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鄂赣苏区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创建的苏区，毛泽东不仅高度关注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发展和坚持，而且还给予了精心指导。湘鄂赣苏区的革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高度重视湘鄂赣边的革命斗争，为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发展和坚持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湘鄂赣苏区烽火不息，支持了毛泽东等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的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毛泽东播撒湘鄂赣边革命火种
1.指导湘鄂赣边党组织的建立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关注着湘鄂赣边。1918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对位于湘鄂赣边的平浏等地进行了认真考察，考察了这里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为他以后在这些地方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1921年底，中共湘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毛泽东积极在平浏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李六如、陈茀章、余贲民等平江籍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1922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找平江鞋工出身、‘五四运动’前后从事工人运动的陈茀章和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军官余贲民等人谈话，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以这些同志为种子，在平江发展组织，建立了平江第一个共产党小组。”[1](p9)
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和郭亮也相继来到湘鄂赣边开展革命活动。1921年冬，夏明翰受毛泽东派遣来到浏阳，发展了由毛泽东派回浏阳传播革命思想的积极分子陈昌加入共产党，并指导浏阳成立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夏明翰还与李六如来到平江领导秋收起义。
1928年1月，湘鄂赣特委成立，郭亮担任了湘鄂赣特委首任书记，领导平江、浏阳、修水、铜鼓、通城等湘鄂赣边12县革命工作，为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为湘鄂赣边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1926年3月，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于1926年5月15日正式开课，历时4个月，有来自20个省区327名学生参加学习。讲习所除了安排文化教育，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23个课时。[2](p115)湘鄂赣边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和进步学生积极参加，浏阳的王首道、平江的余贲民、修水的樊策安、通城的赵世当等均参加了该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们回到家乡后，积极开展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很快成为当地的革命骨干，后来成为创建湘鄂赣苏区的中坚力量，王首道曾担任湘鄂赣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余贲民、樊策安、赵世当分别担任了湘鄂赣省军事部长、修水中心县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等职，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并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2](p119)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专程来到南昌，会晤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林伯渠、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江西选送150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13000元。[2](p120)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月7日开课，历时3个多月，学员有来自17个省的739人。经过农讲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此次湘鄂赣边的学员更多，修水有陈秋光、朱师孟、卢丙、卢植等4人参加，崇阳县则有沈昌亚、曾哲卿、高煌辉等3人参加。其中陈秋光(留泥)后来担任湘鄂赣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湘北特委书记等职，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贡献，最后夫妻二人共同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毛泽东主办的这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都为湘鄂赣边培养了革命骨干，播撒了革命火种，为湘鄂赣苏区的革命运动成燎原之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3.指导和支持湘鄂赣边的工农运动
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大恐惧与仇恨，他们极力诬蔑、攻击农民运动，勾结土匪势力残杀农会干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农委同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27年2月27日“阳新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力主严厉制裁制造惨案的凶手，坚决支持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发布《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提案。3月26日，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大操场上，毛泽东等人为死难烈士主持了万人追悼大会，“来宾及全体学员云集大操场，万首拥挤，几无隙地”。4月初，毛泽东和邓演达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协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政务委员会、湖北省农协派出两连军队前往阳新，严惩了杀害农会干部的罪魁祸首，为广大农民伸张了正义。“阳新惨案”后取得了镇压反革命的重大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领导，推进了工农革命运动发展，此后阳新县“农会会员猛增到291400余人”[3](p65)，居湖北省第一位。农民运动的大发展，为阳新后来成为鄂东南革命中心之一奠定了基础。
“马日事变”后，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毛泽东提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的对策。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农军“上山”的主张，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2](p135-136)，提出了农民武装上山，等待时机，徐图发展的战略。这些为湘鄂赣工农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湘鄂赣边秋收暴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起点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被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中共中央指示湖南举行全省总暴动，但毛泽东考虑到全省暴动条件不成熟，人力、财力都不够，否定了中央关于湖南全省暴动的指示，主张缩小暴动范围，制造湘中七县暴动，“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4](p100)。湘中七县正是毛泽东经常考察的地方，是非常熟悉的地方，这里大革命时期有着很好的工农运动基础，适合举行秋收暴动。
9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召开了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会上听取了潘心源的情况汇报，得知警卫团和平浏农军驻扎在修水、铜鼓，于是决定联合驻修铜的革命武装，分三路攻取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4](p121)。会后，毛泽东亲赴铜鼓，亲自指挥第三路起义。9月10日，毛泽东来到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驻地，当天正是中秋佳节，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会餐。毛泽东同第三团干部见了面，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安源会议情况，分析了当前有利的革命形势。11日清晨，毛泽东在桥头大沙洲检阅起义部队，然后指挥部队向浏阳的白沙挺进，首战告捷，接着攻克了东门市。毛泽东看到湘赣边蓬勃发展的革命态势，激情满怀，写下了《西江月•秋收暴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但最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疟疾流行，战斗力下降，东门市被敌人攻克，第三团被迫撤退。同时第二路、第一路相继失利。
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起义部队集结文家市，研究对策，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主张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粤赣边境上去坚持农村斗争。最后在卢德铭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20日晨，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毛泽东作了鼓舞革命信心的重要讲话，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进军方向由向长沙进攻改变为向农村山区进军，最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这第一次军事生涯中，经历了第一次遇险，在湘鄂赣边人民的帮助下，最终化险为夷。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感慨地提及了十年前这段往事：“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4](p126)秋收起义后湘鄂赣边烽火连天，爆发了修水万人赴城、平江二月赴城、杨祠暴动等数次有影响的起义，特别是“二月赴城”，二三十万农民被组织起来攻打平江县城，大大震惊了反动统治阶级。同时，秋收起义后一部分干部、战士受组织派遣或伤病等原因又返回了湘鄂赣边，他们经过秋收起义的洗礼，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成为革命的火种和创建湘鄂赣苏区的骨干力量，张启龙、刘建中、余贲民、吴天骥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三、毛泽东推动了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和发展
1.井冈山模式影响了湘鄂赣苏区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战略退却，领导转兵井冈山，创造了影响中国革命的井冈山模式。湘鄂赣苏区的创建人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就有学习井冈山模式的想法和计划。1928年2月中旬，彭德怀给黄公略回赠了一首诗，表明他的心迹：“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5](p76)平江起义胜利后，1928年10月中旬，彭德怀总结了平江起义胜利的经验：“⑴有共产党的领导，⑵有边区群众特别是平浏群众的支援，⑶有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⑷有北伐时期的影响。”[5](p111)彭德怀认为“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是平江起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带领部队向井冈山学习根据地建设经验，1928年8月底上井冈山时因为敌人的前堵后追和叛徒告密遭到失败;1928年10月红五军在修水台庄与湘鄂赣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彭德怀总结上次失败教训，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红五军与平浏修铜工农武装合编为5个纵队，增加部队的工农成分，整编后率领第四、第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开赴井冈山，12月11日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1929年9月，部队返回湘鄂赣边，带回了井冈山的经验，“九月下旬，召开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5](p135)。在井冈山经验指导下，湘鄂赣苏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军队建设为例，“省委军区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建军思想，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设有政治机关和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军内实行民主制度;创办了彭杨军事学校和中国军政学校第五分校，抽调排以上干部学军事、政治、文化;还总结了‘打圈子’避强敌、打弱敌，以及正规军、地方军和群众性武装相结合等一套战略战术原则”[6](p12)。
2.挥师湘鄂赣苏区，促进了湘鄂赣苏区的发展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挥师湘鄂赣，攻克奉新、宜丰、万载等县城，取得了文家市大捷。
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与从平江赶来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红一军团前委和红三军团前委在永和市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全军共计4万余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革命军队。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工作。随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召开了第一次总前委会议，“决议再打长沙，扩大红军”。红军发动了对长沙的三次总攻，均未能奏效，部队伤亡较大，粮草不济。毛泽东见形势不利，提出了“长沙虽好，但不是我们现在去的地方”，当机立断，停止进攻，撤离长沙。接着总前委召开了袁州会议，作出了先攻吉安，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再攻南昌、九江的决策。这次袁州转兵，与两年前的文家市转兵一样，有着重要意义，它抵制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在湘鄂赣苏区期间，所到之处，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壮大了自己，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湘鄂赣苏区革命浪潮的进一步发展。
3.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
湘鄂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侧翼，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1930年毛泽东在其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再次提及，盛赞赣北和赣西北的工农运动。由此可见，毛泽东早虽身在赣南、闽西，但仍时刻关注着湘鄂赣革命形势的发展。1931年11月，湘鄂赣苏区组成100人代表团赴瑞金参加第一次全苏大会，受到了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会上，还颁给红十六军“坚强苦战”锦旗。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指出：“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盛赞阳新苏区干部好作风，充分肯定了湘鄂赣苏区阳新等县的工作。
湘鄂赣苏区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很多党和红军的骨干被错杀和关押。1933年7月，中共中央局作出了改选湘鄂赣省委的决定，并派陈寿昌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徐彦刚任省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湘鄂赣省委一班人。谭启龙后来回忆：“临行前，徐彦刚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叶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室门前接见他们时的谈话。……毛泽东同志针对敌人即将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形势告诉大家：今后的斗争将是艰苦的，但你们要坚持下去，坚持武装斗争，就能把红旗撑下去。苏维埃一定能胜利!”[7](p42)毛泽东的谈话鼓舞了大家的信心。
4.亲自指导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湘鄂赣省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毛泽东非常关注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当湘鄂赣省委派去找党中央的罗其南、李楚民、邓洪、李明秋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湘鄂赣苏区坚持革命斗争的汇报，不仅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为下步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为充实湘鄂赣的力量，毛泽东派遣了张正坤、胡荣等几位干部随同到达湘鄂赣苏区，张正坤担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胡荣任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多次派干部进行指导据傅秋涛回忆，“正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先后派赖传珠、李涛同志到湘鄂赣省委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使我们在谈判中有了明确的方针”[8](p203)。后董必武还亲自指导和直接参与了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的谈判。1937年8月29日，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取得成功，建立了湘鄂赣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等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湘鄂赣边区最后还保存下来近500名党员干部，390多名战士，共约900人，是新四军中的一支劲旅。
湘鄂赣红军离开湘鄂赣苏区开赴抗日前线后，毛泽东仍然非常关注湘鄂赣边的革命斗争，指示湘鄂赣省委留下部分干部坚持湘鄂赣边的斗争。同时，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陆续派遣干部到湘鄂赣边进行指导，如中共中央分别从延安派遣了两批修水籍红军长征干部：外交部的樊孝龙、张玉英夫妇和八路军上尉副官马家桂、张士秀夫妇。派遣他们回修水开展秘密工作。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反共政策，湘鄂赣边先后发生了修水惨案、平江惨案，特别是1939年6月12日的平江惨案，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平江新四军通讯处主任涂正坤，中央派回湘鄂赣工作的罗梓铭等被反动派杀害。8月1日延安各界集会，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追悼死难烈士。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抨击蒋介石及其党徒的罪行。
1945年初南下支队到达湘鄂赣边，毛泽东来电指示南下支队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一)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用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执行。机动办法,或以大部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9](p364)“南北枢纽”这是毛泽东对湘鄂赣边的定位，也是毛泽东无论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无时不关注着湘鄂赣边革命斗争的原因。
四、湘鄂赣苏区革命斗争的历史贡献
1.支援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的创建和发展
湘鄂赣边位于井冈山的北大门，中央苏区的西北部，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重要屏障。“当敌人向江西中央苏区进攻的时候，它可以牵制武汉、长沙、南昌敌人的兵力;当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的时候，它可以牵制、拖住敌人部分兵力，配合红军长征;对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的革命斗争，可以互相策应，互相支援。因此，它对于敌人的威胁很大，受到敌人的摧残也很严重。”[8](p172)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牵制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拱卫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支援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1928年7月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带领红五军在湘鄂赣边盘旋游击，与井冈山的斗争互相呼应。红五军上井冈山后，承担了艰巨的守山任务，掩护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的开辟。1930年11月，红三军团顾全大局，离开湘鄂赣苏区，东渡赣江，与红一军团并肩作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红三军团离开湘鄂赣苏区后，红十六军和地方红军坚持斗争，有力支援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斗争。1934年湘鄂赣“六七月事变”的三个月后，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与失去了湘鄂赣苏区这一重要屏障也不无关系。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湘鄂赣红军的顽强坚持和几落几起，对国民党的统治形成了重大威胁，呼应了毛泽东等领导的红军长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红十六师的发展壮大，一度吸引了敌人60多个团的兵力。
2.湘鄂赣子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
湘鄂赣苏区诞生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五军、红八军、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以及红十二军、红十八军等十余支红军部队，其中在修水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最主要力量，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重要源头;在平江、大冶成立的红五军、红八军以及红三军团，是在浏阳诞生的红一方面军属下的重要红军部队。这些著名的红军部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征战南北，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
湘鄂赣边子弟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下，征战南北，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许多湘鄂赣边优秀儿女成长为能征惯战的将帅，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共诞生了100多位开国将军，全国十大将军县中，湘鄂赣苏区有二席，它们是平江县和浏阳市，分别以52位和30位开国将军，闻名遐迩，光耀史册。
在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发展和坚持中，许多湘鄂赣边的优秀儿女为此付出了宝贵生命，平江、阳新、修水等都是在册烈士超过万人的县。以湘鄂赣苏区中心县修水县为例，这里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主要策源地，是湘鄂赣苏区的中心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革命牺牲了十余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在册烈士就有10321人，是江西在册烈士数超过万人的六个县之一，烈士总数居江西省第五位。[10](p3)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特殊贡献。
湘鄂赣苏区的两位主要创建人彭德怀、黄公略是创建中央苏区的功臣。彭德怀参与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战争，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建立后，“征衣未解，又跨战马”，被任命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黄公略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可惜出师未捷身先师，本来可以为中国革命作出更大贡献。毛泽东高度称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充分肯定了彭德怀在长征途中的危难之际所表现的神勇。称赞黄公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高度评价了黄公略在根据地创建中的革命功绩。
3.创造性实践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湘鄂赣苏维埃边区，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建立起来的一个革命根据地，是一个较长时期进行游击战争的地区，是江西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8](p171)湘鄂赣苏区由于始终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始终坚持立足根据地、开展武装割据，时刻依靠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湘鄂赣才赢得了十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地位。
“我们的干部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与群众打成一片，密切联系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敌人强迫移民，我们的秘密党员也跟着移民一起走，群众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建立我们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8](p193)人民群众始终是湘鄂赣红旗不倒的力量源泉。“敌人用碉堡政策来大包围我们，我们依靠群众这个活碉堡来包围敌人的死碉堡;以包围来反包围，以小包围来粉碎敌人的大包围。”[8](p191)苏区群众把苏维埃干部、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为根据地的建设无私奉献，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阳新土地革命时期，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它生动地反映了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大力支持。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湘鄂赣苏区非常重视武装建设，并且取得了嘱目的成绩，湘鄂赣苏区成为红军的重要源头之一。由于形成了网络，为扩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湘鄂赣苏区“六七月事变”后，只剩下一营人，24支枪，但一年时间，就又扩大到四五千人。当时的湘鄂赣边扩红突击总队长江渭清回忆：“当年湘鄂赣边区五月扩红的生动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地方出现了‘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日上战场’的动人场面……”[11](p64)扩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除了湘鄂赣苏区群众的无私支持外，武装建设网络化具有基础性作用。
“敌有水机关，我有茅草山;敌有迫击炮，我过了几只坳。”这是流传在湘鄂赣苏区修铜宜奉县的一则民谣，湘鄂赣苏区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敌人进山，我们出段;敌人进攻我们根据地，我们就向敌人的铁道边、公路边、大城市附近等深远的后方进攻……大敌来了，我们就走;小敌来了，我们就打，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我们靠群众掩护，靠群众作耳目，靠两条腿，靠机警灵活，深入白区，打击敌人”[8](p190)。这些经过战争中总结出来的机动灵活、飘忽无定的游击战术，在与敌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困难的1936年冬，红十六师利用化装袭击的方法，出奇制胜，占领了瑞昌县城，创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未伤亡一人的情况下夺取县城的奇迹。
参与文献：
[1]钟期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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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2期，摘自2013年第2期《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