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知识精英本来有可能为新中国做更多贡献的一个证据，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吹上了天，甚至产生了一个说法，说是“批错一人、误增三亿。”说来也难怪，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总得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些证据，他们为什么有权要求“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他们总是要找点依据。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吹的，只好把死人复活来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复活死者不是出于对死者有什么真正的崇敬和爱戴，而是为了抬高他们自己。至少是从马寅初以降到今天为止，中国那些个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还真的是搞不清楚微观企业效率和国家发展水平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究竟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因素起主要作用，还是市场竞争地位起决定作用，他们所因袭的基本上都是番邦白痴的瞎说，再加上自己的想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确实对国家和民族没有什么说得出来的贡献，所以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编造一点点谎言，也算得上是“知耻近乎勇”了――为了掩盖自己得无耻而厚着脸皮编造谎言。
马寅初在三四十年代曾经两次发表过人口论，那是确实是主要因袭马尔萨斯论调的，1950年代发表的《新人口论》是同一论题的第三次写作了，总算是有些进步，开始说理了，不过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说人口增长过快的话，将使得国民财富大部分要用于消费并导致积累率下降，无法快速发展经济;二是一个政策主张“人口要控制”。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几十年后来谈论马寅初的理论，所以就有了“放马后炮”的优势，我们可以用几十年的经济数据来验证那个据称是“英明无比”的理论预见。他这个新人口论的核心论点和论据，都是集中在中国人口增长与积累比例的关系会如何如何上，这个我们刚刚好已经有了铁的事实依据进行验证。他另外的政策主张倒是符合现实的，不过在如何操作上则完全没有叙述和展开，这样的简单化的命令式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廉价的表态而已，称不上是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也谈不上有什么实际价值。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对马寅初的廉价吹捧，非常不幸的在反面反映的是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完全没有反省和自觉改错的能力，也没有对照事实去求取进步的能力和起码意愿。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资料汇总计算，从1952-1977年25年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水平是30.44%;而从1978-2002年中国的积累率高达39.17%，与同期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积累率都是不低的，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积累率更是将近高出一倍。很显然中国与那些低人口增长率的发达国家比，中国的积累率并不低，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并没有按照马寅初预设的那样影响中国的积累率，看来中国没有实现普遍富裕，必须在人口增长和积累率之外去找原因。从我们的马后炮证据看来，马寅初的论点和论据是严重错误的，作为一个被捧为权威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是应该对此感到惭愧和脸红的，不仅不能吹，最好是自己把这样的错误东西藏起来。在别人发现了又到处乱讲的时候，马寅初生前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是应该出来公开向公众道歉，这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有的正确治学态度，而不是一声不吭去安然享受这种“倘来之誉”。另外在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对马寅初的大肆吹捧中间，实际上错误了解读了新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新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是在出生率不变的情况下，因为死亡率急剧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延长带来的，而不是因为出生率上升的结果。
迄今为止，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知识精英们对于微观企业效率与国家宏观发展水平的认识，仍然是错误的。当然他们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肯自己承认的。和欧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上看，中国企业以西方的差距即使存在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在企业内部经营效果上，甚至在合并加总的国家投资规模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也说明不了中外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而关键的差别是在于企业在市场上实现自身的产品是什么条件：是以垄断高价在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产品还是竞争性低价实现。也正是在这样的价格配置资源的关键过程中，中国处于一个无法追求垄断利润的地位上，这个巨大的落差决定了中国在发展效果方面的最后差距。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基本上还是处在白痴状态，只知道抄袭西方的经济学胡说，总认为企业的效率和发展的效果，就是在微观上决定的，并通过单个企业效果的加总成为宏观效果。恰恰相反，决定企业最终能够获得多少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发展和壮大的，主要不是在企业内部改进管理和增产节约上，而是取决于企业在市场上实现产品的价格水平。毕竟企业内部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节约方式，可以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幅度和余地都是很少的，关键的部分是通过市场价格实现“价格配置资源”而转移的这一部分资源，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对于一个国家的富裕和发达程度至关重要。虽然这些人天天嘴上说要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但是实际上市场究竟以及是如何配置资源的，这帮子白痴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
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总是引导人们拿着放大镜在“芝麻”上面去发展他们的智慧，并反对一切把眼光转向“西瓜”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说明了这些白痴根本不知道管理为何物。实际上企业内部管理上总是问题成堆，而管理的日常工作，就是没完没了的去矫正这样和那样的偏差。把眼镜盯在企业内部这样的狭小视野里，是什么问题也发现不了的。如果国企与跨国公司的内部管理相比的话，中国最差的国企都要好得多，因为中国国企规模都太小，没有资格产生足以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的严重“职能系统病”。管理中“职能系统病”存在，是与这个企业的规模和管理层次成正比的，一个企业的管理层次越多、管理系统规模越大的时候，职能系统病肯定就越发严重，因为越是大企业的管理者，就越是无法把企业的经营效果与企业管理者自己的收益密切挂钩，主动性积极性下降;而规模越大的企业，被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与企业发展成就也是越发难有紧密联系，主人翁意识就培养不起来，这样的企业必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企业的认同与关心程度下降，因此基于个人利益和立场就会越发表现得严重，根本上降低决策与执行的效率，“职能系统病”就相应表现得越厉害。
实际上西方大企业内部因为规模大管理层次多，管理上的官僚主义程度，信息沟通和决策效率低下的程度，基本上跟中国最腐败无效率的政府部门差不多。笔者曾经因为业务上的原因，跟日立公司有过一些交往，他们的官僚主义程度和沟通效率之低下完全让人无法容忍，在中国大地上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都绝对不可能有足以与日立的官僚主义相比的了，这就是大企业的毛病所在。但是这样的大企业因为具有外部市场垄断地位，能够在市场上以垄断高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仍然可以获得垄断利润，还是具有很好的“效率”。通俗地说，根据西方跨国公司提高企业效率的经验，主要就是通过“黑心的价格”在外面去大捞一把，这比关起门来当吝啬鬼强;毕竟是在决定企业效率的诸因素中，外部市场地位远远比内部管理重要，没有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垄断高价就无法维持。把企业经营的眼光局限在企业内部制度和产权问题上，一方面是体现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无知，另外也有的精英是要借这样的说法去实现他们自己的追求，这里面表现的是无耻。“无知是最好的理由”，中国这些知识精英们，就是这样拿着“效率完全取决于产权制度和内部管理”作为出发点，去论证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带来垄断企业的高效率和社会富裕，并论证中国的国企必须象西方那样全部私有化，至于中国企业在最近20年来陷入边缘化的严峻事实，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屑一顾，他们要的就是私有化。
另外，中国企业布局和生产规模决定，都曾经因为受到战争威胁的深刻影响，不得不把生存能力放在经营效率之先去考虑问题，这样当然会影响企业一部分的产出效率。同时中国长期执行重工业优先政策，也长期把安全和国防产业放在优先位置上，因此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上，消费品生产长期处于让位状态，因此显得不是那么发达。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却坚定不移地把消费品生产和供应水平，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效果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这里除了体现中国知识精英的愚蠢之外，还包含着那么一点点无耻的因素在里面。
而对于那个“控制人口”的政策主张，主要不是出于认识上的问题，而是因为执行上有困难才没有及时推行的。一些知识精英为了突出他们的榜样是何等的英明，把苏联曾经执行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借调”到中国来，以衬托他们的“台柱子”是如何的英明伟大。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颠倒黑白总是没有那么容易。除此之外，知识精英们的偶像制造努力还包括捏造说毛泽东坚持认定“人多是好事”，反对进行计划生育的谎言，借以衬托他们的“台柱子”是在严重的政治压力下直言为国的。笔者就手头能够找到的毛泽东那个时期关于计划生育的言论，汇集在后面，让人们看一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是如何使用谎言来制造他们的偶像的，又是如何通过诽谤别人并抬高自己的。
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附录：
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一些言论：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的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卷P169)
有人给毛主席回报说《人民日报》宣传节育和晚婚的社会反响，毛主席回答说：
文章一多了，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实在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纸上一登可不同。
完全学术性的，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发现节育晚婚的宣传产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报纸上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我们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去研究。(和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1957年3月10日，3P183-184)
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搞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3P238)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个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
除四害要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不灭得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3P247-248)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没有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时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象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象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化那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1、28，4P13)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省，一方面节育，要成为风气。(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30日，4P17-18)
要破处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4P46)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4P86)
人口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4P103)
蒙：再过十年就增加一亿五千万人口。
主席：一亿左右，这不要紧。
蒙：你们的粮食增长可以满足你们的人口增长需要。
主席：粮食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蒙：你们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减少了，平均年龄提高了。过去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岁。
蒙：这是因为你们有了各种医药、卫生设备和抗生素等。
主席：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也进行了防疫工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4P281)
我问“主席，在‘中国的联合国’里到底有多少人?”“你能告诉我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弄清的数字吗?”
毛主席回答说，他真的不知道。
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或者六亿九千万。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能有那么多?
我说，只要调查一下购货证(用来买棉织品和米的)的数字，就容易算出的。他说，农民时常把问题弄得不能辨别真相。
解放前，农民们因为怕被抓去当兵，生下男孩子，隐瞒起来不报户口，这是很普遍的。而且解放后，有多报人口，少报土地，夸大受灾面积，而只报一点点产量的现象。现在生了孩子虽然立即报告，但是死了人几个月也不报的情况很多(也就是说，这样做可以多领供应物品)。
不错，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农民还很不愿意进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死亡率可能比出生率下降得还要大。平均寿命过去是三十岁左右，而现在提高到近五十岁。(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转译自日本《读卖新闻》，4P219)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已经主席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