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仍然处于战略退却危急关头，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等要职的汪精卫，突然打出“和平运动”的旗号，宣布投敌。汪是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刺杀摄政王的大英雄，此刻竟摇身一变为天字第一号的卖国贼，其间的落差何止云泥？不过细细探究他逐渐走向自己反面的过程，就会发现原因虽然千头万绪，但他对抗战形势的“理性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

汪精卫的逻辑起点是：中国是一个弱国，日本是一个强国，因此中国与日本对抗的结果，便只能是牺牲或者投降。1933年，他在“行政院长”任内，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受到了舆论的强烈抨击，汪精卫辩解说：“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汪精卫在庐山发表了一篇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来阐述他的对抗战前景的预期。他说：“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慷慨悲壮，但实际上却是在暗示：抵抗绝无取胜的可能，结局只有毁灭之一途。

绝非偶然的是，后来在汪伪政权中成为第二号人物的陈公博，也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得出了和汪完全相同的结论。1933年，二十九军和侵华日军在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发生激战。时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奉命北上“劳军”。他到前线一看，就感到中日之间的这个仗“真不能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炮火射程没有日军的那么远，数量也比不上日军的那么多。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他还很“专业”地计算道：“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千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陈日后所以追随汪精卫走上投降之路，应该说有个人感情的因素，但他的这些基本判断，无疑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心理基础。

抵抗的后果既然如此可怕，那么通过“和平运动”，实现“曲线救国”，也就完全顺理成章了。在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一个以汪精卫为灵魂的“低调俱乐部”就形成了。其成员包括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等。现在为许多人所崇拜的胡适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低调俱乐部”的 “雅号”就是胡适起的，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在当时人人都主张“抵抗到底”的舆论氛围里，他们的论点颇有点“新思维”的意思。“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都自命比其他人更富智慧和理性，更明白如何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汪精卫说：“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低调俱乐部”为汪精卫日后的叛逃投敌做了舆论和组织的准备，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后来也都成了汪伪政权的重要角色。

与这些“冷静、理性”的“低调俱乐部”分子相比，同为国民党要员的李宗仁将军，就显得有些“情绪化”了。1936年，即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他在广州发表了《焦土抗战论》，提出了一个相当“愤青”的口号：“我的主张——焦土抗战”！强调“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 李宗仁还在文章中对当时掌控中央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提出的“忍辱和平，徐图准备”的论点进行了重点驳斥。他说：中国抗日是要准备的，但我准备，敌人也在准备，而且日本的准备比我更快。如果准备到同他一样才来抵抗，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抵抗的一天，因此他大声疾呼：“立即对日作战，才是中华民族当前之唯一出路。”嗣后“焦土抗战”的口号不径而走，响遍全国，“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

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真正理性的是李宗仁，而并非汪精卫。李宗仁成了抗日名将，名垂青史，而汪精卫却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命理性的汪精卫、陈公博之流最后之所以做出了最不理性的选择，落得可耻下场，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见物不见人，没有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能够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精神和意志力量，进而弥补武器装备和其他方面的不足，战胜最凶残的敌人！

让人感到后怕的是，倘若汪精卫的论调在当时的抗战阵营中占了上风，日本在中国轻易得手，则如李宗仁后来所分析的那样，“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果真如此的话，则今日之中国，连民族独立都说不上，还谈什么“大国地位”、“和平崛起”、“伟大复兴”呢？幸亏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是坚定的，能够毫不犹豫地把民族大义放在一时利害得失的算计之上！

借用一句名言：理性，理性，多少胆怯、罪恶假汝之名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