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体制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1945年日本败亡后结束。与其同步的是日本始于明治时期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并臻于巅峰时，即被激进扩张政策所毁亡。总结其间军界少壮参谋们制订的那些不知节制的战争政策及其导致国家毁灭的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中国是有益的。

　　一

　　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 3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编成“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迎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与俄国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最终，日本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当时日本的战争潜力已近枯竭。我们知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将从中国攫取的3.64亿日元战争赔款中的90%用于扩军备战。在随后的7年间，日政府还分3次发行外债，得到了总计1.9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资金。日俄战争期间，日政府又接连不断地分4次发行了相当于8亿日元的外债用作战争经费。1904年1月5日(俄历)，日本驻伦敦公使拜访并明确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日本“用自己的储备只够打一年，通过增税和发行纸币可以把战争再支持6个月，到那时候，财源就枯竭了”。“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看来，那场战争日本赢在节制而并非所谓“武士”精神。

　　爬坡最难下坡处。自古用兵多不败于“上坡”时的进攻，而败于没有做好进攻后“下坡”的善后设计。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局看，在日本崛起之初他们的战争文化是有哲学的，他们的战略家头脑是清楚的，他们对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这些不仅参谋本部，就连一线作战的指挥官都牢记着。

　　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军人，与日本后来的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不仅是军人，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所以他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知道有一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今天看来，与其说他们赢得了战争，不如说他们赢在哲学。

　　民族的清醒认识，往往产生于其被压迫的民族身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被西方(主要是美国、英国)先进技术和制度“打醒”的政治家、战略家。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因而最懂得节制，他们的战略目标设计都非常有限，战争手段的运用也非常节制与务实，这让日本在1894年和1905年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二

　　这些胜利使日本战争文化滋长了一种不可一世的骄横情绪，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战略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大有天之骄子意识的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的毕业生走上政治前台。这些主要是学校书本教育出来的青年开始介入，继而左右整个国家的决策，致使日本政府对军事机器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导致全民疯狂投入到致使国家资源无限透支、并因此必然失败的战争之中。

　　当时日本军国少壮们的战略思想严重脱离实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当时日本军事教育方式有直接关系。陆大聚集了日本军事教育的精华。军事人材从幼年时期便被送到学校。这部分来自“幼年学校”的学生是陆大生源的主体。这种“幼年学校”是陆军办的一种培养“精英”的学校，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熊丁各有一校，每年各校只招50人。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都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从军;然后再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再被分配到军队中去。当时，扩张是日军战争理论的出发点，由此，陆大培养的参谋们重战术而轻战略，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只适合培养单纯执行和完成任务的旅团一级主官和师团一级副官，缺少必要的政略和战略思想培育。这种从小学开始培养出的军人，与社会不发生交往，先天就不懂政治，不懂社会，迷信军事力量，满脑子只装着毛泽东在1929年就要求红军注意克服的“单纯军事观点”。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陆大毕业的这帮少壮幕僚们与老一辈政治家不同，他们既不知“饿死”的滋味，更没有被“撑死”的经验。结果，在“爱国”的情绪下国家一步步地被他们置于后一种即被“撑死”的绝地。

　　当时，陆大毕业生中比较有名的参谋有四人，他们是石原莞尔、辻政信、濑岛龙三和东条英机。这四人中晋升最快、职位最高的是战略能力最低的集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外相、文相、工商相、军需相和总参谋长等要职于一身的东条英机。濑岛龙三考试成绩优异，但基本上没有带过兵、没有上过战场，就在大本营的地图上指挥远在千万里外的百万部队。辻政信被称为“作战之神”，其行为有些麦克阿瑟的范儿，是个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一一从东北到武汉、从南亚到太平洋，所到之处总要闹出些动静来。

　　石原莞尔是陆大惨淡经营十几年中唯一的一位有战略头脑、但不被重用的军人。他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但没有被所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事后专门上书天皇，反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认为经营好东三省、朝鲜即可。他后来更是坚决反对发动太平洋战争。东条英机不喜欢他，把他转入了预备役。将他长期边缘化了。石原莞尔评价东条英机，只有“上等兵”的水平，其“能力只配指挥一个连、十挺机枪;超过十挺机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当时，对陆大毕业生们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石原莞尔，而是东条英机、辻政信、濑岛龙三这些人。全校充满政治短视和无知，不懂得军事要服从服务于政治，不懂得战略目标必须与国家实力相一致，不懂得战略扩张不能超过国力支撑的极限，“舍我其谁”的心态使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痴迷于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将整个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置于国家军事目标之下。这些少壮军官们在政治上的得势，使得国家机器都围绕着战争疯狂运转。毛泽东曾在古田会议上，批评早期红军的“军事盲动主义”者“只想大干，脑筋里充满着唯心的幻想”，如果将这句话用于当时日本陆大毕业的少壮们是很贴切的。1937年初，苏军步兵的25%、大炮的17%、坦克的22%被调集到远东地区。1939年“第一次诺门坎事件”后，苏军派出朱可夫上将领兵，并向远东前线增援了至少两个机械化师。日本从来就不缺对苏军的情报收集，但当“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日军信条时，“诺门坎事件”的败局就已注定了。辻政信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推动者。他虽然知道实力对比悬殊，还是鼓捣了13个大队(相当于营，编制600人)， 112门火炮、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苏联人。结果，被苏军打得丢盔弃甲、鼻青脸肿，一个整编师团全部报销，陆军航空兵的精英也一命呜呼。

　　“单纯军事观点”是日本军事教育的一大短板。毕业于陆大的少壮军人有战无略，长于冒险，短于节制，过于迷信“精神的力量”，战争已启动却不知其边界何在。

　　比较典型反映日本这一时期“只想大干，脑筋里充满着唯心主义幻想”的另一样板作品是1943年提出“绝对国防圈”思想。在太平洋的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日本军部搞出一个所谓“绝对国防圈”，其特点是只有战争逻辑的推演，而没有现实可行性经验的支撑。他们的想法是：要保卫日本，就要占领朝鲜半岛;要保卫朝鲜半岛，就要占领中国东北;要保卫东北，就要占领华北;要保卫华北，就要占领全中国;就要占领南洋，就要占领澳大利亚……。如此推出的战争目标使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力基本就被掏空了。1931、1941和1944年，日本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76%、28%、98.5%。在短短的13年中，日本的军事扩张就突破了国力可承受的极限。军费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9%。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正是滋长于陆大培育出的这种“唯心的幻想”，最终将明治以来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将已经崛起的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日本陆军的战死和战残的人数是： 1937年5.1万人，1938年8.9万人，1939年8.2万人，1940年4.2万人。这段时间，日本陆军全部兵力是70万人，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几乎人人都说过仗不能再打了，需要从中国撤军了。但1940年，德国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使日本那些少壮“精英”们的“唯心主义幻想”再次被激发出来，他们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气宇轩昂，“生怕误了班车”，生怕等到希特勒把全欧洲都拿下来了，“连汤也没得喝”，得赶紧行动。他们不仅没有考虑如何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甚至还进一步扩大战争，向英美开战。1940年9月，在没有海军战斗舰船护卫的情况下，日本陆军在海防港登陆，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由此，日本将英美推到了中国一边，同时在军事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为自己打开了通向地狱的大门。

　　日本军人的“唯心的幻想”，战争后期近似狂颠。1944年，日本太平洋的战争形势每况愈下，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和参谋长武藤中将计划在菲律宾与麦克阿瑟打持久战。这是在当时力量对比和大本营“绝对国防圈”的紧箍咒下，唯一的选择了。12月15日“台湾海海战”，日军击毁美军第三舰队两艘重型巡洋舰“休斯敦”和“堪培拉”号。也许这时日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以至前线电报发给大本营的“战果”变成为至少击沉击毁航空母舰19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等15艘。“台湾海海战”给他们打了一针吗啡，他们感到这次是真的赢了。可笑的是，这种臆断出的“战报”竟使大本营一夜之间改变主意，拿着这个胡说八道的战果去指挥作战。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亲赴马尼拉，指示第14方面军改变原定的吕宋岛决战“捷一号作战”为莱特岛决战。结果，日军又丧失了数万人，“菲律宾大决战”也成为画饼，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成为现实。

　　与日本那些少不更事的军人们截然相反， 1941年6月22日，当斯大林看到德国纳粹入侵苏联成为事实时，便知道希特勒的大限将至。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由此比较，二战中日本与苏联的输赢也就不难作出判断了。

　　1941年初，为了不得罪日本，美国在“日美谅解案”中已表示愿意承认“满洲国”并且同意为日本提供急需的战略物资。这对日本无疑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也是日本止战的最好时机：接受美国在中提出的条件，就可以在美国帮助下从中国大陆这片沼泽里拔出脚来，并可以不花一枪一弹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但这个对日本绝对有利的方案，还是被“皇军的精英”们的干云豪气给搅黄了。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军界少壮派利令智昏，他们竞天真地认为：美国人只知口香糖和跳舞，训练时连步都走不齐，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举国打赢一场战争。他们决定偷袭珍珠港，其结果是亲手帮着罗斯福启动了毁灭日本的战争开关，加速了日本的灭亡。

　　军事高于甚至蔑视政治，是日本军事目标无限膨胀的制度性原因。从沈阳到卢沟桥发生的一系列事端，多是高级参谋们起事在前，政府被逼承认在后。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更是由佐级参谋群体不断策划出的一个个“下克上”的军事冒险积累到临界点而最终触发的，其国家的战争能力也是在其中由量变全面激活后就迅速转入质变即透支枯竭的。战争的这种“下克上”的逆推方式，决定了日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在战略方向和目的上从来是完全混乱的;虽然取得了战役战术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但堆砌起来的却是战略失败，最后不得不把明治维新初期到手的利益全部吐出来。例如，“七七事变”前，日本未做任何全面战争的动员准备。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作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这时的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石原搞了个“满洲事变”一举成名，但这在无哲学的日本战略文化中迅速膨胀并由此埋下了日本灭亡的动因。石原的那些后辈们纷纷效仿石原，一拥而上：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沈阳到卢沟桥，各种各样的“事变”逐层升级，最终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的帷幕。日本也由此被那些激进少壮们推上不归路一一战线的延长和战争资源动员能力的同比下降使日本挣扎八年后土崩瓦解。

　　三

　　这是一段日本由明治改革后崛起，在其达到巅峰时却被一些激进力量推向毁灭的历史。总结日本这段百年兴衰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概括起来，值得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至少有如下几点：

　　1.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我党初期的武装力量即工农红军中的相当部分是对中国旧式军阀改造后的结果，而中国旧式军阀的军事观又更多的是学习日本(甚至德国)军事理论的结果。1929年的“古田会议”将我党的军事力量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使中国工农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与中国旧式军阀及日本等西方军国主义不同的发展道路。它规定了中国人民武装力量“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又使这些原则有了不能轻易更改的制度保证。这些曾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基本原则，仍将是今天和今后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保证。

　　2.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的军事理论为指导，以提升我们的战略认识水平和战略执行能力。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党长期坚持并行之有效的优良学风。历史表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批评的那种“只想大干，脑筋里充满着唯心的幻想”，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警惕和克服的从“左”的方面葬送社会主义的重要表现。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曾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一一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战投火的共青团员"一一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 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此前两个多月，毛泽东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唯心主义认识导致的国家悲剧在中国重演。如果再总结日本近现代从崛起到毁灭的教训，及其当年日本陆大“精英教育”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造成的恶果，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教训都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前车之鉴。

　　3.群众路线不仅要贯穿党的政治工作，同样也要贯穿于党的军事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能打硬仗的武装力量，它更是一支执行和贯彻党的路线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任务，如果脱离了这些，也“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就需要建立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些话，对于今天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失去了人民，我们的武装就失去了动力和力量来源一一这是日本在其军事力量达到巅峰时迅速毁灭的重要教训。

　　今天的中国改革已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远未达到它的高峰。其路也漫漫，其修也远长;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境界而非力气的竞争。今天的日本已远不是昨天的日本，今日之中国也远非昨日之中国;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日再次聚焦于东海；无疑，双方战略境界及其修行的高下将再次决定各自的未来。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