基础的革命理论传统，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观，在总体上指认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路线;同时，其对苏俄革命和政权模式的批评，由于有苏联20世纪30年代之后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以及政权垮台等一幕幕“悲剧”的相继上演，而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在长期的理论斗争和历史实践中，这一理论传统要么被当作右倾主义而推上被告席，要么被搁置而导致最后被遗忘。因此，在苏东剧变以及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粉墨登场等事件相继而来的当下历史语境中，重新反思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话语，拷问、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败得失，探求西方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道路，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1983年，人民出版社。

　　《列宁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

　　卢卡奇，1992年：《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 等译，商务印书馆。

　　《卢森堡文选》，1984年、1990年，人民出版社。

　　麦克莱伦，2004年：《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ramsci，Antonio，19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