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美使中国免遭苏联核打击 凤凰卫视马鼎盛心怀鬼胎

叶劲松　　

2010年7月24日，马鼎盛在其博客和凤凰博报等处上贴出名为《俄否认曾核讹诈中国 ，梅德韦杰夫心怀鬼胎》的文章（以下简称马文）。马文写道：“莫斯科喉舌媒体近日矢口否认苏联曾经阴谋核袭击中国的历史，可惜《俄罗斯之声》的观察家杰尼索夫抹杀不了铁的史实。中国《文史参考》刊登了‘苏联在1969年准备对中国施以核打击，但美国妨碍了这些计划’的文章；提到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冲突后，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告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想要对中国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俄罗斯之声》指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1969年8月20日的会晤。基辛格的回忆录也没有提及美国对苏联威胁中国一事报以‘美国最后通牒’的话。所以《文史参考》只是刊登了中国‘一个新闻工作者异想天开的臆造’”。马文认为，《俄罗斯之声》对1969年苏联曾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传言的否认，是不成立的。　　

马鼎盛作为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编和主持人，具有哈美并仇恨社会主义的特点。马氏直到现在也热衷攻击朝鲜、苏联。在其讲述的朝鲜（或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时，常常可见到他对朝鲜、苏联的攻击诽谤。他力图用这种方法损害社会主义形象，并塑造美国的正面形象。对于他说的“《文史参考》刊登了‘苏联在1969年准备对中国施以核打击，但美国妨碍了这些计划’的文章”，马文极力肯定有其事，并说是因为“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照马文说来，美帝有恩于中国，我国对应美国感恩，并应仇恨苏联和否定此事的俄罗斯。马氏真像是美国派出对中国民众进行心理战的“专家”。　　

当然，马鼎盛可以认为，《俄罗斯之声》对1969年苏联曾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传言的否认是不成立的。不过马氏应有充分论据来证明，《俄罗斯之声》进行否认所依据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俄罗斯之声》进行否认的论据，就是成立的。但马氏却无法证明《俄罗斯之声》进行否认所依据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可以说，《俄罗斯之声》的否认就应是成立的。　　

据马文讲，是“中国《文史参考》刊登了‘苏联在1969年准备对中国施以核打击，但美国妨碍了这些计划’的文章”。但据我在网上查到的，是我国《文史精华》2008年第9期，刊登了名为《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北京机场会谈内幕》的文章（以下简称珍文）。珍文说：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马文坚持认为“苏联在1969年准备对中国施以核打击”成立的直接证据，就是引用《华盛顿明星报》的上述报道。　　

而“不太显眼的报纸”《华盛顿明星报》报道此事的根据是什么呢？据珍文说，是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美国则反对“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才使“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未能实现。　　

1969年8月20日，如果作为苏美代表的多勃雷宁和基辛格之间真有此事，那么这种大事肯定会出现在美苏双方的官方文件记载中。不过美苏双方的官方文件中都没有发现这事的记载。那么作为多勃雷宁和基辛格两个当事人各自所出的回忆录中，有无此事的讲述呢？据马氏讲：“《俄罗斯之声》指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1969年8月20日的会晤。基辛格的回忆录也没有提及美国对苏联威胁中国一事报以‘美国最后通牒’的话”。对此，马鼎盛也未能指出他在多勃雷宁或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找出了有关此事的记载。　　

既不能在美苏政府官方文件中找到此事的记载，也不能在多勃雷宁和基辛格两个当事人各自回忆录中找到此事的记载，那么，所谓《华盛顿明星报》关于苏联通过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的报道，不过是一个得不到当事双方以及代表双方的当事人证实的、没有证据支持的谎言。　　

另外我们知道，被西方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西方媒体，总是热衷于对资产阶级所痛恨的社会主义进行诽谤、诬蔑。几十年来，西方媒体各种关于“苏联威胁”、“中国威胁”、“朝鲜威胁”的报道不计其数，而马鼎盛力挺的《华盛顿明星报》关于“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报道，不过是这些不计其数的“威胁”报道中的一例而已。但是，这个由惯于造谣的西方媒体传出，没有当事双方及两个当事人记载证实的《华盛顿明星报》报道，马鼎盛却要硬挺。马氏仇恨苏联，离间中俄关系，为美国外交服务特点，决定了马氏要挺这谣言。而马氏这种硬挺，说明马氏这时全不顾《华盛顿明星报》报道的明显证据缺陷，不顾他作为学者应有严谨。　　

法律诉讼要讲证据，司法上对此的要求是谁主张、谁举证。即你说的话，你要拿出证据来支持。否则你会因为举证不能（举不出证据）而承担败诉的可能。谁主张、谁举证，实际是人们常说的说话要有事实根据，在法律诉讼上的强制性应用。那么《华盛顿明星报》报道，能举出证据吗？不能。《华盛顿明星报》不能在美苏官方文件、当事官员回忆录中找到证据。即《华盛顿明星报》对它的报道处于明显举证不能（举不出证据）状况。　　

而马鼎盛作为学者，其观点，应该有充分论据来支持。否则是学术不严谨的表现。而马氏力梃《华盛顿明星报》关于“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报道，就应注意这报道能否举证充分。而这报道明显处于举证不能（举不出证据）状况，马氏却视而不见，坚持有“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观点。反共反苏的本性，使马鼎盛公开抛弃作为学者应有严谨。　　

其实《文史精华》上的珍文也写道，中苏边境冲突后“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而《华盛顿明星报》关于“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报道，就是适应“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而出笼的。可是珍文又将自己也承认的“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的所谓‘秘闻’”当做真事一样的推出。而马氏认为这个无当事双方和当事人证实“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的所谓‘秘闻’”，能满足他在民众中煽动仇恨苏联，离间中俄关系，为美国塑造正面形象的要求，所以他极力宣称有“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事。　　

实际上，珍文讲述的《华盛顿明星报》关于“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报道，不仅仅是存在没有当事双方及两个当事人记载证实的证据缺陷问题，而且还存在其他许多经不住推敲的缺陷。　　

首先，珍文关于为何“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讲述，就站不住脚。据珍文讲，是“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死几十名苏军官兵的边境冲突，苏联就会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这逻辑上能说通吗？几个核大国中，哪个国家会因死几十人的冲突，就对冲突的对方实施核打击？如死几十人的边境冲突，陷入冲突的核国家就会提出对对方实施核打击，那这世界上可能早己发生核战争了。　　

并且，苏联一直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世界上只有苏、中两国一直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边境冲突死几十名苏军官兵，苏联就要突破其一直坚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就首先要“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而且珍文也不得不承认，珍宝岛事件后，苏联高层领导多次主动来电话等，希望就边境冲突问题与我国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直接交谈解决。“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从珍文这讲述内容看，我国不愿意通过中苏友好期间铺设的、供中苏高层领导直接联络的专用电话，由两国最高层直接商谈解决边境冲突。我国更愿意由较低层的、两国外交部的官员们来商讨边境冲突问题的解决（当然，低层官员间会谈，不能解决中苏矛盾的大问题）。其后在1969年胡志明主席去世之时，到越南悼念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又提出与我国高层领导人会谈，解决边境冲突。而这才产生了周恩来与柯西金的北京机场会谈。这些事实证明，苏联高层领导愿意和平解决中苏边境冲突问题，不愿使中苏矛盾升级。因此，苏联在中苏边境冲突后要对中国核打击的说法，与苏联希望和平解决中苏边境冲突以使中苏关系和缓的努力不符，是违反事实的谎言。　　

另外，常识告诉我们，本国重大军事行动计划是高度机密，不能外泄。美苏是敌对国，苏联会将自已要进行别国进行核打击的重大军事行动计划，先告知敌对国——美国？“并征求美方的意见”？ 自已高度机密——重大军事行动计划还征求敌对国的意见？历史上有这样先例吗？　　

还有，“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如果是真的，则苏联军方高层的这些意见（或计划）也应是在绝密的、小范围的高层会议上的一种意见表示。因此，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高度机密的、小范围的高层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按一般常识，在外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对于国内高级军事会议的详细情况（哪些人提了些什么意见），是不应该知道的。因为对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苏联国内最多会通知他该会议的决定，而不会告知在该会议中那些人发了什么言，以及会议主要是根据哪些人的发言意见做的决定等等。另外，即使苏联国内告知多勃雷宁在该会议中哪些人发了什么言，多勃雷宁还要把会议中哪些人发了什么言这些细节也告知美国高官？　　

珍文讲，美国“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此话实际表明，美国官方也不敢公开说：苏联有将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计划，并将计划告诉了美国政府。因为美国官方这样说，苏联会要求美国拿出相应证据。而美国政府是拿不出相应证据的，这个谎言就立刻戳穿，美国政府将立刻陷入公开造谣的尴尬境地。而美国号称“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谎言散布出去，“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美国政府造谣，也拿“新闻自由”、造谣自由的美国媒体沒办法（“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在西藏、新疆问题上一贯造谣，我国拿他们也沒办法），也只有批驳他们造谣。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按资产阶级的利益肆意造谣，既符合资产阶级“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的阶级利益要求，也符合资产阶级报纸炒作以吸引眼球的经济利益要求。　　

苏联要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事”，不过是美国资产阶级编造的谎言，也是我国诸如马鼎盛等仇恨社会主义的亲美人士最爱散布的谎言之一。中苏矛盾越深，关系越恶化，越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国编造这谎言，如珍文所说，是要“离间中苏关系”，使中苏矛盾更深，关系更恶化。马鼎盛等亲美人士热衷散布这谎言，企图在我国人民造成美国救中国有功似的印象，树立起美国的“好形象”，掩盖美帝侵略、霸道、凶残的真相。　　

对于信奉造谣自由的美国媒体搞的这种“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的造谣把戏，当时我国也沒有认为真有其事。我国政府和媒体当时常谴责苏联，但当时根本未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之事来谴责苏联。即我国当时不认为有这事。其后，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代表着我国对外态度的工具书《各国概况1979年版》，在其第825页谈及1969年中苏间关系（包括边界冲突等问题），根本沒有谈及有苏联计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之事。如果我国认为苏联计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各国概况1979年版》不会不谈这事，因为那将是1969年中苏关系中最严重的事情。　　

198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春良等主编的《世界现代史》下册的第507页，谈及1969年中苏间关系时，也沒有谈及有苏联计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之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窒研究员李颖所著的《共和国历史的细节》（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专门有“珍宝岛边境自卫反击战”这一章，讲述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及其后状况。在该书的第167页，讲了冲突后苏联“向中苏边界调运了大批军队”，也未讲有苏联计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之事。　　

而历史上曾多次计划对我国实施核打击的，正是最富于侵略性、并且宣称有首先使用核武器权力的美帝国主义。大家都知道，在朝鲜战争时曾有杜鲁门、麦克阿瑟等高官计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可不是美国的敌对国首先报道的，而是出自美国传媒。所以不存在敌国造谣。“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之事，却是敌对国——美国的媒体传出）。　　

另外，据2008年我国人民网等几大网站报道：“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近日公布的解密历史文件显示”，当年金门海战时，“ 这份当地时间4月30日解密的文件显示，美空军在1958年夏天曾经提议，如果中国大陆封锁台湾海峡，美军应对中国厦门机场进行原子弹袭击。8月中旬，在内阁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介绍了袭击方案，并称可进一步对中国其他地方的机场展开类似的攻击行动。……但遭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否决。”“艾森豪威尔担心此举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尤其是引发核战争则是他否决的首要因素，因为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已经形成”。　　

马鼎盛等亲美人士，要中国人民牢记美国使中国免受核打击的“恩德”，记住“老毛子太可恨了”。但美国资料证明，恰恰是美帝国主义，数次企图对我国实施核打击。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苏联拥有核武器，是美国不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有利我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我国的国家安全。　　

马鼎盛等亲美人士虽然极力宣扬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恩德”，但当时美国仍一如继往坚持分裂中国的政策，承认国民党当局，并是世界反动势力支持国民党当局盘踞在联合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主要力量和组织者。即使在1971年，中美间多次信件往来，并基辛格10月来华谈判中美和好之后，美国仍企图组织世界反动势力支持国民党当局盘踞在联合国。10月25日联合国投票表决时，美国仍投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相反，6、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却一直不承认台湾当局，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苏联一直以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的三票，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蒙古、古巴，在联合国投票要求驱逐国民党当局，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在中苏关系、中国与东欧、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紧张的年代，这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票也从未改变过。　　

而且，即使在1972年后的几年里，中国已经实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后，美国仍承认台湾当局，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在这段时间还进行阻止在国际奥会委驱逐台湾当局，阻止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国际奥会委的活动。并且美国还继续通过对台军售，以及美军驻扎台湾来支持国民党当局，以此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国。　　

直至中美“双方于1978年7月初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而中美建交之后，美国仍如以前一样支持台湾当局，并用“台湾关系法”规定，“如果大陆企图以武力而非对话来”实现国家统一，“美国将提供军事物资使它无法成功。”“台湾关系法”还规定，如果中国试图通过武力统一台湾，将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一副当中国通过武力统一台湾时，美国将以防止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为由出兵干涉的威胁姿态。另外，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在台湾设立“美国在台协会”。所以，“美国在台协会”实际就是美国在台湾的官方外交机构。即美国实际并未与台湾断绝官方外交关系。　　

相反，即使在中国已经实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后，苏联仍坚持不承认台湾当局，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贯立场。　　

因此，马鼎盛等亲美人士所说的美国拯救中国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而美国曾经企图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事情却是存在的，美国这60年一直支持台湾当局，用对台军售和武力威胁来阻挠中国统一的事情却是存在的。这样的美国行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明是罪恶，而马鼎盛等亲美人士却极力掩盖这些罪恶，还要中国民众对美国感恩。马鼎盛等亲美人士真是心怀鬼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