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根据意识形态需要随意剪裁拼接历史的典范作品——大国崛起

邋遢道人

前一段看了强坛上对电视片《大国崛起》的评论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注意了一下，看到一、两集，感觉有点《河殇》的味道。搜索到解说词整个看了一遍，才体会到这个集子完全是预先设定一个主题和看法，然后任意剪裁、拼接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拼盘”。
前些天到母校与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同学闲聊。这个同学也属于愤青一类，罗列了不少“新史料”论证毛泽东是历史罪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救星。言辞之激烈，让贫道目瞪口呆。最后他还教育贫道：说话要有出处。贫道与他多年不见，不好多插嘴，只苦笑说：“其实说出点事实并不难，也不说明什么。关键在于能够把事实之间关系组合得不矛盾，符合逻辑才行”。于是想到这个电视片。大国崛起严格来讲列举的历史事实也都是“真”的，但这些事实是经过编剧精心挑选出来的，经过现在流行的艺术化“包装”，掩盖了历史本来面目。猛一看似乎有道理，把各种事实一对比却是漏洞百出，非常粗俗不堪。
于是把这12集电视片分9次评论了一下。现在稍微整理一下，整个贴出来。所有评论同这个电视片一样（为了弱化意识形态标志而不与当代中国事务联系），贫道也不将其他国家历史变革与中国现代相联系。贫道与编剧唯一的不同的是角度和学术态度。

伊比利亚半岛海盗们的故事

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为什么急切要找到亚洲的海路，电视片可能真的告诉了很多人一个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欧洲人喜欢吃熏肉，吃熏肉要用香料，于是香料成了“生活必需品”。而这种香料产自印度和东南亚。由于地处东西方交易通道中心的穆斯林们垄断了东西方贸易，西欧人觉得自己受到了阿拉伯人的“盘剥”。与穆斯林打了几百年（十字军东征）没什么结果，于是急切希望找到一条新的贸易通道。（其实，市场经济并不因为中间商的存在就一定使分销商和零售商无利可图。只要这个时期欧洲能生产阿拉伯人或者亚洲人需要的东西，或者品质量好而且价格低，中间商一样无法用非经济手段来操纵价格）
事实虽然如此，但怎么写就讲究了。既然想从经济因素论述大国崛起的根本，就应该把重点放在东西方直接发生贸易的性质，交换方式和内容说个清楚，这样才能说清楚这个“贸易”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
但是，编剧提到香料显然是个幌子，是为了引导观众以为是“经济因素”，也就是“贸易立国”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了崛起。因为编剧把三分之二的笔墨落在了航海发生的过程，艰苦程度和“冒险精神”上。用煽情的语言来讴歌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和西班牙人发现美洲的壮举。甚至用美国人登上月球来比喻。说“它照亮的却是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对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了美洲和印度后香料贸易是怎样运营的事实，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只有“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几句话。一个航路的发现，贸易量几年就增加10倍多！一个为了创造公平的商业贸易条件，伊比利亚的冒险家们通过千辛万苦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贸易数量大增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观众面前。
让贫道最早对本片产生怀疑的是编剧描述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后的一句话：“只要再努一把力，葡萄牙人就能到达梦寐以求的东方。商路即将打通，意味着财富的香料贸易很快就要掌握在葡萄牙的手中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葡萄牙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刚刚统一的邻国西班牙。”接着编剧描绘了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艰苦过程。贫道知道，西班牙并没有把精力放在绕过好望角上，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当时就猜想也许编剧要告诉一些自己不清楚的重大事情。大约应该使西班牙发现美洲影响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财路。但一直看到最后，也没有说西班牙人对葡萄牙人有什么妨碍。
其实，葡萄牙人在亚洲遇见问题根本不是西班牙人的问题，甚至不是穆斯林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欧洲根本无法与亚洲形成真正的贸易——欧洲人无法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商品。
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描写了葡萄牙人的问题：“　达•伽马在卡利库特……葡萄牙的贸易货物多半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物，不适合印度市场。事实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级程度。这从达•伽马奉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物的品种——羊毛织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脸盆以及罐装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来；这类礼物肯定不会给人以好印象。因此，达•伽马与卡利库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他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达•伽马的一位同伴说：‘我们没能……使这些货物按我们希望的价格出售……因为在葡萄牙能卖得300里尔的一件很漂亮的衬衫，在这里仅值……30里尔，而30里尔在这国家是一笔巨款’”。
《全球通史》很精彩的记载了葡萄牙人是怎样完成了“贸易”的：“……航行中发现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船只。他捕获了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个葡萄牙同伴的话来说：‘在搬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一切人将船上的任何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还有一个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宣称： ‘诚然，对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确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还承认其他人有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不得超出欧洲范围，因此，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地理大发现并没有在解决西欧与亚洲商品贸易的根本问题——市场交换。因为欧洲的制成品的品种不仅没有什么新奇的品种，而且同样产品还质量差，价格高，缺少竞争力。同时，欧洲又不产什么原材料。商品没有互补性，欧洲产品又严重缺乏竞争力，因此即使有地理大发现，一样不会形成大批量的贸易。但是，为什么贸易量会在几年内成倍增加呢？电视片自然不会说——虽然他们零星提到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屠杀和掠夺。而斯塔夫理阿诺斯知道的很清楚。他说：
“为什么只有大约20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高度文明的、拥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亚洲诸国家呢？葡萄牙人运气极好，能利用不久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供给。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得恰是时候，使葡萄牙有足够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正如达•伽马所发现的，葡萄牙制造的衬衫的价格等于印度衬衫价格的10倍这一事实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难找到可用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香料的东西。这种东西由美洲的银矿提供了。因此，有人评论说：‘哥伦布的航海是对达•伽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绕好望角长距离航行时，船只常失事，代价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于没有任何商品可用来交换有利可图的海外货物，就用船装运美洲大陆的金银去收购香料；因而，他们出售香料的价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和朝国内航行的费用。结果，葡萄牙人进口的香料在西欧比起由陆路从中东购进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
这才是其中的奥秘！而电视片不仅不去指出美洲的金银与亚洲的香料的联系，还竟然声称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对达-加玛发现亚洲的“威胁”。似乎在故意将其间血肉依存关系给割断，甚至想办法避免观众去猜测美洲发现与亚洲航路发现之间的关系。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真让人恶心！
片中开头部分除了用“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欧洲急于摆脱困境……”这样不真实的文字叙述地理大发现的原因，还大量描绘了西班牙人与穆斯林统治者的战争，似乎是凶残的，野蛮的穆斯林焕发了欧洲人用冒险精神开辟一个真正市场环境的国际贸易关系。历史并不是这样，斯塔夫理阿诺斯在书中说：“阿拉伯人是爱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们在经济上为自己所定居的地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只要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公正对待，他们就不企图夺取政治权力。因此，随着每个外侨社团都能享有习俗、宗教和贸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区呈现着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他记述了当时的一个旅游者的话：“安全感和公正原则已稳固地确立，因此，商人们把许多货物从沿海各国运到那里；他们不会想到有必要检查帐目或照管货物，便卸下货，毫不犹豫地送货利市场和集市上去。……每艘船，无论它来自哪里或将开往何方，入港时都会得到和其他船一样的待遇，不会遇到任何须忍受的麻烦。”
但是，葡萄牙人并不是一群“商人”，他们除了对穆斯林商人进行海盗掠夺，用抢劫来的金银进行“贸易”外，还“要求作为‘海洋主人’的贸易垄断权……被看作是无法容忍的野蛮人和狂妄之徒”。“这一帝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亚伯奎，他从1509至1515年……攻占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企图占领卡利库特，但失败了，遂攻取位于马拉巴尔海岸中部的果阿城……攻克马六甲，控制了与远东通商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两年后，即1513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口岸……先同中国政府闹纠纷……获得了在广州下游的澳门设立货栈和居留地的权利”。
突厥人早在11世纪前就从好战的游牧民族在中亚和西亚定居并已经演变为一个农业民族。在这个时期，他们既不可能用掠夺或者殖民方式对付印度的统治者——蒙古人，也无法用更强的武力对付源源不断涌来的十字军。精明的阿拉伯商人的经商活动主要是按照市场规则完成的，商业活动主要以和平方式完成的。
中世纪的欧洲生产力、技术、文化比阿拉伯人还落后，更不要说与东方相比了。这时的欧洲是欧亚大陆最落后、野蛮的地区。只能这样看待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早的“崛起”：
穷则思变。由于熟悉海洋和有在非洲西海岸进行海盗式掠夺的传统，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偶然发现了到亚洲的航路并发现了美洲。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个时期欧洲人将火药和指南针技术充分地用到了军事上，因此他们对非洲、美洲等地居民有“非对称”的军事优势。利用这些，他们通过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屠杀活动，建立了这样一个三角贸易：抢劫美洲金银——运到亚洲换取商品——运到欧洲贩卖。这种非经济的、海盗式的“商业活动”使这两个国家获取了巨大的财富，从而成为这个时期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贫道把西班牙葡萄牙人创造的经济活动模式称为“强盗－殖民经济”。而这种“生产力模式”，确实是这个时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这才是历史真实。
贫道觉得编剧有时候引述史料很有些顾头不顾腚的样子。片中引述了这样的资料：“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编剧显然不愿意解释为什么仅仅过了一个世纪，东方的中国竟然拥有世界金银的60％以上。西班牙人的金子银子怎么长了腿，大部分跑到中国了？因为这样一解释，血腥的三角贸易就露馅了。

红毛鬼的故事

比较起来，编剧在说葡萄牙和西班牙时还稍微漏出点血腥味，第二集说到荷兰的崛起时，我们就只能闻郁金香的甜美了。编剧简直是在描写一群白皮肤、红头发的、蜜蜂般勤劳的天使是如何创造天堂的：“艺术大师弗美尔笔下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荷兰清晨。温暖的色调、正常的生活秩序，构造出平静、祥和的氛围。主人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只有良好的营养，充足的睡眠才能塑造出如此健康的体型。这种专注、平和的表情，只会出现在那些没有对饥饿的恐惧，不用时刻担心流离失所，在富足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的人们的脸上。 直到今天，荷兰人的日子依然像这位厨娘一样富足和安逸，荷兰这个商业帝国所开创的商业规则，仍然在影响着世界。 ”
荷兰人的发达过程简直就是个神话：“1358年，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小渔村中，一个名叫威廉姆•伯克尔斯宗的渔民发明了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鱼肠子的方法……荷兰渔民的一把小刀，将一种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资源，转化为荷兰独占的资本。”一把小刀崛起了一个国家，没有比这更可笑的神话了。
鳕鱼确实在16、17世纪的欧洲有重要地位。欧洲地域狭窄、人口密集，生产落后。“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斯塔夫理阿诺斯）。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他发现了盛产鳕鱼的纽芬兰（北美），自此饥饿的欧洲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热量来源。这时，欧洲人不会用盐腌制鱼，只会晒干后熏制。这样的加工方式不仅要依靠昂贵的香料，而且加工工序多还慢。荷兰渔民发明了用盐腌制鳕鱼并储藏的办法。于是荷兰用盐腌制的鳕鱼行销整个欧洲。就这么简单，与一把刀子的故事毫无关系！
因为首先，大量捕获鳕鱼只能在鳕鱼主要洄游产卵地——纽芬兰被发现后。也就是16世纪后，这与14世纪荷兰某渔村威廉姆•伯克尔斯宗先生的那把刀子显然很难有关系。其次，法国渔民晒干并熏制鳕鱼也用刀子，究竟是一刀把肠子刨出来还是两刀，甚至切成片都不是关键，关键只有一点——是不是会用盐！
事实都是真的，只要把两个没有关系的事实掐头去尾的联系起来，就是假的了——编剧显然谙熟其中奥秘，
荷兰人第二个崛起的原因被描写为：“就像发明一刀就能取出鲱鱼肠子的方法来打败对手一样，荷兰人打败英格兰是从设计一种造价更加低廉的船只开始的。” 凭着这种造价便宜的船，他们“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以至于“荷兰船队的数量比英格兰、法国和苏格兰海上商船的总和还要大。荷兰的商船大概有1800艘，它们可以把货物运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荷兰人似乎只凭借“海上运输业”的垄断地位，就赢得了一个大国地位。
编剧没说瞎话。荷兰人的造船技术确实适应当时的海运需要。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进行“三角贸易”，创造了巨大的海运需求时期，荷兰开始确实凭借造船技术，造船速度以及船运发了财。这是一种国际分工。就像一些人以抢劫为生，另一些人以帮助强盗运赃物为生一样。
在以强盗－殖民经济成为“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经济时期，荷兰人的海运并不可能使他们真正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一个脱离了“主渠道”的国家不会有太大作为。荷兰人的船更多的是用来做下面的事情：
斯塔夫理阿诺斯是这样描绘荷兰人在17世纪初的经济成就的：“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修筑了一系列使他们得以控制形胜要地的城堡……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赶走……将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1641年）和锡兰（1658年）。科恩也骚扰英国人，阻止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渗透，迫使他们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据点……在“福摩萨”（台湾）建立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1612年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经过10年打打停停的战斗，荷兰人控制了从巴伊亚一直到亚马孙河的巴西海岸……1652年在南非好望角开拓的一小块殖民地”。中国人最早在台湾认识的这些红毛鬼，一点也不可爱，一点不像天使。
荷兰在最辉煌的时期，不仅亲自在东南亚用殖民方式进行“产品开发”，而且几乎控制了世界最主要的香料贸易，并在非洲、东亚以及南、北美洲都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这才是荷兰强大和富裕的基础。仅仅凭给强盗运赃物，不可能发大财的。
荷兰第三个强大的原因被描写为最早建立了金融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和现代银行。荷兰人最早建立了可交易的股票和银行确实是事实。关键在于让让受众搞清楚这些发行股票的公司与现代公司在什么地方有相同和不同之处，这些集资方式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对荷兰的“崛起”甚至对后来的英国的“崛起”有什么作用。显然，大国崛起的历史学家们并不对这些感兴趣。他们只要描述“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超过1000名的股票经纪人”就可以了。因为只用这几句话，没见过世面的中国观众就可以尽情赞叹荷兰人的聪明才智，羞辱自己祖宗的愚蠢了。
不能说编剧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荷兰人之所以能以一个贫困、人口稀少而且不独立的国家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对抗，并一时成为世界霸主，关键就在于荷兰人创造了“现代金融体制”。
不过，如果你真的将这个时期的“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强盗－殖民经济与股份制和现代银行制度的产生联系一下，会发现荷兰人确实创造了最适合强盗－殖民经济的资本结构模式。
不同技术条件下，即使作为以对外侵略、镇压和奴役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奠定活动的基础也是不一样的。
在冷兵器时期，罗马军队与日尔曼人、高卢人的武器差不太远。军事动员能力和训练成为取胜的关键。因此，动员士兵、士兵和组织士兵是成败的关键。
对于拥有火枪和坚船利炮欧洲人对付手持冷兵器黑人、印地安人时，成败已经不在于能组织多大的军队，而在于筹资能力。因为资金规模的大小决定船队的大小和数量，火器的水平，以及忍受失败的能力（现代财务叫“不可预见费用”）。而这个时期并不存在能支付巨大海外冒险开支的主体，即使是皇室也不行（这个时期皇帝的财务规模很小，筹资能力并不强）。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冒险是皇室投资，利润80%以上归皇室。但很快就有了合作经济，也就是每次海外冒险活动都是筹资完成的。出资人可以是任何人。包括皇室、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不过一直到16世纪末，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一次一清算的。也就是大家凑钱做一笔海外抢劫生意或者黑奴贸易，完了把赚 的钱扣除佣金、按股分红。下次再抢，下次再集。（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较荷兰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为英国商业股东仅供资金给单独的航行。每次航行之后，他们就分配资本和利润，结束他们的帐户——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的筹资方式限制了海外冒险的规模和能力。
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东印度公司是个长期续存的经济形态。发行股票，股票可以买卖，有增加了风险规避的条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买这里的股票。以至于从女仆到小贩，从渔民到铁匠，从贵族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兵，从皇室到商人，几乎欧洲大陆除了农奴以外的每个人都能在这场对全世界的抢劫和奴役中获取好处（在16到17世纪将近200年中，东印度公司平均年分红利息18%！世界上现在这样的公司吗？）。
为什么一年一分，一次一分的筹资形式比一个可以随时扩大资金总规模并且是“长期续存”的股份公司差呢？问题在于荷兰的“公司”完全摆脱了依靠国家暴力经营殖民地的方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具备国家权力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不长期续存怎么成呢？
荷兰的“公司从国会收到的特许状的条款，公司享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公司还被授予开战或讲和、夺取外国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开始，……阿姆斯特丹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势力在东方的衰落归因于它将力量和资本消耗在领土征服上，警告荷兰公司不要犯类似错误．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贸易垄断权的过程中，被逐步导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领土扩张。垄断权只有通过设防据点网才能得到加强。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导致联盟，而联盟促成保护关系。到17世纪末，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区仅一小块，然而，已成为荷兰的保护国的国家却很多，构成一块大得多的地区。接着，18、19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域帝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也就是说，荷兰上市的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得到国家认可的，执行国家机器权利的，肩负着全体人民利润的强盗队伍，这个队伍是国家发给许可证、全民集资并从中分红的犯罪组织。这就是荷兰的金融体系与当今金融体系的区别，也是今天的股份公司与当时的荷兰公司的区别。其实，在荷兰人发明了这种投资人与经营人分离的组织形式同期，中国山西人也在组织了这种公司。山西人不仅实践了股份制、金融票据，甚至还实践了期货“买树梢”。只是山西人愚蠢地只用这种方式来从事正当贸易，忘了这还可以组织强盗队伍！
荷兰人创造的这种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组织模式，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被经济学家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鼻祖。也是后来英国借鉴其基本形态后迅速统治世界的有力武器。至今的西方跨国公司也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影子。荷兰人就是凭借创造了强盗-殖民经济中最合理的资本组织模式，继承了伊比利亚人的强盗手段，实现了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从而成为强国。
但是，荷兰公司的这个特点被片子的编剧们提到一个字吗？没有，因为这才是必须回避的问题。只要不说，谁知道呢？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没有完整的主权的荷兰却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也是本集所赞扬的，并用匪夷所思来形容。被赞叹为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但是这个“政治权利”究竟是什么性质，是不是上面说的内容？编剧并不说明。这样笼统的说，似乎在暗示“主权”并不起决定作用。其实，荷兰的衰败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商人没有祖国”，哪里赚钱就去哪里，谁给钱赚就认谁为爹。片中赞叹的“当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正在海洋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金库中流进流出。荷兰的银行，可以合法地贷款给自己国家的敌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荷兰最终衰败还是与缺少一个完整主权的现代国家有关：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上这样分析荷兰：“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船队。从1651年起批准通过的若干《航海条例》可作为上述立法方面的例子；这些《条例》规定，凡是商品均不许进、出口于任何英国殖民地，除非运送商品的船只是英国船只，即为英国或英国殖民地所制造、拥有并由它们配备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员的船只。立法之后，英国商船队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
一个政权国家用国家军队支持的经济政策，一定比一个一定形式上行使国家权利的商业组织有力的多。没有完整的国家组织和完备的主权，早晚不行。编剧这样含糊的赞叹荷兰兴起时的组织形态，不去说衰落与这里的关系，这与后面隐约想表达的思想其实是有矛盾的（后面再分析）。

“日不落”的故事

编剧用两集描述英国的崛起。英国作为从17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末的超级大国，确实需要用两集才能说清楚。
英国的崛起故事中，编剧一个给了两个线索。上集给了个军事、政治线索，下集给了个技术线索。
在上集中，编剧描述了英国是怎样通过掠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殖民地以及商船发了财。“1580年，普利茅斯人弗兰西斯•德雷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亲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在这次历时三年的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不仅掠夺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袭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满载而归的德雷克给投资者带来了4700倍的利润。作为资助者之一，伊丽莎白一世分到了16.3万英镑的红利，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的支出。 高贵的女王亲自来到了德雷克的坐舰上，隆重地授予德雷克——这位职业更准确地说是海盗的人——骑士称号。同胞的成功和女王的鼓励，撑起了英国人远涉重洋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到海外掠夺和贸易的行列中。 ”然后就大篇幅的描写了英国与西班牙、荷兰、法国争夺殖民地控制权的战争。
猛一看，编剧用贬义口气描述了英国发家的过程：进行了海盗式的抢劫，打败了其他强盗，通过军事力量崛起为一个大国。编剧在这里确实说了“可以说的”，但是没有说“必须说的”——这里缺少经济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顺应这个时期的生产力趋势，不能成为一个时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因此取得高明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成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军事力量能够称霸世界几百年的。
当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如果不是因为创造并代表“从美洲抢劫和掠夺白银，到中国和东南亚换取商品，再回到欧洲贩卖”的“三角贸易”，不可能称霸世界。此后的荷兰如果不能发明能够行使一定国家权利的，使全民能够参与和动员到最大资本的股份制公司，并占取很大份额的三角贸易，一样不会强大起来。如果英国人在17世纪中期开始，没有找到或者适应更有效的经济活动模式，他们也不可能成就霸主伟业。
到了17世纪中期，世界经济已经不同于西班牙人称霸时期。这个时候香料、瓷器、丝绸等不成为主要商品了。香料再主贵，用量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商品，也是生活必需品：粮食、棉花、烟草、咖啡、甘蔗等的生产和贸易成为主角。
欧洲显然没有更多的耕地来生产这些农产品，而土地广阔、平整的美洲尤其北美则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但在广阔的美洲种植这些农作物最需要的是农业劳动者，包括下田干活的和从事管理的（农场主以及其他人员）。印第安人是天生宁死不做奴隶的人，但非洲的黑人似乎可以。而且葡萄牙人在殖民期前就谙熟这个道理。再就是从哪里找来一大批农场主和自耕农。
这个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不再是主要对手，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有限，而且南美和中美州的热带雨林开发为种植园远比北美一望无际的“玉米种植带”条件差得多。荷兰人口也不多，只有法国在这个时期有可能通过大量移民成为新经济条件的获胜者，而且法国也把眼光投向北美。但是法国人有两个问题，首先，“法国土壤较英国土壤肥沃。法国的农民群众深深地依恋自己的土地，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收入，无须求助于移居外国。”其次，“巴黎拒绝让法国新教徒即胡格诺派教徒移居殖民地，”（斯塔夫里阿诺斯）加上英国的疯狂的圈地运动使大量农奴和一些自耕农失去土地，被迫游走他乡。“此外，还有不少英国绅士动身去美洲。他们因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固定不变的地租的共同影响而处于困境，于是，去政府部门寻找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恰好是清教徒，寻找工作只能是徒劳无益”大量清教徒绅士最后出路是美洲。这样，法国人虽然人口远多与英国人，但在输出人口方面远远落后与英国。“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狭窄的山麓地区的英国移民有30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的法国人仅2万。”（以上均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有了本国大量移民，真正的殖民活动就有了基础。英国最早发财的事情就是从非洲贩卖黑人到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后就是大量贩卖黑人到北美自己的殖民地。这些移民开拓了远大于整个欧洲的种植园。再加上英国人在农业条件非常好的印度奴役印度人种植棉花和鸦片，一个新的经济循环建立了。这个经济活动方式成为17世纪到18世纪末“最先进的生产力方式”，而英国人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
英国人等从非洲捕获和贩卖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隶劳动生产大量的粮食、棉花、甘蔗、烟草、咖啡等产品运到本国（鸦片当然运往别国）。这就形成了新的“三角贸易”：非洲——美洲——欧洲。（当然，这个时期还套着另一个三角贸易，就是用在殖民经济中赚来的钱与中国人做生意）新产品、新路径、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国。到18世纪末，工业化革命前，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这些事实，这些被几乎所有历史书上都叙述过的东西都明摆着的。但是，编剧对此一点也不叙述。一点也不解释一个国家怎么能不靠任何经济因素就能强大起来。这使贫道又想起批讲给同学的关于事实真实性的话来。
编剧花了大半部分篇幅，在上集中论述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变迁。英国政治体制的变迁也是历史事实，编剧很巧妙的将“英国在这个时期政治变迁的事实”与“大国崛起的事实”放在一起，自然让人以为正是英国人大胆的政治变革促成了英国的崛起。
可惜事实的关联程度实际却很弱。
给中国观众说“皇权”这个词，中国人脑子里就是专断独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去说人家英国早再13世纪初约翰王就能25位贵族代表在亭子周围谈判并形成一个平衡王权与贵族权力的“协议”，对英国人的尊敬就会油然而生。其实，英国的皇权与中国相比，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在欧洲，贵族一直地位非常强大。他们经济独立，政治治理独立、军事力量独立。尤其英国，哪个贵族势力大了，哪个贵族就是皇帝。而皇帝充其量也就是收点统一的“国家税”，做个贵族间的协调人和对外战争的召集人。重大事务从来都是皇帝与贵族协商的，人家是传统。一个大贵族——皇帝的势力、权力下降，自然要听其他贵族的话。最后形成个文字，简直太正常了。不交代这个基本政治势态，就说明编剧没按好心。
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宪章》制订后200年西班牙、葡萄牙人称霸世界，已经有了《大宪章》的英国人也就是干瞪眼看。大宪章什么作用也没起，什么忙也没帮。《大宪章》颁布后300年荷兰称霸世界，英国有《大宪章》也没起作用。把大宪章吹得再高，也要与英国的“崛起”时间找点关系才行。
接着在诋毁一下克伦威尔的“血腥”革命后，大肆吹捧起“光荣革命”来，说它“创造了一种适合英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新的社会进步方式，那就是：用和平变革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这种模式，成为它给后世留下的最独特的遗产。”但是光荣革命与英国崛起也看不出关系来。光荣革命发生与1688年，这个时期英荷第三次战争也都打完了，英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和资源，已经傲视全球，也就是已经崛起过了。孩子“过百天”了，去凑结婚“份子”还有什么意思！
确实，现在精英们总喜欢从这个时期欧洲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中找到欧洲这个时期崛起的关系。可以说，一个时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都有关系。但一定是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不是相反。
欧洲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议会制，承认公民权利。意识形态上追求人权和政治地位平等。但是，这是西方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原因吗？不是，这只能是欧洲在这个时期意识形态及时反映了经济制度的变动后新人的要求，以及政治制度及时适应了经济结构。
贫道在以前的帖子中曾经论述过这些。
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产生过公民权利，议会制度等有别于中国的东西。原因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最主要生产方式通殖民时期的欧洲一样，属于“强盗－殖民经济”。罗马人长期依靠侵占、掠夺整个欧洲的财富、人口来生活。成熟期的罗马公民不做任何劳动，只从事军事训练、作战、艺术和政治。长期依靠对外战争靠的送士兵作战。如果经济活动方式是：士兵打仗卖命，战利品只在贵族和当官的中分配，这样的仗肯定打不长。因此，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民主制”建立初期发生过士兵拒绝作战的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发生这些事件后民主制度开始建立和完善。是经济活动方式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建立而不是相反。
到16世纪后，对使用冷兵器的野蛮人已经不依靠组织动员大量军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维持依赖资本筹集的能力。于是西方早早就有了股份制和金融市场。这种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分配基本规则就是“按股份红”。因为假如也是10英镑的1股女皇一年分5英镑，贵族分3英镑，铁匠分1英镑，女仆分10便士，这个游戏就一定维持不下去——道理同古罗马一样。因此，按股份红，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定是这种经济的基本原则。无论女皇还是铁匠，无论将军还是士兵，愿赌服输，经济上已经实现了人人平等。
在殖民经济兴盛了200多年的18世纪中后期，在非常多的欧洲人都沉浸到这个游戏中以后（荷兰最高时达到大部分居民都参与了），在皇帝、贵族、市民已经在一个重要经济活动中实现了经济上平等以后，如果还不出现启蒙主义思想，还不出现公民权利要求反而奇怪了！
跳过主导整个17世纪后半叶到整个18世纪的“新三角贸易”，编剧在整个第四集告诉大家：英国的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革命引起了划时代的经济革命——工业革命。整个过程似乎没有一点血腥，对多是对工人的剥削。
英国人为什么创造了工业革命？编剧说：“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变得捉襟见肘。”并还特别提到了“布匹” （说：几乎整个英国都被动员了起来。一位英国棉纺主，从他在伦敦的经理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平纹布，好的次的我们都要。” ）
究竟殖民经济怎么造成新的需求，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得很清楚：
“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欣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挡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这个时期新的需求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殖民需要的，比如杀人用的船、火炮、黑色火药、硝石等，以及殖民钉子（美洲盖房子用木头）等金属制品，另一类是加工奴隶劳动的成果：熬蔗糖用的煤炭开采、纺织工业等。
这些需求是巨大的，因为海外抢劫和殖民活动发生的很迅速。仅仅北美因为盖房子需要钉子，就产生原来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的需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到：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钉子的铁器商即铁工厂老板将一堆难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去销售。到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10，000吨铁，雇用约10，000名工人。当时有观察者评论说，凡是“知道美洲对钉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没见到过美洲极大量的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是会感到惊异的；然后，他又会对建造这么许多木头房屋所必需的钉子是在哪里制成的这一点感到诧异。”
任何一种经济状态，如果没有外来的，突发性的经济因素的冲击，一般都不会产生巨大的内部变革，而会持续过去的状态。没有强盗－殖民经济，不会产生欧洲内部新的、强烈的生产力变革需求。欧洲还会持续已经延续了500年的中世纪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就像中国，在西方近代生产力引入以前，接近的生产力水平和接近的经济结构持续了2000多年只有少许改变。
强盗殖民经济创造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但只要以煤为动力的蒸汽机没有创造出来，以上产品无非是加工工艺更细了点，分工更细了点，效率提高了点，但还是传统手工作坊形式，谈不上工业革命。因为只有统一的、强大的动力才能提供大规模组织的生产。
变革生产力还需要大量资本，尤其是工业革命的产生。但欧洲恰好不缺乏这些。斯塔夫里阿诺斯描写到：
“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劳动力挖掘出许许多多的银子。德雷克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获得了等于其远航投资额的4，700％的利润。伊丽莎白女王为他提供了几条船，也分得一些股份，净赚250，000英镑。她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的利润后又用于创办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东印度公司。“确实”，约翰•梅纳德•凯因斯说，“德雷克用‘金鹿号’船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有几十万奴隶被掠去充当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的形式为欧洲冒险家提供了巨大利润。实际上，布里斯托尔因为是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才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善于分析者写道，‘这城市中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尔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比奴隶贸易本身更有利可图的是由奴隶劳动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当时的巨头，只有以往在印度发了财的“大富翁”能与他们相比。这些人挥霍无度、开销惊人，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这样，新经济的产生最主要的条件：新的需求；新生产力需要的资源条件，——对工业革命来讲，就是资本积累能力和数量如何——都具备了。最后的，其实也是最不重要的，才是当时的技术发展是否能实现和满足这些需求。但是，看完真个第四集，感觉就是一点：是技术革命产生了工业革命。编剧应该知道这些，因为几乎所有对经济政治变革的分析都是从这些角度进行论述的，没有一家，甚至包括专门研究科技史的著作也不会不提到需求问题和资源条件问题。但大国崛起的编剧们就偏偏把这两点漏掉了，是故意的还是疏忽，只有天知道了。
最主要的是，英国从欧洲最贫穷，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第一强国，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到18世纪中叶就完成了。18世纪末，英国已经拥有了几乎整个北美，拥有澳大利亚、南美、印度、马来半岛和阿拉伯地区很多地方，成为世界殖民地最多、最大的国家，已经是个“日不落帝国”。英国人在农业时代的最后阶段，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农业资源之一——北美和其他殖民地，继承了伊比利亚人的强盗手段，学习了荷兰人的资本组织模式，于是成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业革命只是将这个成就延续了一些时间。


法国佬的故事

法国的崛起被描绘成一个“革命史”。在充满浪漫色彩《激情岁月》的标题下，编剧给出了从攻占巴士底监狱，到断头台，再到拿破伦在欧洲推行拿破仑法典，以及蛊惑人心的伏尔泰的画面。法国在这个时期似乎就在闹一连串的革命。开始以为编剧这样写大概是为了《大国崛起》这个多国历史显得各有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不过在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革命最后，编剧给出来结论：“历史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在反复的革命和复辟过程中形成的共和派与君主派，在相持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不再选择激烈的对抗。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下，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了。此时的法国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
原来编剧要告诉我们：法国最终没能实现霸主地位，都是革命惹的祸！
不过要说清楚法国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确实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法国，也只有法国发生大革命？另一个是为什么法国最终没有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对于第一个问题，编剧给出这样的线索：法国是君主专制国家。对于残暴的路易14来说，“一切国家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过分集中的权利使他“亲政的54年间，打了31年的仗，旷日持久的战火逐渐掏空了法国的国库。于是，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税收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这种情况下，皇帝只能加大对第三等级阶层的赋税。这样就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由于恰好法国出了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伏尔泰，他的革命精神引导了人民，于是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说起来都是事实，而且听起来很像。不过，对于为什么这个时期只有法国发生大革命，这些内容是不够的。也许是法国人有毛病——创造并容忍了集权的帝制。也许是法国人有福气——出了个哲人伏尔泰。
任何长期续存政治制度都有深刻的经济背景。
罗马帝国灭亡的法兰西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封建贵族拥有土地，农民处于依附于庄园主的农奴地位。农奴拥有小块的“份地”，并无偿为领主劳动。“没有无领主的土地”是法国所有制基本形态。政治组织也与其他欧洲国家类似，皇帝与贵族分享权力。贵族在领地内拥有军队和对商业活动实施税收。
到13世纪，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法国是欧洲可耕地面积最大，土地条件最好的国家。拥有广袤耕地的贵族直接管理农业生产是困难的。于是，贵族占有土地的农奴制走向瓦解，农奴的份地逐渐演化成了“永佃田”。由于永佃田可以继承、转让、出租。虽然土地所有权依然属于领主，但农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自耕农的地位。”这种经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与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
到了殖民时期，经济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从因为殖民掠夺和商业贸易的迅速扩大，白银大量流入欧洲，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他渠道来的白银多，固定货币地租的领主贵族收入实际上日益减少。而从事生产和商品销售的农民、资产者则相对地增加了收入。其中部分农民甚至会成为地主，但更多的农民破产而成为流民或城市贫民，自16世纪以后，贵族出售土地以维持其奢侈生活的情况日益增加。同时依靠贵族特权而强行规定的超经济剥削，到18世纪也已经基本消失，不少贵族生活贫困，以至于在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中，有些贵族只能穿着农民的服装出席。贵族到了15世纪在经济上已经衰落。贵族的力量大大减弱，必然形成王权则逐渐强大，到路易十四时代，国王的专制权力几乎达到了顶峰，正如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指出的：“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勒费弗尔在相关著作中也指出：“国王并不与贵族分享政权……并不把农民完全交给贵族……”
到16世纪，法国贵族占有1/4，富裕农民已经占有1/3的土地，商人占有1/4。像东方的中华帝国一样，任何自耕农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土地向地主和商人手里逐渐集中，自耕农不断、大量地破产是一种必然趋势。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300年时间不算短。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中国肯定会发生一次以上大的农民起义来解决流民问题，法国也不可能例外。
也就是说，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特征。法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其实是农民问题。
整个电视片中革命的主角全部是市民。确实，是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但“暴徒”群体主体，却是流落到城市的“失地农民”。市民和资产阶级，是法国革命的“佐料”。因为皇权并不妨碍殖民主义经济和殖民活动。甚至皇权对殖民活动一直是以国家力量来支持的。。到路易十六，法国军队一直是殖民活动的直接支持者和参与者。从路易十四这甚至成为法国在这个时期的一个优势。可以说，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者都是受益者。虽然过度的税收造成经济危机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包括启蒙思想会激昂他们的情绪，但只要有点饭吃，没人愿意革命！农民和失地农民不仅是整个革命中的主力军，也是制造骚乱的罪魁祸首。只要这些人已然处于没有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状态，社会就永远不会安定下来。还是拿破伦征服欧洲大陆的主力。当这批人依靠对外战争的军功最终获得土地后，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农民，法国才稍微安定了，“人民”才老实了。这个看法在现代非常多的历史文章中已经成为主流意见，不知道为什么编剧却恰好忽略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法国没有真正崛起为欧洲的霸主。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法国一直没有成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编剧告诉大家，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因为对外战争开支过大，荒淫无耻造成财政紧张，过重的赋税。但是，为什么法国在收获很丰厚的殖民时期中央政府会财政紧张呢？这其实这是法皇对殖民时期对外作战对象判断错误造成的。
在英国和法国与荷兰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时期，以及在荷兰衰落时期法国与英国争夺霸权的时期，英国主要采取在全球寻找未被入侵的地区并进行占领，然后大量移民和强制奴隶劳动的方法。而法国则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试图通过直接在欧洲打败英国等国家来发财。问题在于，与手持刀枪棍棒的野蛮人进行战争，投入少赚钱多。而与一样船坚炮利的欧洲伙伴作战，就没那么大便宜。一定是投入多而获利少——除了消灭对方。法皇依仗自己控制军队和资源能力强，把矛头指向欧洲强盗，而不趁着荷兰、西班牙衰落去争夺海外殖民地，自然是很难得到便宜。
这个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力方式是占有最多的殖民地和殖民地人口，组织最多的奴隶劳动。只有这样，国家才越富裕，国力才强大。在英法争夺世界霸权时期，英国学习了荷兰的通过股份制组织资源的“公司加大炮”方法，通过不取消农奴制以便用“羊吃人”的手段和宗教歧视把大量农民和绅士逼到殖民地的手段，投入国家军事力量占领并且充分开发了大量殖民地。而法国则主要用通过税收等方式组织资源，动用国家军事力量对外入侵，虽然初期确实有利于扩张很多殖民地。但法国因为自耕农体制使农民缺少移民冲动，因此难以巩固殖民地，所以在很多地方因为这个原因殖民地被英国移民的军事力量驱逐（包括加拿大和美国中北部，包括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部分地区）。一直到拿破伦时期，法国为了欧洲战事，甚至出让和失去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在这个大好时期一直把在欧洲建立一个强大中中央的国作为奋斗目标，离当时最先进生产力方式趋向渐远。失去了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机会。
经济资源决定战争胜负。英法持续的战争中，最终法国会吃不消。同时法国也就不可能达到英国的地位。
大国崛起编剧显然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们在表达革命其实没有给法国带来崛起的机会，革命延误了法国的崛起。
革命的发生不是人的选择，不是谁能煽动出一场持续几十年的革命的，包括伏尔泰也不行。革命的发生是国内经济、政治矛盾积累到只能用革命的方法来找到出路的结果。
在农业社会时期，革命或者持续几十年的国内暴力活动实际只用一个条件，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只有通过暴力活动，因此急切通过暴力活动来改变自己地位的巨大群体，也就是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必然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什么时候这些人安定了，什么时候暴力活动结束。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在推翻皇权后并没实现“和谐社会”，接着的十年中你来我往你上我下动荡不安？为什么一直到拿破伦通过对外战争使这些农民取得土地后才稍微安定？就因为法国有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只有法国有大量的自耕农。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殖民时期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东欧甚至土地辽阔的俄罗斯都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和暴动和革命的原因。
其实不仅大国崛起的编剧，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不断出现暴力革命，以及中国近代自太平天国到解放一闹就是上百年的动乱也是不喜欢找原因的。
他们就喜欢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