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的必要性
陈锡喜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中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1]这一讲话对问题导向的强调，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战略性意见。5·17讲话除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取得的成绩，也实事求是指出了不足，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1]而存在这一不足的关键，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够强烈，“问题导向”不太鲜明，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功力，多出高水平成果的当务之急。具体地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的需要，是坚持理论研究的人民立场的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也是提炼中国经验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一、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需要基于问题导向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说教等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1]
真懂是真信的前提。习近平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1]这揭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真信所必备的两个核心：其一，坚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继承者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者，不仅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而且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其二，坚信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应该建立在对其科学性的认知基础之上。习近平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和考据与西方一些学者的差距，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浅尝辄止、蜻蜓点水，不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因为这有悖于科学精神。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源于它是建立在实践性基础之上的批判学说，其真理的普遍性，源于其对问题批判性的特殊性，即它是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的时代问题为导向的。
马克思的世界观之所以能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因为他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工作期间，直面德国法律制度现实同黑格尔法哲学理念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形成了“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这一批判既有理论批判，更有对现实的批判，即要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P4)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追溯自己世界观转变的心路历程时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而“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形成了以物质社会关系理解法的关系的研究结论。以这一问题意识为逻辑起点，马克思逐步形成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这一“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3](P591)这一“总的结果”，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它既不同于唯心主义用精神解释历史的范式，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试图用自然物质解释历史而因解释不了最终仍陷入唯心主义的范式，因而具有相对于所有传统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在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范式展开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时，同样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出发的。他在谈到自己的理论同空想社会主义根本区别时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P539)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批判性，使它具有了批判地汲取人类文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而不断发展自己、并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的内在动力，从而成为开放的体系。正如恩格斯一再表明的那样：“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4](P494)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还源于它是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欧洲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精神的继承和超越。马克思说过：科学是奥妙无穷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马克思涉猎的知识领域非常广阔，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逻辑学、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甚至还深入到数学和自然科学，这奠定了马克思解决资本主义时代课题的知识乃至智慧的基础。
马克思为了搞清法理的本质问题，而由原来所学的法律学经过法哲学而进入哲学领域，他对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怀疑论”在内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作过深入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分析古希腊两位著名哲学家思想的区别和联系的。为了研究“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本质问题，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寻找到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他又钻研了政治经济学。晚年，为了考察东方社会，马克思又研究了人类学，写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科学巨匠”，他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5](P601-602)
马克思一生酷爱数学，数十年如一日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和钻研数学，留下了近千页数学手稿。他研究数学，更是为了能够科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1873年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时说道：“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整理的材料，这是可能的)。”[6](P389)马克思研究数学，没有把它仅仅当作计算工具，他还从数学思想进展中来探索人类思维如何由逻辑思维发展到辩证思维的。他指出：“理解微分运算时的全部困难”，“正像理解否定之否定本身”一样，要把“否定”理解为发展的环节，并且要从量和质的统一看待量的变化。在考察微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后，马克思得出这样的论断：“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真实的从而是最简单的联系，总是在新事物自身已取得完善的形式后才被发现。”[7](P144)正如恩格斯所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而“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4](P13)马克思甚至表达过这样的想法：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8](P8)
除了横跨知识各领域，马克思还纵贯思想史全过程。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秘密及其痼疾，马克思研究了各个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国家理论、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特别研究了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以及“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二律背反”，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财产关系和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政治法律制度变迁的思想，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于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论述，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决定了历史必然性的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用“感性”的人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和方法，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形成的，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研究，马克思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规律。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一方面是充分汲取了人类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发现蕴含在其中的理论内部问题以及理论同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9](P167)
如果我们离开马克思主义以问题意识为基础的批判性，把它视为由概念演绎出的解释世界的“绝对普遍”的“终极真理”体系，如果我们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把它视为同人类文明传统无关甚至是对立的“异端”，那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这恰好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学理性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供了注脚。因为它把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和结论与研究范式和思想体系混为一谈，一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了新变化，一旦马克思当年的某一论述不能说明变化了的情况，就会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及其当代价值的信念。
二、坚持理论研究的人民立场需要确立问题导向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1]哲学社会科学因研究人及其社会关系，回避不了对利益关系的表达和评价，这就会不同程度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存在所谓“价值中立”的学说。习近平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阶级的理论相比而所具有的人民立场。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实质作过如下的揭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P552)它表明，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的理论表达，内容上一定是对某种利益关系的辩护或批判，形式上一定是赋予自己所维护的利益关系以普遍性形式。因此，无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所表达的结论是如何用“普世”的、“绝对”真理或“中立”的立场加以包装，其只要涉及社会利益关系，必然有意或无意地反映一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的。
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他的研究范式不是凭空形成的，总是受到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在评价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人和环境”的“二律背反”时所说：“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P500)因此，研究者面对生活问题，怎样提炼问题，研究什么问题，如何评价问题，形成怎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会打下社会已有的价值观的烙印。
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毫不讳言自己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P66)毛泽东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10](P284)
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政治立场之所以能从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同样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同现实之间的矛盾问题。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11](P289)他在人道主义思想阶段，已经确立了“超越”个人的志向，而把个人的完善建立在为他人幸福而奋斗的基础之上。而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他面对工人阶级解放的现实困境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意识到这是“左右个人”的时代问题，在投身革命运动中，通过研究形成了人类解放的思想，从而超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
马克思强调，即使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去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解放，还不等于实现了人类解放，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除人的异化，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一般人道主义者仅仅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值得同情的阶级，试图通过思想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来实现人类解放，空想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提出“解放无产阶级”的口号，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解放”的口号，因为受唯心史观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意识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马克思则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把诉诸“武器的批判”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并且把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进程统一起来。马克思既强调人类解放首先需要无产阶级解放，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P66)又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己任，否则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宣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42)“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P65)总之，正是从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矛盾这一时代问题出发，马克思形成了“无产阶级解放”而非“解放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目标。
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也要聚焦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科技革命的境遇中，“人民立场”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产业工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外延是同一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再通过这一阶级的专政逐步达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则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革命”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和话语体系。今天要坚持人民立场，必须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民立场”的问题上，我们需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诸如以下的问题：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内涵和外延的演化，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关系的实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复杂性，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关系的张力，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统一的机制，保障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良性互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不可能涉及的关于人民立场的重大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是重复注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而回避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一观点在新境遇中的新问题，是无法真正坚持人民立场的。
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坚持问题导向
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命题，第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认为这“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同时，他还强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12]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以证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邓小平早在1979年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就说过，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是我们党历来就坚持的，“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要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13](P179-180)这意味着，仅仅以“这是历史的选择”为根据，对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证明，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今天我们还必须回答：对于改革开放近40年的成功实践，哪些是历史发展本身所必然达到的？哪些是靠借鉴西方理论所引发的？哪些是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而获得的？更需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于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矛盾的解释，依然具有怎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推进人类解放的进程，依然具有怎样的精神价值？对于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揭示和评价，依然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依然能提供怎样的制度完善和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表现形式，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保障着“传递”话语权的特定的组织和制度渠道，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乃至社会生活中话语权的确立，还不能试图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来获得，这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问题。毕竟，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掌握政治权力，甚至对于工人运动，一开始还只是理论派别之一，但是，马克思主义凭借真理的力量，逐步掌握了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工人运动影响的话语权。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P11)这表明，在社会生活中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还有赖于理论本身的彻底性，而理论本身的彻底性，是离不开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和对社会矛盾的批判的。
只有理论彻底，才能思想清醒，只有思想清醒，才能政治坚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须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首先体现在坚信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对于其他思想理论在范式、内容和特性上的比较优势，从而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作意识形态辩护上；同时，它也体现在对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从而造成社会主义实践失误的教条式话语体系进行自觉反思上；更体现在能直面社会问题、善于提出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正确评价问题，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意识形态思路上。正如习近平所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1]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四、提炼中国经验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强化问题导向
习近平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习近平对新的理论创造寄予厚望，为此，近些年不仅反复重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而且提出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责任，已经具有了现实基础和可能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出新的结构性危机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同于传统斯大林模式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是：它已经“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4](P135)因此，“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1]把在中国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为在世界范围内和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2]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含着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今天，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把“中国方案”拓展到世界视野和提升到人类文明，需要总结和提炼马克思主义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在经济领域，是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一的？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的？如何既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又杜绝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附庸的？如何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又要逐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在政治领域，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的，如何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是如何“在尊重差异中扩大政治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的？在社会发展领域，是如何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如何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发展理念的？在国际领域，是如何既顺应甚至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如何在同世界各种文化上扩大交流、促进交融又展开必要的交锋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如何在大国崛起中承担起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的，如何在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大趋势的同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等等。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回答好这些问题，就能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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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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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