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现实，中国当下的思考已经建立在西学语境之下了，而对于西学语境构成“批判性力度”的马克思主义，显然需要生发为我们思考的起点，即需要我们学着按照马克思那样去面对现实，开启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又给人以希望的阐释未来道路的理论。

　　虽然如沃尔夫冈·豪格所说的那样，“整个20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左派、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素材足以让人编导出一部部悲剧”，但是，纵观当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没有一个可以对马克思避而不谈，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一方面，人们正在走向马克思所阐释的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之中；另一方面，人们相信马克思还会不断给予我们这个时代以“力量”，即改造世界的力量与改造人的力量。

　　不过，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及传播来讲，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状依然存在难如人意之处，例如出现“版本学迷恋”、“唯西马是马”、“中国问题的悬置”等尴尬的研究困境，这实质上均关系到我们如何真正做到“诠释马克思”的方法论问题。这方面，学界需实现研究的“三个转变”。

　　从“如何诠释马克思”到“我们为何要阅读马克思”的追问

   单纯地对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论进行创新的结果如今已经呈现出困境，即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蕴含的对于“宏大叙事”的推崇转向注重“微小叙事”研究，真所谓“人头攒动，各领风骚片刻”。而在对西方人物、论题引介的过程中，却忘记了这些学说不过都是不触及私有制前提的批判以及在资本逻辑所能容许的范围内的思考，而马克思就是要挑战他们不再质疑的前提，两者的异质性非常明显。

　　但是，如今国内一些研究者却不再讨论异质，转而认为西方人一谈到某个概念、主题，开创者似乎都是马克思或者马克思曾经都有所讨论，这样的“诠释马克思”的过程很可能变成只是不断的“论文制造”，而忘记了马克思创立这个学说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接着马克思的言说做些什么？纵观马克思的文本并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理论推演，这样只能造成两个极端，一个是本本主义的“时间性”忘却，另一个则是以当下文本“反注”马克思文本进行理论生产。但是，“人的解放”如何可能，即在一个“后革命时代”如何进行“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这是当下我们在诠释马克思的时候必须时刻关注的“规范性命题”，以此去确立自己的研究立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到“我们如何马克思主义地思考”的转向

　　曾有学者认为，“汉语思想界百年来所想的基本问题，都是与西方思想发生关系后引发出来的。应该如何来把握这种历史性的‘发生关系’？”其实这样的追问就是如何确立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问题。反观现实，中国当下的思考已经建立在西学语境之下了，而对于西学语境构成“批判性力度”的马克思主义，显然需要生发为我们思考的起点，即需要我们学着按照马克思那样去面对现实，开启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又给人以希望的阐释未来道路的理论。

　　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想的更多的是一种“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自身的意义复原工作，而没有真正将这种思想站立起来作为面对全球化时代“古今中西之争”应有的理论担当。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我们忘却了对“现实”进行理论思维的能力，纵使能够将马克思的语句背得烂熟又有何用？这也是那些版本拜物教者一再认为不懂版本学就无法阅读马克思的理由。可问题是，只要掌握了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并捕捉到马克思的思考原则，如立足资本的原本批判而非诸如形而上学变革之类副本批判等，以及领悟马克思思考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才能真正摆脱“笔杆下书写的马克思”的命运。

　　从“零散的西方学术资源的引入”到“面向中国问题求解的‘顶层设计’”的吁求

　　在西方学术资源的引入，特别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之后，一个更加清晰的画面展现了出来，那就是，以“解放”为主题的马克思到以“批判理论”为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以“激进话语”为主题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流变。与此相对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实现了以“现代性”置换“资本主义”而一同将马克思送上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谱系之中，并为其“排上座次”。

　　这样做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批判方式都有可能沦落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马克思主义的“山寨版”。而逃离这种可能的路径，只能是将对象调整面向“中国问题”，而思考的视角也必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技术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转向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政治逻辑批判”之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视野，并重新激活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度，提出当下的“人的解放议程”。对那些试图以固守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仅仅将“人类解放”认定为“规范性”的理论话语给予有力的回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ZX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