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可能对朱*成*虎的“核攻”言论发生误读。朱的讲话，是通过表达“中国不惜核战”的决心，阻吓美国武力干涉中国。换言之，朱*成*虎讲话的目的是阻止战争，而不是挑起战争；是避免生命损失，而不是制造生命损失。

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美国，许多学者也对朱*成*虎讲话表示理解，称其为心理战招数，是中国对自身处境及美国不断增强攻势压力的正常反应。西方普遍反应也只是朱*成*虎言语过当、不谨慎，只有极少数持政治目的与极端反华立场的政客才会高调批评朱*成*虎讲话，并向中国政府提出撤职、道歉等荒唐要求。

但是，中国一些自由派精英的反应却远不止此，他们对朱*成*虎进行了最恶毒的谩骂与诅咒。中国最活跃的自由派精英比美国极端反华政客更敌视中国政府及其国家利益、比美国狂热爱国人士更维护美国政府及其国家利益，这并非是第一次，而是已成惯例，本文就是要对此问个为什么。

这些自由派精英对朱*成*虎讲话最经典的指责是“无人性、反人类”--朱*成*虎讲话明明针对的是美国，怎么成了反人类？这在自由派精英那儿从来就不是问题。显然，在许多自由派精英心目中，美国代表了人类，反美就是反人类；追随美国攻打其他人类却代表了最高正义。因此，他们从不追究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大量杀戮平民的反人类罪，反而大声叫好；他们对美国官员扬言对中国动武的叫嚣与布署也毫无反应，更遑论质疑其反人类罪、仇恨罪。但一旦中国方面对此作出反应，他们就马上跳出来，将最恶毒的诅骂倾斜在作出被动反应的弱势一方。

朱*成*虎讲话包含两个明确前提，一是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步步战略进逼，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战略清晰”；二是预设美国武力干涉中国，阐明在此情境下中国可行的反应。这些自由派精英对此前提视而不见，死死抓住朱*成*虎讲话中一句“中国已经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不放，对其进行最严苛的道德批评。

没有任何政治或战略行为经得起严厉的道德审视，人类是自利的生物，现实世界是利益世界，完美的、普遍性的道德只存在于观念世界。自由派精英本身也不是道德化身，他们同样经不起道德追问。如果他们真的是关心“西安以东城市”中国人的命运，他们为什么不呼吁美国不要武力干涉中国，为什么不批评美国针对台海的“战略清晰”？他们能够将美国的“战略清晰”（如果大陆武力攻台，美国必以武力干涉）解读为阻止台海战争，为什么就不能将中国方面的“战略清晰”（如果美国武力干涉，中国不惜核战）解读为阻止中美战争？包括朱*成*虎在内的中国军人难道就那么热切地盼望与美国干一仗吗？

人们甚至无法相信这些自由派精英只是幼稚、天真。说他们幼稚，他们在分析美国政府所作所为时却表现老到，不但毫不幼稚，而且极具理解力。他们只是针对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使用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评判标准，极尽丑化之能事；而针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却使用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的评判标准，极尽维护之能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战争也是这样，任何一方的克制反应都可以使战争机器的运转停下来。如果“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是反人类，那么这项罪行也只可能由美国军人来践行，关朱*成*虎什么事？如果美国政府也认同中国自由派精英那些“无人性、反人类”的观念，也视其为不可踏破的“人道底线”，那么它不让上述事件发生不就行了？美国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既可以首先不以武力干涉中国避免随后整个事件的发生，也可以在事件发生后在遭到中国攻击时不予还击以避免“反人类”事态的进一步扩展。中国的这些自由派精英从来不对美国提出这种要求，他们总是很理解美方的处境与需要；在双方互动中，他们总是等美国的动作完成后、在中方将要作出反应时才高擎“人道底线”跳出来--在此之前，他们把“人道底线”藏到哪儿去了？

如果承认这些自由派精英还具有起码的理性与精神统一性，而不是一会老练如成人、一会又天真若儿童，那么人们就不能不重新审视其言行的立场与出发点，而不能仅仅依据表面现象轻信其幼稚、天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与其说自由派精英是关心“西安以东城市”中国人的命运或早已被美军践踏得一塌糊涂的“人道底线”，不如说他们是担心朱*成*虎讲话的真实意图得到实现：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阻止了美国的武力干涉。他们希望的是：中国在美国的武力干涉下束手就擒，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美军“进入”的帮助下实现“自由宪政”--这就是部分自由派精英深藏心底的“曲线救国”情结。

正式将之宣之于口的是被刘*晓*波、任*不*寐等自由派精英赞不绝口，号称具有“诗人气质”的焦*国*标。焦直言不讳表达了上述意愿，他大声为六十多年前的“曲线救国”路线叫好，坦承自己如果在当时一定要向汪精卫们学习；他批评其他自由派精英态度不坚定、言论不坦率、观念不彻底。焦的言论，使许多存有曲线救国“只能做不能说”观念的精英未免尴尬，因此他们委婉表示焦的说法“逻辑不严谨”，以示自己与焦有别；但是，焦大声说出他们长期憋在心中不敢说的想法，又使他们感到一丝振奋与快意，因此他们不断称赞焦的“坚定”与“不妥协”。

直言不讳的焦*国*标是某些自由派精英的一个标本，他说出了许多精英不敢宣之于口的主张与愿望，他将其他人只敢宛转表达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同样主张曲线救国，王怡的表述是这样的：“国家甚么呢，如果不是你，不是我”，“国家到最后也是一个虚无。如果在我们心中「国家」是有确定价值的，是由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构成的”，“爱国，就是爱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因为现在不存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所以他赞成欧盟“维持武器禁运”，赞成在列强环伺下削弱中国的武装，以方便“自由国家可以利用强大的武力”，“推翻暴政”。与六十多年前的汪精卫一样，这些人相信（或声称）只有象他们这样的曲线救国才是真正“爱国”；其他爱这个并不“民主自由的中国”的人，则是“爱国贼”，就象六十多年前坚持抗战的人一样。

王怡们给朱*成*虎加戴了一顶“军国主义”的帽子，在道德天条的映照下，自由派精英给别人扣帽子并不需要什么事实或逻辑依据。所谓军国主义，即基本诉求是依托武力对外扩张，朱*成*虎言论中既无丝毫对外扩张的苗头，中国的现实条件更无对外扩张的可能。中国现在处在美国越来越紧密的封锁链条中，自顾尚且不暇；朱*成*虎讲话也完全只是表达面对外来武力干涉时坚决抵抗的决心。即使仅就国内“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而言，也属遥不可及。在当下中国政治结构中，军人地位及经济待遇虽已大幅提升，但其在高层政治中的份量却大为削弱，这是一种政治赎买的安排。对于执政集团而言，它现在完全拥有对中国社会的掌控能力，为什么还要拱手将政权让给军人集团？它为什么能够容忍甚至有意在军方放出不同声音？就是因为它对这方面的控制最有把握。

这些自由派精英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捍卫独立、尊严的决心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歪曲成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其目的仍然是希望削弱中国的武装、解除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决心，为迎接“普世价值”随美军精确炸弹“进入”中国而创造条件，以实现他们“曲线救国”的梦想。

自由派精英有这种梦想不奇怪，它同样根源于人的现实处境与心理需要。当自由派精英对现实的利益与权力分配体系不满意并依据信念将这种不满意归结为现行体制时，现行体制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凡是有益于现行体制的，他们都憎恨；凡是有损于现行体制的，他们都欢迎。当中国执政集团明确拒绝西方模式，中国在现行体制下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时，他们感到自我理想仅靠内部“自发演进”已经希望不大或者遥遥无期，于是不少人将主要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武力干涉上。这就是美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嚣张霸道，而一些自由派精英对其却越来越欢呼拥戴的原因。

在这种渊源背景下，朱*成*虎遭自由派精英围攻理所当然，不遭围攻才令人奇怪。自由派精英内部当然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是参与围攻的部分也可分为两类。一种人感性多于理性，他们凭自由主义信念所冶炼的纯朴感情自然而然地视现行体制为强仇大敌，恶其所好，好其所恶；另一种却是完全的理性自觉者，他们将改变现行体制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言行、思想都服从这一目标。为此，他们可以自觉“接受政治给予哲学思考的自我约束”，不但按政治任务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而且约束自己的思想，自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就是自由主义“启蒙”所释放出的魔咒.

不管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都契合了美国的对华战略，差别只在主动被动、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而已。由于中国在国内政治认同方面有其软肋，美国对付“头号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的最理想方案是：利用被西化的自由派知识精英（其中多数人是不自觉地被诱导、被利用，自觉服从美国战略意图的只是少数），挑动民众对政权的不认同，破坏中国国家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力，甚至使中国因政治转型而陷入内乱，不战屈人之兵。

在美国战略及国内自由派的内外夹攻下，持续维持了二十多年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的中国却一直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唯一对此具有抵抗力的意识形态手段是民族主义，因为美国政府及国内自由派精英上述意图的实现都必须以摧毁中国现有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政治实体作为前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势不两立。因此，民族主义近些年在中国获得极大发展；也因此，它被自由派精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几个月前自由派三大高手秦晖、朱学勤、徐友渔的连袂痛击，到焦*国*标直言“我就是要直接践踏[你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宣布“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他的第五十一个州”，再到最近自由派精英对朱*成*虎一涌而上的围攻，这些观念冲突的背后都是政治主张与现实利益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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