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是不是毛泽东写的――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手稿文献情况

　　齐得平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

　　我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档案馆领导决定将毛泽东手稿集中，指定由我专门负责保管。从此，我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还参加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等服务工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我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深感有责任谈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文稿的情况，以正视听。

　　受命参与《毛选》第四卷查档工作

　　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新馆成立。12月，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到中南海开会，领受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任务(此前《毛选》一、二、三卷已经公开出版)。我当时负责保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档案，裴桐要我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的毛泽东的文电、讲话、报告做出一个目录，交给保管部主任吴善昌看过审定，然后上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1960年元旦一过，裴桐、吴善昌便召集中央档案保管部全体人员开会，动员、布置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工作。当时，毛泽东起草的文电手稿分散在中央档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阅查找。因要求急，任务重，时间紧，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大家把为编《毛泽东选集》提供文稿档案当作头等政治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3000多卷档案，从数万件文电中，将这一时期毛泽东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负责把这些文稿编制目录并打印成册(其中本馆打印了两年的目录，另请中办机要室、机要局各帮助打印了一年的目录)，同时将毛泽东的这些手稿一一调出来，提供给裴桐和吴善昌逐件阅览，遴选出他们认为可以考虑选用的文稿，陆续报送《毛选》编委会办公室。裴桐、吴善昌最后推荐上报的文稿共约100余件。这些文稿，后来有几十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3日)等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余绝大多数是毛泽东的手稿。

　　除了查阅馆藏档案之外，还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征集。1960年1月，经《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征集小组。曾三任组长，叶子龙、裴桐任副组长。以中央档案馆征集科和中办机要室三科为主，共抽调5人组成中办征集小组办公室，立即着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机关、国家各部委、北京市各有关单位和中央军委及各总部开展起来。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毛泽东手稿原件165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165份文稿主要来自胡乔木处和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处。其中有几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的选稿工作。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文章，就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出版的《驳艾奇逊》一书中选定的。毛泽东写的这几篇文章的手稿和《驳艾奇逊》这本小册子，都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

　　认真核对原始手稿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带着《毛选》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毛泽东文稿原稿调出，用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发现是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编委会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上述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成月份，当时，《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8月16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8月16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8月16日”，但从字迹上看，“8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的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9月16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二集)中错印成“1946年8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是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几份档案文献的真相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录有1948年1月7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同时特别强调给中央所写的报告应“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毛泽东对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也是这样带头做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这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

　　下面，我就列举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的原始文献为证，来澄清事实真相。

　　1.《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这是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

　　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有过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

　　第一次清样稿16页，标题原为《二十八年》。毛泽东用毛笔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铅笔修改，后又用毛笔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

　　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而《真相》一文说文稿“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2.《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毛泽东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毛笔横写的。图二是这篇文章开头的4页。

　　毛泽东的亲笔手稿，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3.《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前往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时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当时毛泽东每周到抗大讲两次课，每次4个小时，历时3个月。总政治部把讲课记录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档案馆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泽东在抗大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2章的第11节，《矛盾论》是讲授提纲第3章中的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将这两节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谈到这两篇文章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

　　4.《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这是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著作之一。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只写了一个提纲，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图五是这篇手稿的前4页。

　　而《真相》一文说这篇“是康生起草的，经王稼祥修改的”。

　　5.《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是毛泽东向中共七大作的书面政治报告。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来作，并特别说明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时，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报告的主要观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说：“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参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并说：“我已改了8次。”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胡乔木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也对我说过：“《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而《真相》一文把《论联合政府》说成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不容篡改!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7期，摘自2013年第6期《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