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应《北京日报》理论版撰写的文章，后来有所修改。收入分配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经提到桌面上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仲大军先生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重要的分析，请大家关注文章中列出的一些重要事实：“目前，我国财政总收入已达到近3.5万亿元，而全国的工资收入总额可能不足2万亿元，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工资收入与财政税收规模相等，都是1.5万亿元左右，并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目前已经从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止地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在一年一度国家统计局报告中，从来没有政府成本这一指标。中国人民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来供养一个政府？这一问题到今天也没进入国家总理答记者问时回答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的开支应当规范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应当有一定范围，政府每年必须向全体人民公布这方面的信息。政府的开支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整个政府的工资数额有多大？每年的变化如何？这些问题都应当纳入本次政府工资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范围。]
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及改革思路
----写在工资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前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7月8日
提示：最近，我国将从公务员工资制度入手进行分配制度改革，酝酿多年的工资制度改革终于拉开序幕。但从最近发出的一些信号看，这一波改革仍然有精英改革的意味，改革的主线仍然以强势集团为主导，改革的目标仍然是打破平均主义。但是，亚当·斯密说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鉴于此，我们不能不站在更高的宏观角度对我国收入分配状态进行一番全面的审视，分配制度到底怎么改？应该改什么？不应该改什么？当前我们国家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必须从宏观上把握准确后，再进行局部的改革。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平等状况，人文思想水平，又取决于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以及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收入分配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问题，也是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它与人权有关系，与发展过程有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政治、人文、经济发展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国民财富往往按以下几个因素进行分配：1，按国家需要分配、2，按社会部门分配、3，按力量强弱分配、4，按资本产权分配，5，按等级权利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既与国家政府有关，也与企业和私人有关。下面让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社会部门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强势部门更多地左右财富分配
收入分配，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如果在一个国家内，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不平等，一个部门便可能占有社会的更多财富。譬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不平等，城市与农村力量不对等，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不平等，这种力量的强弱都可以影响到产品价格的定价权，最终造成各部门收入分配的不对等。
特别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将我国经济送入了国际经济范畴，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由于国内外收入差距巨大，与国外进行交易的部门必须首先达到一定的国际收入水平，然后才能与国外进行交往。这一对外部门必然与国内一些部门拉开差距。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影响。
实际上，收入分配是产业利润链的反映。收入分配可以最清楚地反映出高利润部门和低利润部门的差别。高收入群体一般是位于利润链高端的群体，或者是垄断部门和权力部门。低收入群体一般处于利润链的末端。因此，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高收入群体一般是强势群体，低收入群体一般是弱势群体。
我国各经济部门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还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状况有关。当我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之后，整个经济都与世界强势经济集团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知不觉地变为被廉价掠取的对象。这是因为，在中国与国际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定价权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商品价格的低廉，国内出现大量的低收入阶层。
要改变这一现象，我国必须加快度过工业化这一进程，尽快将产业结构和城乡社会结构调整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尽快改变在国际市场中的身份地位。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缺少一定的制度机制进行辅助，国内一些部门和群体会长时间地处于低收入状态。
二、国家因素：财政收入已经大大高于工资收入
国家是参与国民财富分配的主角。从国家角度讲，如果维持一个国家运行的成本过高，便会过多地消耗国民财富，从而影响到国民的收入分配。特别是如果发生战争或自然灾难，更会大量动用国民财富。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减少国民的收入分配。一般来讲，和平年代，国家动用国民财富较少，但为了国防和国家安全，仍然需要一定的经费和开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低军费时期，军费方面的财政开支长期维持在GDP的10%以内。而在建国之后一段时期，我国军费开支长期保持在GDP的20%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民群众生活比较苦，生活水平提高较慢。
改革开放之后，对外开放给了我国长达近30年的和平时期，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基本上不成为影响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了。在这一时期，国家影响国民收入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政府行为上。目前的中国，政府应当说是最大的强势部门，政府最有能力动用国民财富。应当说在近30年里，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当有作为的政府，意气风发的政府。在政府的主导下，各地都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落后贫穷的面貌。但是，这些公用设施的投资，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民的收入分配。
汉朝初年，文景两任皇帝为了休养生息，实行无为而治。而今天，我国政府在国际环境逼迫之下，不敢稍有松懈，过分实行有为政治，赶超世界先进，因此出现了经济高增长而国民低收入长期存在的状况。
目前，我国财政总收入已达到近3.5万亿元，而全国的工资收入总额不足2万亿元，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工资收入与财政税收规模相等。都是1.5万亿元左右。可到了今天，财政收入已经大大高于工资收入。并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目前已经从90年代初的12%水平上升到20%多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止地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在一年一度国家统计局报告中，从来没有政府成本这一指数指标。中国人民要付出多大的成本供养一个政府？这一问题到今天也没进入国家总理答记者问时回答的问题。
因此，中国政府的开支应当规范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应当有一定范围，政府每年必须向全体人民公布这方面的信息。政府的开支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整个政府的工资数额有多大？每年的变化如何？这些问题都应当纳入本次政府工资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范围。
尽管在财政税收大幅增长的同时，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提高，但相比起各个行业的工资水平，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仍然算高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府是一个规模庞大和臃肿的政府，工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改革必须在一定的预算规模下进行调整。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中仍然遗留着一定的平均主义。由于是共产党执政，计划经济时期以来，政府的高级官员工资收入都较低，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下很容易导致产生贪污腐败，这也是政府官员缺少尊严和自尊的重要原因。因此，适当提高政府首长的薪金收入，十分必要。但工资水平提高后，政府官员的效率和责任心也必须随之提高，特别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辅之于选拔制度的改革。没有政治选拔制度的改革，即使进行工资和分配制度改革，也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
三、资本因素：资本收入大大高过劳动收入
企业总是在国家税收之后才能进行内部的职工分配。国家税负的轻重，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由于这些年里，我国的企业税负比较重，因此，职工工资收入一直压得比较低。而对比之下，政府的开支却持续地庞大，并且政府税收的规模大大超过全国工资的总规模。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现象尤其明显。
国家分割国民财富之后，便是社会分割。如果说国家财政是按国家意志支配国民财富，那么企业分配便是按权力和资本分配财富。目前的中国，按等级和社会地位分配社会财富已经不象计划经济时期那么明显了，但按权力、力量和资本分配国民财富却逐渐成为财富分配的主要方式。在这个时候，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权观念和平等观念，国民财富便可能成为一场弱肉强食。
如果说在国家征收税收方面，企业没有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权利，那么在企业分配方面，职工也很少有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和力量。企业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工会等维权组织，劳动者大多处在一盘散沙状态，老板的力量过大。特别是传统的城乡不平等观念和身份歧视，这种状态最终导致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产生了严重失衡与倾斜：国民收入大量地向政府和企业主倾斜，向权力利益部门倾斜，劳动收入一直处在缩小的状态。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权问题和权利平衡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深入和普遍的私有化，企业部门大部分被私人所掌握。企业的分配也更多地取决于私人因素。而在这时，平等和公平的思想观念便会发挥作用。假如一个企业主具有公平观念，会在工资收入方面尽量做到公平和平等。假如这个企业主是个贪婪自私的人，便会发生许多矿难一类事件。
在国民收入中，扣除政府的财政税收，扣去工资收入，剩下的便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统计中，多少年来，我国的资本收入一直大于工资收入，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英美两国资本收入比例最高的时代是19世纪，可是在那一时期，英美两国的资本收入也没有高过劳动收入。而我国的劳动收入一直低于资本收入。这不能说不是我国一个独有特色。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先进的过程中，必须在许多领域进行大量的投入，这必然影响国民的劳动收入，但如果这一过程持续得过于漫长，并且，国民财富在国民之间分配得过分不平等，贫富拉开较大的差距，便会引起社会问题。
四、理论误导是劳动群体处于弱势和低收入的重要原因
改革许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好象是过时了，基本上被搁置到了一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成了全盘照搬的对象。但我国照搬的又并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的公平正义精神，而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些为资本服务的陈旧理念。
受这些理论的影响，一些人夸大资本和资本家的作用，贬低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整个社会逐渐走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方向。企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人际间差距在越拉越大。社会的一切目标都是为资本服务，在很多政府的指导思想中，资本就是一切，发展的内涵就是赚钱和单纯的资本扩张。重视资权、忽视劳权，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权薄弱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发展思想指导之下，劳动权利和平等发展被忽视到极点。
但是，以“看不见的手”而闻名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父----亚当·斯密也在道德伦理上对收入差距深恶痛绝，他在《国富论》中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国富论》，1776，第2卷，第232页）。当前中国的改革出现的正是这种状况：巨大的财富确实是创造出来了，但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绝对贫困。
然而，中国那些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们并没有学到这些，中国社会在挣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羁绊后，义无返顾地又走向了精英主义的另一端。目前，许多企业的工资在管理层与职工之间拉开了较大差距，管理者的年收入动辄百万元以上，而职工的工资被长期压在一个较低水平。企业改革充分体现出了精英改革的倾向。
社会各种力量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在一个以资本为本位的国家里，资本的力量便是强大的；如果是一个以劳动为本位的国家，劳动的力量便会强大，收入分配也会相应得到改善。目前的中国，经过20多年的舆论和思想改造，资本本位已经基本形成，劳动本位已经降低到一个次要的地位。劳动思想和劳动权利的衰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收入的微薄。
五、降低国家和资本对国民财富过滤的门槛，
对富人征税不如加大一次性分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想提高劳动收入，必须尽快完成工业化进程，缩小各个部门之间的力量差距，降低国家税收和企业主攫取利润的门槛，另外还要减少官商勾结的政治腐败，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
从政府层面上讲，通过社会舆论，政府大多可以采取社会的意见，减少开支和行政经费，进而降低税收都是有可能的。但在企业，要求企业主多发工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这是因为我国的力量平衡机制目前并不健全，劳资双方的力量并不平衡。
在民主国家，劳动组织是平衡劳资力量的重要工具，在发达国家，工人利益可以通过工会等组织来进行维护，可是目前在我国，改革近30年来，工会组织日益萎缩，广大劳动者处于一片散沙的状态，在与企业主的利益争夺方面，劳动群体总是处于弱势。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动用政治机制，除了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准备，更需要在组织上进行力量平衡，否则成效甚微。
总起来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入手，必须提高劳动者一次性的收入分配。目前我国重要的问题是第一次收入分配----工资过低。国家往往采取第二次分配的方法进行弥补。但第二次分配的效果不好，要动用税收部门这些中间环节，加大了分配成本，不如第一次分配来得直接。因此，如其加大对富人的征税，不如加大一次分配的力度。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加大劳动与资本的抗衡的力量。
最后谈到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如果国家财政钱多得不得不通过涨工资来消化财政收入，那还不如降低税收门槛，让社会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