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于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后来，按照大会通过的决议于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同年由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的附录刊印，从此以后，就作为该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过。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本于1885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1889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正文前面刊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3-431页)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新时代》杂志。)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注：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厂主们谈论自由贸易的所有国家里，他们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贸易。对外国谷物征收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面包，高额的工资(cheapfood,high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见注30)。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71)。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不惜耗资百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的热情已经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之，人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面包，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面包，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们，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注：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见注31)。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选集第3卷第712页)。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斗争。现在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促使他们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情感的。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工资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交纳的税;你们陷于贫困，是因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30年中，我们的工业获得巨大发展，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却大大超过了谷物价格的上涨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便士(6苏(注：法国旧铜币名，1苏等于1/20法郎。——编者注));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从35法郎降到7.25法郎)，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自动工厂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从25法郎降到10法郎)。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价廉，市场繁荣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们自己对我们说过的话，同时你们还制定了新的济贫法，设立了习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注：习艺所是依据1834年英国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案》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案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
厂主们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决定工资的不仅是谷物的价格，而且还有供给的人手之间的竞争。
但是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或许你们还以为可以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们不是慷慨地献出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而是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自己的工人们的这番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向厂主说道：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么我们就荒废了农业，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购买我们的工厂的产品。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这件事就听之任之吧。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谷物。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我们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资，有了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迫使大陆购买我们的产品。
可是，现在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可是我们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听任别人断绝我们的生活来源吗？
反谷物法同盟(注：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注：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190、215、217。)对英国农业产生有益影响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已有成千上万册在农村流传。
其中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雇佣劳动者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英国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价格下跌，也不会使你们遭致损失，因为这种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缩减，但绝对不会伤及工业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莫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是谷物价格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保证谷物得到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谷物的时候，谷物价格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谷物价格便急剧下跌。这位获奖者忘却了不是进口引起价格上涨，而是价格上涨引起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说，每次谷物价格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会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国谷物不能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肥力较差的土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么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土地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没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农场主，则必然在农业中取胜。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大声说：“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虚伪的说教根本不能使工人为面包跌价而感到欣喜。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注：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46年谷物法废除(见注81)后，英国工人利用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矛盾，迫使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了新的工厂法，即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规定从1847年7月11日起童工(13-18岁)和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从1848年5月1日起，再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工厂主没有遵守这项法案。)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们!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整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尔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点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制造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正是力图使工人相信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们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费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这些宫殿里也设立了自己的某种类似官邸的东西，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人们希望降低面包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业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谷物的话，那么，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注：这段引文引自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先生们，请不要以为工人在谷物的价格较贱时至多收入4法郎，而过去却收入5法郎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
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难道不是越来越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更大的损失。
当谷物的价格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面包就足以满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变得非常便宜，从而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节约面包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并没有被自由贸易派的幻想和谎言所欺骗，尽管他们同自由贸易派联合起来反对地主，但是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并仅仅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工人并没有估计错：为了向厂主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联合行动使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获得通过;工人们30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注：指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见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包令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论证，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消费，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被抛到了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自由贸易对工人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说，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必须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资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么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劳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们却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这一环节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劳动者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么，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这种劳动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劳动者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苏了。
于是经济学家们会对你们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价格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大量的消费要求大量的生产，而大量的生产又引起了对人手需求的增加;对人手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能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须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而在资本扩大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劳动的专门技能，劳动者的专门技能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这种专门技能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生产资本的扩大迫使工业资本家采用不断扩大的生产资料进行工作，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工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更剧烈了。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机械的改进使1100个工人失去了工作。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去工作的人手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没有忘却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万名伦敦织布工人的问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向他们许诺的虚无飘渺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令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像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置他们于死命。机械的进步使手工劳动越来越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手工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已经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作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也将被击败。”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约为80万匹。1830年印度输出的棉布还不到4000匹。而在1800年装船运送到葡萄牙的棉布，还有100万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2万匹。
关于印度织工苦难的报告是可怕的。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则转入其他行业，特别是转入农业劳动。不能改行的人则活该饿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美观和耐久著称于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像东印度的整个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为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时所使用的措辞，和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应该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他所说到的这种劳动看作完全特殊的劳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也看作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种手工劳动总有一天都要经受手工织布劳动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机器设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英文叫throstle-mills)中，纺纱的尽是些16岁及16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骡机，大部分纺纱工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注：这段引文引自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4页。——225。)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是对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令先生谈到某些个人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个阶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的暂时的苦难，而且毫不讳言，这些暂时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存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他的人说来，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转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么，他也就等于承认劳动阶级的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总的来说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平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绝。如果资本不力求保存工人这种可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现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后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资恰好就是为生产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认为工人只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也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这种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有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么它所得的总额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工人阶级只有经历一切苦难和贫困，在工业战场上抛下许多尸体，才能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事情还不止此。随着工业的进步，出现了更廉价的生活资料。于是，烧酒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么，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经济学家们的前提，即自由贸易的实现和成为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这一前提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就同意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经受经济规律的严厉打击。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我们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这些诡辩同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论证完全一样。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本身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之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朋友。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形式在布鲁塞尔出版
原文是法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