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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内容系网传《雪山下的丑行：西藏暴乱的来龙去脉》一书摘录（作者：徐明旭），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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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第三部：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他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传统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么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根据我在西藏的观察与有关资料，所谓怀柔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取消阶级与阶级斗争。给全体因政治、宗教原因受到迫害或惩罚的藏人平反。这项工作从1978年就开始进行，所有因参加过1959年叛乱而被判刑、关押或“群众专政”的藏人全部被释放、摘帽(这是专用名词，意指不再被称为“反革命分子”，不再受到歧视、监视与管制);所有在民改、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被定为“阶级敌人”(农奴主、富农、牧主、富牧、坏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等)也全部被摘帽。六十年代初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诸如“小班禅案”、“七星党案”、“中华民族党案”、“地下寺庙、经堂案”、“复叛组织案”、“回民叛国集团案”等，以及数不胜数的反革命组织与分子、叛乱组织与分子、达赖特务等等----全部一风吹(11)。1983年10月邓小平、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下令在全国开展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与“打砸抢分子”)，胡耀邦特地明令在藏族中不清理(我在西藏听到正式传达)。文革初中共停发了给未叛领主的赎买金，此时也全部补发。文革初被造反派抄家的，也尽量退还;无法退还的折价赔偿。据统计，当时共补发了近百万元工资，折价赔偿被抄财物800多万元，补发赎买金400多万元(12)。是谓“落实对敌斗争政策”。
二、收买旧西藏上层。把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恭恭敬敬地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13)。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如今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如今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是谓“落实统战政策”。
三、让农牧民休养生息。自1984年起，解散人民公社，把公社的土地、牲畜、牧场及其它生产资料全部分给农牧民，实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14)。自1980年起至今，不收农牧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不收农牧区工商税(即农牧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产品不交商业税;乡镇私营、集体企业也不交税)、不向农牧民摊派任何钱物，乡村干部的津贴全部由政府开支。政府还向全体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部分藏族中学生还由政府包吃、住、穿)、免费科技与兽医服务、免费或廉价(由政府补贴)生产资料(良种、机械、电力、油料、化肥、农药、农膜等)、廉价(政府补贴)茶和盐(这是藏农牧的头号生活必需品)、无子女者的养老金、各种扶贫款、抚恤款、救济款等，农牧民的汽车、拖拉机也免收养路费，还允许农牧民开采矿产(15)。实际上对农牧民实行半包养政策。
199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去拉萨郊区达村调查时，发现“达村农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达村使用的良种，过去一直是国家低价售给，价格相当于国家的粮食收购价，现在才逐步走向良种自给。使用的化肥、农药、农机更是国家高额补贴。一吨化肥国家约补贴260元，一台手扶拖拉机，约补贴770元，农药几乎是白送。农用周转资金往往也是国家无息、低息贷款甚至拨款，资金回收率非常低，事实上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承担农民的农业投资，农民享受投资带来的实惠。如1990年达村固定资产的255848元中，农民的自有资金只占39.34%，银行贷款却占53.87%，其它资金占6.79%。资金的大部分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到1992年我们调查时，归还贷款的数量相当少，乡信用社透支15万元上交县人民银行补助。躺在国家高补贴之上的达村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达村的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过去打场、扬场需一、二月时间，现在因使用机器而只需20多天，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农业进步，反而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每年除了三个月的农忙外，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农闲，青壮年劳动力浪费相当严重。”(16)
据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0%。1996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7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91年增长48%，年均增长8.2%。1997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040元，突破千元大关(17)。然而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高寒、缺氧、干燥、大风等)，又无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如前所述，西藏由于地处亚洲腹地与世界屋脊，内外交通都极为艰险，又缺乏廉价能源，加以人口文化素质太低，又深受喇嘛教的非理性思维束缚，根本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何论乡镇企业)，人口增长又过快(因为中国政府慑于国际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搞计划生育)，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仍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值。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18)，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其一半。众所周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靠东部沿海农村的外向(出口)型乡镇企业，这是远离海洋的西藏永远无法企及的。考虑到西藏以外的全国农民没有免费医疗与教育、廉价生产生活资料等福利，藏农牧的实际纯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要比统计数字显示的小。又考虑到西藏的自然与地理条件是全国最恶劣的，能做到这样已属不易，那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据噶厦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约90%的人口没有自己的住房，现在除了少数游牧区外，绝大多数藏人都有固定住房。1995年西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20平方米。1952年西藏每亩地粮食产量仅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尽管1991年西藏人口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仍达290公斤，比1952年提高1.2倍。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粮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长28%。在人口增长了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长了两倍(19)。
四、提干、招工、加薪
大量内调汉族和其他非藏干部工人(以下简称汉族干部工人)，大量提拔藏族干部、增加藏族职工。胡耀邦一声令下，西藏立即大规模内调汉人。最西边的阿里地区最积极，全区918名汉干，走783名，占85%。各县的秘书、会计、统计、医生、兽医及其他专业人员几乎全部走光。结果医院的医疗机械无人会用，一般手术无人会做，危急病人无人会抢救，牲畜生病也无人会治，财会制度混乱，有的县委机关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为无人会做工资表)，商业供销无计划，贵的贱卖，贱的贵卖，各县区情况无法汇总上报(因无人会统计、总结)，有的县区工作瘫痪，有的县委连中央文件都无人能看懂。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报告胡耀邦，请求西藏第二批内调时保留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胡被迫同意(20)。
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1983年西藏共内调汉族干部20045人(包括退休者，下同)，工人25069人，共45114人，连同家属子女约八万人(21)。1986年又内调汉族干部工人约17000人(22)。同时大量提拔藏干，到1984年底，全自治区民族干部(藏族与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珞巴等族)占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占64%。自治区级官员30人，其中民族干部24人，占80%;地专级官员691人，其中民族干部539人，占78%;县级官员889人，其中民族干部668人，占75%;县以下官员全部是民族干部(23)。
必须说明，所谓干部，既指党政官员(又称“领导干部”)，即统治者、当权派;也包括各种专业人员(小公务员、教师、医护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农艺师、兽医等等，又称“业务干部”)，即老百姓、被统治者。在上述自治区、地、县级与县以下领导干部即官员中，民族领导干部即官员的百分比高达80%、78%、75%与100%，而包括领导干部与业务干部在内的混合干部总数中民族干部仅占60%，大大低于领导干部总数中民族领导干部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在西藏，汉族业务干部在业务干部中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汉族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的百分比。换言之，大多数汉干在西藏是干实事、卖苦力、受压榨的被统治者、老百姓，而大多数藏干是指挥、压迫、奴役汉干的统治者、官员。不仅如此，由于藏人在升官、提级(职称)、加薪、分房、出美差、招工、考大学、家属医疗(藏人全民公费医疗，汉干家属却要自费)、中小学教育(藏人全部免费，农牧民子女还包吃、包穿、包住，汉人子女全部自费)、计划生育(藏干与藏族市民可生两胎，藏农牧无限制，汉人只能生一胎)等方面藏人都有优惠，除了极少数汉族领导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汉人在西藏变成了时时处处受歧视的二等公民。
在西藏如果汉人打骂藏人，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藏人打骂汉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我认识的一个汉族大学毕业生与一个藏族姑娘恋爱，遭到藏姑家长反对。汉生不从，继续与藏姑来往，藏姑家人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还是自治区党校教师，却无处伸冤，愤而切脉自杀(幸被救活)，凶手却消遥法外。我还听说西藏某县一个新提拔的藏族县长一枪打死了一名汉族小干部，只因后者说了句“某某这种人连文件都读不通，也能当县长?”死者家属到处上诉，凶手稳如泰山。有记者告诉我这样的故事：某水电站的发电机出了毛病，不断跳闸，正在打扑克的藏族技师不胜其烦，干脆用胶布把闸刀捆死，致使发电机烧毁。这事放在汉人头上必定判刑，而那个藏族技师只作了口头检讨。1985年拉萨破获一个藏族青年流氓集团，他们轮奸与强奸了几十名藏族姑娘。如放在汉人头上，为首者必定枪毙，从犯也要判十来年徒刑。但该集团的首犯仅被判了两年徒刑(因为他们强奸的是藏族姑娘，如果他们强奸的是汉族姑娘，连两天刑都不会判，汉族姑娘告状根本无人受理)，从犯全部“教育释放”。我亲耳听到一个汉族老法官发牢骚，认为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百余名与我同年或次年自愿进藏的汉族大学生毕业生(他们进藏时大多受到赞扬，有的还上了报纸、电视)纷纷放弃户口与工作逃离西藏(有的逃亡者还是西藏大学的教师与政府公务员，大都有很好听的工作)，宁可去新疆、青海等地当“盲流”，1985年9月《中国青年报》还为此发过该报记者孙亚明写的内参《进藏大学生为什么纷纷逃离西藏?》。胡耀邦、乔石、胡启立、王兆国都在这份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伍精华妥善处理，伍作的唯一的事是派人去逃亡大学生内地老家中好言安抚，劝他们回藏。
藏族国家职工(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比例也相应提高，详见下表(24)。
年份 年末职工 其中藏族 藏族百分比%
1965 62500 26600 42.56
1970 84424 36003 42.65
1975 114721 54726 47.70
1980 178433 95047 53.27
1985 152566 96896 63.51
1990 149144 95521 64.05
1995 151971 109478 72.04
1997 154262 115394 74.80
由此可见，到1980年，藏族国家职工就超过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一半;到1997年，藏族国家职工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1997年底西藏非农业人口(市民)为33.6万人，占总人口的13.8%;同年底有西藏户口的汉族为6.9万，占总人口的2.85%(25)。把1997年西藏市民总数减去汉人数，可知同年藏族市民总数为26.7万人。同年藏族国家职工为115394人，以每个职工有一个家属计(在西藏，只要一人为职工，其配偶也很快会变成职工。西藏市民可生两个孩子，平均每个职工有一个孩子)，则藏族国家职工连子女总数当为230788人，占藏族市民总数86.5%。如把藏族国家职工家中的老人也算作家属，这个百分比还要高。由此可见，西藏的藏族市民绝大多数是由中国政府供养的职工及其家属，这一现象对分析西藏的局势与骚乱至关重要。
研究一下西藏国家职工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他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下面是西藏国有单位各行业职工人数(年底数)对照表(26)：
行业 1980年 1990年 1997年
总计 178433 149144 154262
农林牧渔业 29417 9026 7322
采掘业 6143 3723 4435
制造业 12481 7624 5425
电水煤气业 7389 4544 5173
建筑业 16603 8379 5639
地质水利 6508 2687 2812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 34913 20534 17630
商业与餐饮业 14921 11266 10136
金融保险业 1480 3172 5996
房地产业 0 304 100
社会服务业 566 4085 4933
医卫体育社会福利业 7250 10175 12031
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业 13484 19209 24034
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1625 2300 2388
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 26328 42116 45241
其它行业 0 0 967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藏国家职工的大头是党政机关包括国家供养的社会团体如佛协、文联之类的官僚、办事员与辅助人员(把他们算作工人)，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4.8%增长到1990年的28.2%再增长到1997年的29.3%，翻了一番，占了国家职工总数的将近30%，这是大量提拔藏干的结果。西藏只有200多万人口，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县，却也算一个省级行政区，有70几个厅局，编制与内地2000多万人的中等省不相上下。西藏文联的编制100人，和上亿人口的四川省的文联编制差不多。1990年，西藏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占西藏全体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4.44%，而全国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工作人员仅占全国从业人员(包括农牧民)的1.94%(27)，西藏是全国平均值的2.29倍，西藏可谓世界上官僚密度最高的地方了。这些官僚机构的成员当然都不创造任何财富，然而他们及其家属需要消费与享受，于是便有服务性行业。
西藏国家职工的半数集中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公用、教育、文艺、卫生、广播、电视、科技、金融等服务性行业即第三产业，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41.6%增长到1990年的47.6%再增长到1997年的50.1%。其中交通运输与商业炊饮等业的国家职工不断下降，说明其职能不断被私营企业分担。其他各项都有很大增长，特别是教育、文艺、广播与电视由1980年的7.6%增长到1990年的12.9%再增长到1997年的15.6%，医疗、卫生、体育与福利等业从1980年的4.1%增长到1990年的6.8%再增长到1997年的7.8%，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在西藏这些行业几乎都是赔钱的，由政府补贴、供养。不能说他们与农牧民完全无关，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医疗、运输、商业、金融(藏农牧的医疗、教育与必需的粮、茶、盐、生产资料、贷款、日用百货等要由他们提供)，但西藏第三产业的大部分却是为藏汉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当然他们还相互服务。有趣的是，九十年代在汉地发展迅速的房地产业在西藏无声无息，1980年时从业职工为零，1990年为304人，1997年减少到100人。这当然不是说，西藏不造房子，而是因为西藏市民(包括个体户与无业游民)的住房都是由政府免费分配的，这是藏独骚乱的最大成果，西藏堪称中国最后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乐园。
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水包括国营农场、林业与农牧技术兽医服务等，其百分比从1980年的16.5%跌到1997年的4.8%，主要因为农场工人大量内调。西藏农场生产规模很小，但农牧技术兽医服务对促进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产业的采掘、制造、电力、自来水、煤气、地勘与建筑等业的国家职工的百分比也从1980年的27.5%跌到1997年的15.2%，因为西藏的工业亏损严重，1982年关、停、并、转了33个企业，工人大量内调(28)。与民生有关的工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等不能关，藏族职工多的企业也不能关，只好都由政府补贴。建筑工程则让给私营企业承包。如前所述，西藏由于缺乏廉价能源、运输成本奇高、缺乏市场(人口太少)、缺乏熟练工人与技术、管理人员、特别是藏族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及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西藏的工业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有起色。从1965年到1997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年年是负数，1997年高达11071万元(一亿多元)(29)。1997年西藏分项财政收入中，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总额为908万元，交纳所得税7401万元，两项合计8309万元，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总额高达11979万元，还有国有企业所得税退税228元，两者相加为12207万元(3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净亏3898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西藏办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赚钱，不如说是为了送钱。其动机之一与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是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或者说为了包养二十几万藏人(西藏藏族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在西藏造成一个效忠于中共的阶级----《天葬》称之为“稳定集团”(31)----和一批畸形繁华的城镇，作为中共统治西藏的社会基础和向西方显示其德政的橱窗。后文将证明，其结果适得其反。
五、大力提高藏族生活水平。如果说藏农牧的收入增加有一部份要靠自己劳动的话，那么藏族市民几乎全靠政府增加工资福利。1988年，西藏职工年均工资是2739元，年均福利费(医疗、劳保、退休金等)583元(32);而同年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1810元，年均福利费只有537元(33)。同年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是1211元，而全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192元(34)。西藏都高于全国。
1990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3224元，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2284元(35)，西藏比全国高了41%，因为1989年拉萨爆发了导致戒严的大骚乱，这就是中共包养藏人的结果。西藏的工资继续上升，1994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是7304元，而全国职工的年均工资只有4797元，西藏比全国高了52%。是年西藏职工的年均工资仅低于上海(7534元)和广东(7410元)，高于北京(6671元)和天津(5806元)，是最低省份黑龙江(3689元)的两倍(36)。1997年全国市民人均纯收入为5160元，而西藏市民为5913元，也高于全国平均值(37)。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但西藏市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市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因为汉族市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藏族市民可以生两个孩子。据在拉萨的朋友告诉我，拉萨自由市场的肉蛋菜价和北京不相上下。由于政府或单位大量补贴，拉萨居民的房租微不足道，水电、燃料等价格均低于北京，有许多单位干脆免费供应。但西藏职工平均工资却高于北京，可见拉萨市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高于北京。如前所述，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而西藏职工人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西藏市民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国市民，说明西藏的城乡差别大于全国，这也是拉萨藏人大闹独立的结果。
1995年，西藏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4平方米(38)，远远高于全国市民人均住房面积九平方米(39)。1994年拉萨市民80%用上液化石油气(俗称煤气灶，来自青海格尔木)(40)。1992年西藏与全国及青海市民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比较如下(41)。
全国 西藏 青海
自行车 190.0 219.0 169.0
摩托车 2.8 5.0 3.8
黑白电视机 37.7 3.0 20.6
彩色电视机 74.9 99.0 85.3
照相机 24.3 35.0 25.5
录放像机 10.0 14.0 4.1
游戏机 11.3 21.0 8.8
组合音响 4.0 7.0 3.1
钢琴 0.5 3.0 0.3
由此可见西藏市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全国市民的平均值。其彩电拥有率已达到99%，照相机与录放像机拥有率比全国高了近50%，摩托车、游戏机与音响拥有率几乎是全国的两倍，而钢琴拥有率竟然是全国的六倍。考虑到把钢琴从上海运到西藏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简直堪称奇迹。这里没有计算电冰箱与空调机，因为西藏夏季非常凉爽短暂，我在拉萨时从未有过穿短袖衬衫的机会。冰箱与空调在西藏没有多少用处。
注释：
(18)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
(20)(2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250页、299页。
(22)《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38-439页。
(23)《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00页。
(24)(25)(26)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49页、34-35页、52-53页。
(27)张可云，《青藏高原产业布局》，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85页
(28)《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419页、424页。
(29)(30)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100页、101页。
(31)《天葬》，404页。
(32)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年，499页。
(3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89年，101-151页。
(34)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189页。
(3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120页。
(3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113页。
(37)任仲平，《评改革开放二十年》，《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17日;西藏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13页。
(38)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2月24日。
(39)《安居方能乐业》，《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0月17日。
(40)刘伟，《西藏人民走向小康之路》，《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8月28日。
(41)《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200页。
第十章：法轮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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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也有完全汉化、不信佛教的藏官;出身农奴或奴隶、对中共忠心耿耿的藏官。1989年骚乱时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康巴翻身农奴子成对秦文玉说：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这是我们法院工作的至高原则。民愤极大的打砸抢分子，也必须查明实据，证据确凿，量刑定罪。3月5日大骚乱，三路汇合在大昭寺广场，北路、南路、东路领头的是谁?打旗的是谁?总指挥是谁?必须一个一个查明实据，人证物证，铁证如山，然后提交法律判决。策划、煽动分裂祖国的骨干分子必须严惩。
分裂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59年一次，69年又一次，尼木、比如，卷进去18个县，抢粮食仓库，杀解放军，打砸抢，这一次加了个“烧”。69年在藏医院靠西的大语录牌上出现了“西藏独立队”的传单，后来很快破了案。……
有个著名的藏族老教授说得好：假如西藏真正独立了，首先要爆发内战，康巴人与卫藏人，山那边流亡藏人与山这边的红藏人，首先要打内战，藏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藏王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还打得血流成河，各自割据，西藏分裂了三百多年，那才是黑头藏民的大灾难呵。”
时任武警拉萨支队上校政委的翻身农奴曲达告诉秦文玉说：
“59年咱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只有一杆枪外加一个小背包。人家有噶厦政府、有军队、有几千座寺庙，还有国际上那些白色朋友的支持。那时咱们国家打过了抗美援朝，也挺穷的。但那时人心齐。群众对党的话百说百信，能把心掏出来点灯。
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群众拼命支前，一仗就把山那边打得落花流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情况就有些变了。党政机关的作风变了，军队的好作风慢慢也有点丢了。党和军队的威信都没法跟从前比了。不错，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变的。我们和老百姓过去的关系是鱼和水，现在呢，有点像云和水。三大法宝还要不要?当然要。但不能一根鞭子放羊，无主无从。放羊还得看头羊呢。党的建设恐怕是带头的。从根本上端正党的作风，提高党的威信恐怕是主要的。党的建设带了头，党的政委党的组织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有了一个新气象，与此同时再抓枪杆子和统战工作，恐怕局面就完全不同了。这次骚乱少数党员干部也卷了进去，相当一部分人观望同情态度暧昧。有一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和经理打包票：本单位没有一个人参加骚乱，结果呢，一下子就查出了五个，还搜出“青年大会党”的纲领，还有烧货物的汽油箱。妈妈的，我们的人在为谁说话?有意无意地在掩护谁?去年3月5日骚乱，公安武警战士受伤300多人，牺牲一人;今年3月5日及后两天的骚乱中，公安武警战士又受伤400多人，牺牲一人。伤亡这么大，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那么大，部份干部群众还很不理解，对我们还有意见。有人认为公布的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16人死亡的数字打了埋伏。天晓得，既然死了人已是客观事实，那么死16人与死17、18或更多一点并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当然并不排除有的骚乱分子受伤或死亡后隐匿不报这种情况，但根据我们的6所医院及各个渠道汇总的情况，千真万确死亡者只有16人。现在最让人难过的是真话受人怀疑，流言却总信以为真。我们有些干部战士包括我自己，有时真想骂娘，或者躲起来哭一场。这里我透露一点军事秘密，不得已透露一点军事秘密吧。被骚乱分子用小口径步枪打伤的两名战士所在的九中队，那天面对那样严峻的局面，战士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盾牌和木棍。牺牲了一名班长的三中队，有35名战士端?枪，另75名战士拿着木棍。说起来外界简直不相信：战士们手上的那35杆钢枪，却没一粒子弹，全部都是空枪!集中保管的1400发子弹全部由一名排长背在军用背兜里，排长坐在200米开外的汽车驾驶室里。我们的小战士就是这样端?空枪冲锋，眼睁睁地用胸膛面对飞石与枪弹，眼睁睁地被打倒在血泊中。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这样的军队，我不知道有谁打过这样窝囊的战争，我们对不起的是这些小战士的父母和他们的亲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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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如前所述，西藏的宗教从未经过欧洲宗教改革那样的改革，至今仍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中共自1980年以来全面复兴、大力提倡宗教，这个中世纪式的宗教就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固有传统运作，并要求恢复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何况还有达赖喇嘛在电台里煽动，暗中派人去西藏指挥。上述陈奎元的讲话里提到：“今年3月9日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现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引者)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他们37年的‘主要教训在于未能一贯地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宗教而忽视了政治’。他强调指出‘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西藏历史上，甘丹、哲蚌与色拉三大寺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实力(庄园与农奴)，噶厦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有三大寺参与才能决定。1959年叛乱时，三大寺也最积极。所以，毫不奇怪，在八十年代最后三年拉萨历次骚乱中，三大寺的喇嘛都充当了先锋。
《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在1987年10月1日拉萨骚乱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采访了一个喇嘛”(大约是谎称自己是海外华人，这样才能逃脱被打的命运，而且让闹事的喇嘛友好地回答问题)，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
答：当然，藏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西藏的寺庙都毁了，当然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里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汉人没来以前，我们西藏人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更多的贪心，贪心多了会下地狱，汉族人把他们的贪心带来了，也教坏了我们一些藏族(49)。
刘伟还记录了警察审问一个参加骚乱的喇嘛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要游行，怎么来的?
答：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达赖喇嘛在国外说西藏要独立，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问另一个十来岁的小喇嘛，他回答说：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独立的，汉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独立了(50)。
这两段话颇能说明今日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态。他们作为出家人，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现代化等等一概不感兴趣，反而认为那是贪心，要下地狱的。他们的理想是寺庙与喇嘛、信徒与供奉越多越好。中共虽然修复了许多寺庙，津贴了许多僧尼，但剥夺了寺庙的庄园与农奴，而且限制寺庙与僧尼无限制发展，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满。这真像本书第四章所引的戈茨坦的《西藏现代史》结论所说的那样：西藏宗教有一种喇嘛越多越好的观念，为此就要向社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土地与捐赠，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因此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结论是针对1950年前的西藏宗教的，只消将“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拥护庄园农奴制”这两句话改成“反对中国政府为了藏族的繁荣昌盛而限制寺庙无限制扩展”、“顽固复辟政教合一的旧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宗教头上也丝毫不差，可见西藏宗教本性难易。
必须说明，1985年8月21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统战部、宗教局《关于清退“文革”中没收寺庙珠宝、玛瑙的意见》的通知，命令全区银行、财政、文管(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其它单位把文革中存放的寺庙的珠宝、玛瑙全部退还给寺庙。1988年1月24日，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又批复自治区统战部、民族宗教委员会关于《拉萨三大寺和大昭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处理意见》，命令西藏各单位把保存的寺庙文物全部退还寺庙。对三大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的财物，按1985年拉萨市政府核实并宣布过的数额，减去已落实的甘丹寺七万元、色拉寺五万元、哲蚌寺五万元，其余一次性落实给甘丹寺95万元、色拉寺78.8万元、哲蚌寺77.6万元。寺庙僧尼和市民一样享受肉价补贴。老年僧尼由政府包养(51)。如前所述，自1980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每年都有巨大的落实政策支出，绝大多数是给寺庙文革中损失的退赔。有个藏族干部都对此有意见，他说：“一些市民住房条件非常不好，而有职位的干部，有钱人在郊区修了一幢又一幢小楼，心里当然不满意，没钱吗?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52)”当然，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退赔寺庙，喇嘛尼姑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西藏独立本是政治诉求，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佛经里从来没有“西藏独立”的内容。然而达赖喇嘛利用自己是“观音菩萨化身”的神话与中世纪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借宗教的力量煽动藏独。喇嘛尼姑们虽然不知独立为何物，但出于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林彪在文革中狂热吹捧毛泽东时说的话，他还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何况他们也朝思暮想回到“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蚁、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达赖喇嘛时代。西藏独立与僧尼的利益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喇嘛尼姑的观念至今停留在中世纪不足为奇，奇的是西藏民众至今仍保持着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观念，把喇嘛尼姑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把达赖喇嘛当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这才是令中国政府最头疼的事情。有个藏族小女孩告诉警察：我不知道旧社会，也不知道新社会，抓喇嘛反正不对。还有个藏族老太太在骚乱后的座谈会上说：共产党如今的政策这么好，寺庙里的喇嘛不好好念经，跑到城里来闹，好好的生活给扰乱了。国家有法律，寺庙有规矩，跑出寺庙做坏事就不配做喇嘛。达赖喇嘛不会搞独立的，他在印度怎么会指挥到八廓街呢?去印度探亲，听过达赖喇嘛讲经，他还说过共产党的好话，让我们在西藏的藏族，好好干活，好好念经。活着靠共产党，死了还得靠达赖喇嘛呢。我最恨的是那些乘骚乱中发财抢劫的坏人，骚乱闹得那么大，就是他们，也不抓他们，这些人大摇大摆在街上走，有的还说：太痛快了，再来几次骚乱。现在听说抓了好多喇嘛，教育教育还是放了他们算啦，因为喇嘛会念经(53)。
可见在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政教分离、喇嘛不得干预政治的概念。这也难怪，中共自己从1980年以来就在大力倡导宗教，“喇嘛书记”伍精华还带头参加宗教活动，怎能叫老百姓分清宗教与政治的界线?倒是有个头脑清醒的藏人在座谈会上说：政府总是翻过去的事情，总想做出宽怀仁厚的样子，过去的伤疤越揭痛，当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复和平解放前的两千多座寺庙，再制定哲蚌寺7700人、色拉寺5500人、甘丹寺3300人的喇嘛定额，宗教政策仍然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因为西藏过去是政教合一社会，总不至于落实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过问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级政府领导吧?
马上有个学生模样的藏族青年说：我们西藏应该有现代化，应该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是出于信仰的原因，也应该有达赖喇嘛(54)。----还是那句话：现世靠中国政府包养，来世靠达赖喇嘛超度。既然中共的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解决藏人超度来世的需求，既然中国政府的财力永远无法满足藏人对现代化享受的欲望，那么怀柔政策就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达赖喇嘛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其洋高参们的指点下，他一心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西藏喇嘛穿酱红色袈裟)。除了日夜向西藏广播、派特务去西藏活动外，还以亲自接见与摸顶(藏人传统，被活佛特别是达赖喇嘛摸顶会交好运)为诱饵吸引藏人偷渡印度。然而这些藏人去印度后就想留下，达赖喇嘛无钱包养他们，于是改变策略，他利用中国政府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他深知：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了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喇嘛书记”伍精华不知是计，反而大加欢迎，将他们奉为上宾。有人这样描写流亡活佛衣锦还乡的场面：
“活佛回来啦!”活佛乘着中国政府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众人欢呼，有人下泪。“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念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
活佛还串家走门，自古以来活佛何时亲自走进藏人家里?藏人感激涕零。
活佛留下大堆达赖喇嘛的照片、像章、录音带、语录与小册子，还有他用过的法器、垫子与衣帽，带着大量布施走了。
“藏历5月15日达赖喇嘛要在月亮中出现了!”
有个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40多座寺庙80多个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55)。
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
注释
(49)(50)(52)(53)(54)刘伟，《拉萨骚乱纪实》，《西藏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4年。
(5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09-310页、334页。
(55)直云边吉，《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海南出版社，海口，1997年，219-221页。
第四部：新的冷战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22
如前所述，胡、赵自1980年以来在西藏实行怀柔--绥靖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安抚藏人、稳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从西方特别是美国那里赢得“尊重西藏人权”的好评，缓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与压力，在经济上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其结果也像用钜款安抚藏人那样适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观众围聚的国际拳台上，中共虽是势力强大的一方，却因为规则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进行裁判，频频得分的倒是对西方规则游刃有余的达赖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蹒跚，破绽百出，不断被动挨打，丢尽脸面。(20)”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拳台上之所以只输不赢，并非达赖喇嘛的拳术多么高明或多么精通比赛规则，而是西方裁判极不公正，毫无遮掩地袒护达赖喇嘛，从而使中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赢。
记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说过：当东方学会了西方的游戏规则之后，西方就修改游戏规则。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岂止修改游戏规则，他们采取绝对有利于达赖喇嘛的双重标准，或者干脆就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地给中国政府横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顾达赖喇嘛自己都承认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实，把打砸抢烧的藏独骚乱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顾他们在自己国内也镇压暴乱的事实，谴责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这不是对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第20条“每个人都有和平集会的自由”的公然篡改与双重标准吗?至于说他们毫无保留地、不厌其烦地重复达赖喇嘛的谎言，诸如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中国侵略西藏、消灭了100多万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违背了起码的公正原则与客观态度，令人想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句话。
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是如此。联合国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宣言》(21)第二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根据这一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第六条与第七条却规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与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普遍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第二条，时而引用第六、七条，从而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的时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时候，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飞机去轰炸、派军队去弹压塞尔维亚人。
西方也从不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独立、不支持法国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与大西提独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美国总统曾公开反对)、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独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独立、不支持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与锡克独立、不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独立、不支持俄国的车臣独立、不支持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独立、不支持格鲁吉亚的阿布哈玆独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独立、不支持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独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独立，也不承认已自行独立25年之久的“北塞普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他们单单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吗?
不难看出，西方的双重标准是为冷战服务的。凡是他们的冷战对象国内闹独立，他们就一概支持;否则就反对。当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宣布独立时，德国抢先承认，还向他们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结果自食其果，德国被迫接受了20万波斯尼亚难民。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德国要遣返他们，他们却赖在德国不走。当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亚独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决权----要求独立时，西方却坚决反对，不惜大动干戈。因为塞尔维亚人是俄国的传统盟友，禁止他们独立与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东扩一样，是为了遏制俄国的势力。虽然俄国已经“民主化”并得到了西方的赞扬，但西方仍然把俄国看作军事上的头号敌人。由此可见，即便中国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会拿它当“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独立的借口是人权问题，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500多名巴斯克独立分子关在监狱里，占该国该族人口的万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还派出暗杀小分队追杀巴斯克独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镇压库尔德独立分子----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甚至越过边境到伊拉克境内追杀库尔德游击队。据土耳其军方宣布，自1984年到1998年，土耳其消灭了39900名库尔德独立分子(24)。西方各国领导人与议会对此或者装聋作哑，或者轻描淡写，从未施加过像他们在西藏问题上施加过与正在施加的那么大压力。更未像他们对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那样以武力威胁，强迫其撤军。因为西、土两国都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盟国。印度曾经血腥镇压锡克族的独立运动(英迪拉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其锡克卫兵刺杀的)、正在血腥镇压克什米尔穆斯林的独立运动。斯里兰卡正在血腥镇压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并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尔妇女刺杀的，他们母子两代总理都死于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对此也装聋作哑、轻描淡写，因为印、斯两国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也持双重标准。
有鉴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实现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25)”西方人权卫士也终于认识到滥用自决权的危害了。1996年6月21日，我在德国波恩“汉藏对话会”上作完报告后，有个德国学者站起来说：“西藏独立的法律根据并不充分，要说西藏与中国在历史上毫无关系，那是胡说八道。《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都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我们不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忘记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所以我赞同徐先生的意见，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独立。”
世界上共有两三千个民族，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有三百多个(26)，却只有一百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岛国外，世界上170多个国家里，只有不足一打的国家是语言与民族单一的。而即使是它们，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包容一个种族(27)。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决、独立建国，那还得了?国界如何划?领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决，那么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陷入种族战争，那将是人类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国政治学家Eric Hobsbawn指出的：由马志尼在十九世纪创立的民族主义信念----每个民族应该形成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是永远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的危机，并不是万灵妙药(28)。为了人类生存与世界和平，西方人权卫士只好将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束之高阁。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对“西藏人权”的特殊关心就显得格外可疑。
且不说美国国会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决议案与外交授权法把西藏叫做“被占领的国家”，也且不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还要求中国让全体藏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进行“自决”，单说西方对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的谴责，实际上就是要逼迫中国允许西藏独立。试想，如果中国政府听任藏独分子在拉萨打砸抢烧政府机关、商店学校与警察平民，其后果当然是听任藏独分子占领拉萨，宣布西藏独立。某些西方人权卫士碍于国际公法，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们只是关心西藏人权，而不是支持西藏独立。但他们所谓的“西藏人权”，其实就是打砸抢烧、分裂中国与西藏独立的代名词，只不过转了一个弯而已。
西方在其它许多问题上对“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指责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国成语Catch 22。Catch22本是美国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发表的小说的标题，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飞行员不停地飞行而不要求休息，说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说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须继续不断地飞行。Catch 22从此变成了美国成语。据《美国遗产成语词典》的定义，Catch 22就是“永远不可能赢的怪圈或悖论”(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没有工作经历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历(29)。把Catch 22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未免冗长拗口，我想称之为“怪圈22”更简洁传神。
比如说：《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3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小标题下说，“发现----国会发现：”“九、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十、中华人民共和国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
这两条单独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谬绝伦。正因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到西藏去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话局、电台、公寓楼、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路、飞机场、输油管、加油站、商场、饭店、电影院、舞厅、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通讯机构、运输机构、科研机构、维修机构、管理机构……提高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样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却被叫做“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派大批汉人去西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呢?又会被指责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要逃脱美国的议员先生们的谴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藏人只消对着这个灯说一声“我要电灯、电视、电影、电话、自来水、煤气灶、公寓楼、医院、学校、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商场、舞厅……”那些东西就会自动出现，毋需中国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去西藏。可惜自从《天方夜谭》的时代消逝以后，伊拉克就不再生产阿拉丁的神灯了。中国政府无从进口阿拉丁的神灯，自己又不会制造，只好顶着“损害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这就叫做怪圈22，教中国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远无法逃脱“侵犯西藏人权”的罪名。
顺便说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责也像它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的指责一样，是从达赖喇嘛那里听来的。达赖喇嘛在1987年9月21日演讲“五点计划”时，就大肆指责“中国的移民政策”，后文将详论。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使藏人的经济、教育、文化和人类服务水平在没有一个汉人进藏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美国的人权卫士是否就会说好呢?也不会。美国国务院1996年的人权报告中国部分说：“最近几年来，政府的开发政策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据政府的统计，从1991年到1995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为11%。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如西藏人和新疆西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31)”这“但是”后面的第一句话谴责中国政府未能把少数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国平均水平，第二句话又谴责中国政府旨在提高少数民族收入的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又是一个怪圈22。
美国国务院1997年的西藏人权报告(32)也说：“ 总的来说，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的意思，这应该是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啰?不料该报告话锋一转，“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发展政策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经济的高速增长、旅游业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影响破坏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导致环境问题，威胁西藏的传统文化。”还是一个怪圈22。
按照世界公认的定义，提高生活水平就是现代化，那当然要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使部分社会现代化。比如藏人以前点酥油灯，现在点电灯;以前烧牛粪，现在烧煤气灶;以前要下河背水，现在家里就有自来水;以前每年只在沐浴节(九月间，为期一周)去拉萨河洗一次澡，现在天天可在家中浴室洗澡;以前没有电视、电话、电脑、电影、收录机、音响、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舞厅、卡拉OK、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电教馆、西服、牛仔裤、可口可乐、啤酒、耐克鞋……现在有了。这本是全世界经济落后民族，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亚人都无限向往，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呀。如果中国政府不向藏人提供这些东西，西方人权卫士一定会指责说：藏人的生活如此落后、贫穷，他们没有电灯、电话、电视、电影、电脑、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图书馆……这是种族歧视。现在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了这些东西，他们又说是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威胁西藏传统文化。那教中国政府怎么办?
从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里可以看到，少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就在玩汽车、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留声机、望远镜、画报等物。这个电影是根据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回忆录拍摄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真的。那些洋玩意儿都来自英国，是西藏传统生活中没有的。而且当时全西藏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有电灯、汽车与电影放映机。由此可见，正是达赖喇嘛在中共进藏之前就带头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带头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带头毁灭西藏传统文化。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西藏人权报告的逻辑，中国政府只有让藏人滞留在中世纪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权。他们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饥似渴地、如痴如狂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谁要想剥夺他们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权利，他们大概就会同谁拼命。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回答都是“现代化”(33)。连董尼德都发现：“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祗，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34)”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世界公认，发展就是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就是想现代化而尚未现代化、正在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美国的人权卫士要剥夺藏人的发展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犯西藏人权呢?美国让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与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亚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不是也在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威胁他们的文化、侵犯他们的人权?
美国国务院1996年中国人权报告还说：“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许多地区，学校分别用普通话(汉语----引者)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学生可选择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学校上课。这种做法的意图是保护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但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强化了一种隔离式的教育制度。”----又是一个怪圈22。
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指责说：“乡村小学用藏语教课”，“大部分地方的中学生继续用藏语文接受某些课程，但汉文知识对于进大学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大学招生中给予藏族优惠，但汉族学生也因汉文优秀而得以录取”。
美国国务院的先生们可能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中国政府虽然下大力发明创造藏文数理化词汇，但由于藏文翻译队伍的素质关系，所创造的藏文数理化词汇还不够成熟。而大学理工医农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的词汇在藏文里更是尽付阙如。这是连达赖喇嘛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开办的流亡藏人学校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只教藏文不教汉文，藏人将永远无法进大学与中专学习，那么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既教藏文也教汉文，那么他们又说这是“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遗产”(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语)----还是一个怪圈22。
美国的人权卫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语言的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但他们应该知道印第安语与波里尼西亚语也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所以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与夏威夷的中小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生与社会科学。美国的印第安人与波里尼西亚人要上大学，英语更是必不可少的、头等重要的语言，那么这是否也是在毁灭他们独特的语言、侵犯他们的人权呢?
尤其可笑的是董尼德把西化指鹿为马地叫做“汉化”。他在《西藏生与死》里化了一节十多页的篇幅来谴责“汉化的武器”(该节小标题)(35)。除了前述语言问题外，他还说：“西藏汉化的另一种措施，就是开放旅游”。“这种利用外国第三者进行颠覆活动的策略，从某些角度来看，已经成功地动摇了拉萨及其他列入开放旅游城市的习俗与生活方式。”这真是天下奇文。去西藏旅游的外国游客带去的当然是西方的思想、习俗、语言与生活方式，怎么会成为汉化的武器呢?莫非西方游客在去西藏前，先使自己完全汉化，然后再使西藏汉化?
他也把西藏流行西服、西方流行音乐、迪斯科与摇滚舞叫做汉化，甚至说：“电视又将要谋杀西藏文化”。他还有起码的常识吗?
董尼德也承认中国政府花费钜款造房子，使大批藏人“离开破旧危险的房子，搬进有自来水、有卫生设备的新房子”。然而这只是“汉化”的阴谋。“到处可以看到高大的中国楼房取代了传统房子”，“白柱蓝窗的低矮藏式建筑消失了”。“这些新的建筑物有些外貌看起来有点像藏式建筑，它们可全部都是用水泥盖的中国式楼房”。他忘记了钢筋水泥与钢筋水泥楼都是西方的发明，中国传统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没有楼。他把藏式建筑的特征概括成“白柱蓝窗”是错误的。随便找本西藏画册看看就可发现，藏式建筑的柱子一般是红色的，也有黄色的，没有白色的;窗框一律是黑色的。当他赞美“十七世纪时期建筑的达赖喇嘛的故宫，布达拉宫纤细优美的金顶”时，也忘记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乃是仿效汉式大屋顶的(请比较北京故宫的金顶)。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色拉寺与罗布林卡都有这样的仿汉式金顶，建于十四世纪的夏鲁寺甚至有地地道道的汉式琉璃瓦歇山顶、斗拱、飞檐翘角与四合院布局。不过这些都是藏人在中共诞生前很久就自觉自愿“汉化”的证据，与董尼德说的“共产党阴谋”毫不相干。董尼德的文化学与建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却硬要挖空心思地指责中共“汉化”西藏文化与建筑，结果只能当众出丑。
无独有偶，1993年9月27日我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时，有个美国教授在会上得意洋洋地朗读了他的新书的开头的文字。那段文字说：他一到拉萨，满眼只见穿汉式服装的汉人和汉式房屋，几乎看不到藏人与藏式房屋，这是中国的人口侵略与文化侵略!他说完后，我拿出美国报纸发表的西方游客拍摄的1993年5月24日拉萨藏人示威的照片说：这位先生所谓的汉式服装，其实是西式服装，现在连汉人都很少穿中山装了。这些藏独示威者都穿着西式上衣(jacket)，就像我一样(我指了指自己的西服)，如果他们没有举着写有藏文的标语，谁能分辨出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这位先生把穿西服的藏人当成了汉人，所以得出汉族人口侵略的结论。至于中国政府在拉萨修建的医院、学校、公寓楼、商厦、影剧院、办公楼等，大都是钢筋水泥的西式建筑，没有一幢是汉族传统的四合院。如果说这是文化侵略，那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不是汉族的文化侵略。今天，不仅藏族市民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中国内地的汉族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连亚洲各国的市民也大都穿西服、住西式楼，可见西方的文化侵略已经深入到亚洲各国各地。那位美国教授哑口无言。
董尼德在西方人中颇具代表性。许多西方游客去西藏，就是为了看看中世纪生活方式。他们在西藏一看见现代物质文明，就大骂中共侵犯西藏人权、毁灭西藏文化。他们自己在西藏旅游时是要用电灯、看电视、打电话、坐汽车、住有自来水与卫生间的洋楼的，却希望藏人永远不要享用这些东西，像中世纪留下的活化石一样供他们观赏。
前引陈若曦的文章也说：“保存佛教文化的迫切性实超过现代化”，“真正要保护的是佛教文化的精华，以及藏族的生活方式”，“若现代化伤残了难能可贵的藏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对全世界，都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她尤其欣赏藏北牧民的生活：“一顶帐篷伴着嬉耍的小狗和幼童，主妇一旁捣桶打酥油，远方一群牛羊，山坡上坐着喝青稞酒的男子。任谁也会承认，这是世界上最和平自足的生活。只须存一点盐和茶，他们可以一整年不与外人接触。牛粪烧火，酥油点灯，肉奶不断，骨针缝皮袍，大地任倘佯，来生有希望，今生夫何求?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烧山毁林，一切取其自然，又回归自然，与天地和谐如一，原始也健康。若把电灯、塑料和可口可乐强加给这些自然的儿女，对造物毋宁是种亵渎。何况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已普遍公认为一项基本人权。”这是典型的观光客的感想。
陈若曦是否知道，由于藏人几千年来一直以牛粪为燃料，又因人口爆炸而过度放牧，西藏草场的有机质越来越少，产草量越来越低，大片草场退化、沙化，已严重威胁到西藏的畜牧业与“自然的儿女”的生存?她去西藏时正当夏季，所以看到如此美妙的图画。她是否知道，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藏北发生大雪灾，噶厦政府不闻不问，无数牲畜与牧民冻死饿死;1985年、1990年与1997年藏北又遭大雪灾，全靠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与飞机救援，无偿给予大量物质，才使这些“自然的儿女”免遭自然的毒手?中国政府并不曾强加电灯、塑料与可口可乐给藏农牧，只强加公费医疗给藏农牧，又不敢要求藏农牧计划生育，致使藏族人口爆炸，草场更加超载，燃料更加缺乏。我在十几年前就在拉萨街头看到藏农牧大量出售草根(供市民作燃料)，这无异于毁灭他们的自然母亲。这样的生活方式原始则原始矣，和平则和平矣;健康则未必，自足也未必----需要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去给予医疗与救济。董尼德强调：“昔日的西藏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她想要生存，她就必须要能适应现代的世界。(36)”然而他却愤怒谴责中国政府用钜款使西藏现代化，他还有起码的逻辑概念吗?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共从来没有强迫藏人穿西服与牛仔裤、跳迪斯科与摇滚舞、看好莱坞电影、听西方流行音乐……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共禁止藏人选择那些洋玩意，就像中共在1983年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在汉地所做的那样，董尼德一定会谴责说：中共不准藏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是侵犯西藏人权。又是一个怪圈22。
注释：
(20)《天葬》，449页。
(21)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tries and Peopl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514(XV), New York, December, 1960.
(22)《挽救人质，西班牙大示威》，《世界日报》，1997年7月13日。
(23)"Short Takes", The News Tribune 21 July 1995, South King County Edition, Tacoma, WA, USA.
(24)《土国宣称14年消灭4万叛军》，《世界日报》，1998年4月26日。
(25)转引自：王贵，《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北京，1995年，712页。
(26)《世界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93年，31-32页。
(27)(28)Eric Hobsbawn，《新民族主义的危险》，美洲《时报周刊》(China Times Weekly)，总350期，1991年11月9-15日。
(29)Ammer, Charistine,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dio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30)United States Public Law 100-204,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2, 1987.
(31)《北京之春》，1997年5月号，54页。
(32)"Full Text of U.S. State Department's 1997 Report on Tibet", Tibet Press Watch X:I (February 1998).
(33)陈若曦，《西藏最需要什么?》，《明报周刊》，1085期。
(34)(35)(36)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Tibet mort ou vif)，苏瑛宪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26-27页、223-233页、27页。
原文：http://www.lkong.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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