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问世一年了。一年间，这本书被炒得沸沸扬扬。我出于猎奇，买了一本，边看边检阅史料，越看破绽越多，读罢忍不住提笔写这篇文 章。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若干，略加考辨，读者可以窥见一斑。
“鞭炮事件”
《晚年周恩来》在引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据说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车。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的传闻不胫而走。书中称这个故事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为剖析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切入点。
书中把“鞭炮事件”称作“传闻”，但从上下文看，它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为毛周关系的典型案例。毛泽东放鞭炮时有谁在场呢?书中没有交代。书中曾经多处引用过张玉凤的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该书第602及603页)。张玉凤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当是可靠的。于是，笔者在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上，翻检到了张玉凤的这篇回忆。她果然在现场，还详细忆述了全过程。摘录如下：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著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顺便多说两句。其一，书中说，按照规定，中南海禁地绝对不准燃放鞭炮。而据张玉凤所谈，毛泽东往年也放鞭炮。这两种说法，我更相信后者。过年放鞭炮是人之常情，毛泽东不单是血肉之躯，还是不受规约之人。何况张玉凤的文章发表在十多年前的1989年，应当更客观些，更无功利心。其二，书中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只有办喜事才放鞭炮，若要办丧事时放鞭炮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红白喜事之说，遇到丧事，敲敲打打放鞭炮，也是常有之事，表示一种趋利避害的祝愿，和“大不敬”风马牛不相及。
故事毕竟是故事。“鞭炮事件”既然靠不住，以下的种种议论可靠性又究竟如何呢?读者一看自明。
“冤家”还是患难之交
孩提时代看戏、看电影，每每要先辨出个黑白好坏、曲直是非。成人了，才知道世间哪有这等简单明白之事。这时，再碰到有人硬要给你个“脸谱相”的时候，那可就要多加小心，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了《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就给人这样的感觉。
《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给人以直挖周氏“祖坟”的架势，从红四军争论到宁都会议，从遵义让权再到延安整风，似乎是在讲一直被中共“讳莫如深”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大陆的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多有顾虑，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则又给人以捕风捉影，隔靴搔痒之感”，唯有该书作者“寓居美国，与大陆学术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写作上的自由。”言谈中，颇有舍我其谁的意气。不过，尽管书中绕来绕去，无非是要证明一点：周恩来是以封建君臣之道来侍奉毛泽东，他的作为“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即使在国家民族陷入灾难之时，也“总是引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而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周恩来，而是带有高氏印记的、脸谱化了的周恩来。
其实，书中描述的这段历史，近些年大陆上早已有不少号称“揭秘”性质的书刊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其真实性如何姑且不论，这段往事并非该书作者所称的“讳莫如深”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留意察看《晚年周恩来》一书注脚上的资料来源，其中引自大陆出版物的就有不少。前不久，大陆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更是披露了不少历史细节，并得到官方称赞，展示了中国大陆尊重历史原貌的趋向。
然而，就是号称“还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在回顾毛周的历史关系时，却回避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其结论的历史事实。这里仅举几例。
其一，宁都会议召开的原因。照书中的说法，会议召开是由周恩来在会议前夕的一封电报引起的。对这封电报的拍发时间，该书作者一会儿说是1932年7月29日，一会儿说是同年9月24日，莫衷一是。据该书作者说，这封电报大陆学者往往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
笔者翻阅了大陆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电报的日期应当是1932年9月24日。据《年谱》记载：“信中针对前方在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以下引用了几段电报内容。
当时，前方军事领导人和苏区中央局在作战行动方向上发生意见分歧。周恩来希望到后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王稼祥、毛泽东等主张会议到前方来开。因此，周恩来在电报中一边表示可以到后方开会，一边又希望中央局全体会议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但是，苏区中央局在9月26日的复电中，坚持“向西进军永丰”的意见，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能开。
就在9月26日这天，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段时期的训令，明确不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这一训令惹怒了苏区中央局。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断然的语气表示：“九月治(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其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书中说了许多，然后笔锋一转，卖起了关子：“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起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该书作者想让读者相信，只有该书说的才是真话，大陆学者讲的你们都不要信。
其实，书中引用的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官方就已公布，其中关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情况，早已被大陆出版的各种书所引用，可谓屡见不鲜。
至于该书作者所说的军事三人小组，笔者随手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周恩来传》，其中是这样记载的。(一)《毛泽东传(1893-1949)》：“经他(按：指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二)《周恩来传》：“毛泽东在1967年一次谈话中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从注释来判断，这两个记载的根据应当是一样的，都是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上面随手捡得的几本大陆出版的书，都远早于《晚年周恩来》出版之时，读者们应当信谁的呢?
其三，所谓抗战初期王明、周恩来联盟。书中对此颇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会儿说“毛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史达林的疑虑”;一会儿又说“毛泽东开始著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对于后者，还说：“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书中前面不是说毛“不免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居于下风”了吗?这里的描述，却似乎一切又都要听从毛泽东的调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阅有关的记载，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后，曾准备由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行至西安，接到毛泽东的急电，要他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入晋事宜。以后便滞留山西，直到11月下旬才回到延安。这时，王明尚未回国。
王明是1937年11月29日回国的。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并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在场的许多人认为王明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便纷纷按照王明的意见检讨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检讨了山西统战工作中过分看重独立自主的问题(按：这不等于是“批评了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按：不是毛泽东一手安排的)：一是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二是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王明应蒋介石的邀请亲赴武汉，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前往。12月21日同蒋氏会谈后，因蒋介石答应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应允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王明感觉良好，便向张闻天、毛泽东和政治局提出留在武汉。23日，王明召开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将两机构合并，白己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王明同周恩来的这种主持与协助的工作关系，一直维系到翌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尽管王明的右倾错误，周恩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同王明仅限于工作关系，就如同他和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的关系一样，从不会超越这种关系而有联盟之说。
其四，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检讨。书中用了不少笔墨，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作检讨，说成是毛泽东既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为了整服所谓“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而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周恩来则“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并从此“洗心革面”，“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由于过去对这类问题披露较少，许多读者看到书中的描述，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表象，把书中所说误认为是真的。
综合笔者看到的材料，周恩来是1943年7月中旬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早已确定，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检讨工作早已开始，博古、洛甫等犯有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均已作过检讨。
在检讨路线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始终认为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并没有把帐集中算到周恩来身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多次讲到，这次整风一是要整教条宗派，二是要整经验宗派，但始终强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第六点是：“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里所说的“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一种说法，重点在教条宗派。毛泽东也说过：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总会带有后遗症。关键是时过境迁以后，怎样客观地来看这些问题。
在延安整风前后，有两次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一次是在1941年，周恩来没有参加，博古、洛甫作了检讨。另一次是在1943年，周恩来参加了。据当事人杨尚昆(他曾被作为教条宗派的所谓“二十八个半”遭到整肃)回忆：“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玉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第一枪。”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发言情况和所写材料的情况，《晚年周恩来》只提到了一个，就是1943年11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而搞清楚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发言和写材料的总体情况，是一个关键的情节。根据已公布的材料综合起来看，笔者列了一个时间表：1943年8月30日、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
同年9月16日至29日，周恩来写了四篇学习笔记，共五万多字。包括：《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着重说明王明教条主义者能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同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受其迷惑有关。可见，周恩来不仅仅是在“忏侮”自己，更重要的是在根据亲身经历来清理和清算王明统治时期的错误。
同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准备整风检查的发言提纲，写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长篇提纲。接着，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发言分“白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大讲起，一直讲到抗战中期。此前，博古在11月13日，李维汉在14日，洛甫在21日，相继作了整风检查。可见，1943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不独是对着周恩来的，在会上作整风检查的也不仅是周恩来。诚然，周恩来“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白己的主流方面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肯定，说“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他坦然地承认，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也自责地肯定，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1939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延安前这四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这次会议总体上成功，并不是没有问题。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多大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倾向。”这一记载，和杨尚昆的回忆是一致的。为了纠正这些偏向，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提出了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在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
顺便提一句，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既是对六大的肯定，也是对作为六大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周恩来的功绩肯定。至于在七大期间和七大以后，周恩来继续在中央担负核心领导职务，是和他对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乃至筹划建立新中国政权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晚年周恩来》把毛周关系仅仅归结为两类，一类是“无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另一类是“在毛陷入狂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大事渲染夸张，却对自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直到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周恩来在毛氏的领导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讳莫如深”，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则以喜，一则以爱
如果说，第一章通过回顾毛周关系的历史而道出令读者先入为主的若干定见，成为笼罩全书的总枢纽、总关节，那末，从第二章起作者便言归正传，由“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说起，引出毛刘矛盾，再描写周是如何在“文革”初期毛刘矛盾之间周旋的。
不料，从一开头就是张冠李戴。书中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泽东之口，但不是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而是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1956年，真实的含义也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他还对出席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以上毛泽东所言，均是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的“秘密报告”。今天来看，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目前，前苏联的档案已经公布不少。种种证据表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起因主要是“长波电台”、“联合核潜艇舰队”事件，以及中国炮击金门和发动“大跃进”遭到苏方批评。不过，查过当年的档案，也找不到书中所说“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坦言劝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以当年赫氏在毛泽东面前的种种表现推测，量他也不会斗胆面向毛氏进言。如今真正有案可查的，是他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的一次演说中，借谈苏联曾经有过的公社制度，来影射中国的人民公社，而且讲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书中作者“潜心研究过这段历史”，“看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对上述情况恐怕不会不知情。
毛泽东担心中国出了赫鲁晓夫，那是1964年前后的事情。他在同年6月16日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此前还向省委书记们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这以后，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出修正主义问题、出赫鲁晓夫问题，不但毛泽东谈，刘少奇也谈，成为当时中央和省一级高层领导干部普遍议论的话题。这就是中苏论战给中国国内政治带来的负面效应。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四清”指导方针上毛刘冲突，爆发了“文革”初期在“二月提纲”和派工作组问题上的毛刘冲突，使得毛泽东越看刘少奇越像中国的赫鲁晓夫。
由此观之，毛泽东每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思考重点，他的心路历程有着比较明显的时空界限和发展轨迹，只要客观公正，并不难把握。《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和了解的读者。
保持晚节
“保持晚节”，这本是中华文明传统中教勉人们越到晚年越要洁身自好、保持一个好名节的名言，相传至今，仍然被人们广为使用。特别是针对大陆某些官员的“五十九岁现象”，如能真正做到保持晚节，就可以免去许多人间悲剧。尽管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消极，消极在那个“保”字上，但真正实行起来，积极意义并不小。
“保持晚节”一词。在“文革”期间可谓风靡一时。为什么呢?因为在“文革”期间，许多老干部、老革命，今天还在台上，明天就被打倒，前途未卜。于是，“保持晚节”在当时就成了“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义词。在当时。希望自己能够善始善终、保持晚节者，并不奇怪，是一种正常思维。不但周恩来希望保持晚节，刘少奇何尝不希望保持晚节?刘少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说出“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不就是想保持晚节吗?《晚年周恩来》抛开当时当地的特定历史环境不提，一味在“保持晚节”上做文章，硬把“保持晚节”的心态说成“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明显带有愚忠的味道”，“对毛的独断专行总是逆来顺受，不管后来的是非对错如何，首先总是要在政治上跟著毛泽东走。这已成为周氏心自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评价一个人。客观的标准是要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在能与不能之间作评判，而不能强人所难，强人所不能。在《晚年周恩来》的叙述中，看到的强人所不能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许多事情不问青红皂白，都往一个特定的框框里面扯，用框框套史实，用框框裁减史实。这个框框就是毛同周的所谓现代君臣关系，就是周对毛的所谓现代愚忠。
其实，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具有事实上的绝对权威的历史条件下，不要说周恩来，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也无力从根本上扭转这场悲剧，更不要说去否定它。“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乎也在紧跟毛的“文革”部署，只是想把它规范到党委领导下的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政治运动的范围之内。在他们看来，他们同毛的分歧是具体方法之争，而不是“文革”之争。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却不这么看。在毛看来，刘邓的做法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在破坏正在发动之中的“文化大革命”。即使到了“文革”后期，邓小乎搞“整顿”，也是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而不能把锋芒直指“文革”。即使如此，最终也还是被扣上了“右倾翻案风”的帽子。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基本氛围，也是周恩来所处的基本舞合，谁也跳不出这个圈子来干事、想问题。
联想到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限，再看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读者们就会多出一份同情之心、体谅之心与钦佩之心。眼看自己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眼看自己得力的助手一个个靠边站，周恩来仍然在耐心地等待时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图挽回或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力图保护或解放一批批老干部、专家、民主人士。毛泽东说要保护一批干部，他马上去落实;毛泽东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他立即部署制止串联、不误农时、抓紧生产;毛泽东说王(力)“八七”讲话是大毒草，他立即把这些极左的小爬虫绳之以法;毛泽东说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设法调解矛盾，消除派性，把一批老干部给合到“革委会”中，以恢复正常的国家秩序。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提出批极左思潮的口号，恢复文革前的一些做法，进一步解放老干部，迫使江青集团不得不有所收敛。不幸的是，后来毛泽东不赞成批极左，整个国家局势发生逆转，在批极右的口号下使得极左势力更加得势。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这些作用，是无人替代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否则，国家的正常秩序无以维系，极左势力会更加嚣张，老干部和知识份子的命运会更加悲惨。
对周恩来文革中的历史性作用，邓小平后来有过公正的评价。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纪者法拉奇提问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一方面，“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事”;另一方面，“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这才是真实的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这种评价出自像邓小平这样在文革中曾经复出又再度被打倒的人物口中，自然包含了他本人的深切体会在里头。
历史像个多棱镜，具有多个方面。《晚年周恩来》却把多方面的历史变成了单线条的历史，把一个在“文革”期间复杂的周恩来变成了一个“助纣为虐”的、被妖魔化了的周恩来。在第二章的叙述里面，在“还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幌子下，已然给本来没有多少成见的读者戴上了一副滤色眼镜，这副滤色眼镜上写了三行大字：“保持晚节”、“现代愚忠”、“顺守哲学”。戴了这副眼镜，再看以下各章，便不怕读者不接受了。脱去这副滤色眼镜的最好办法，就是多翻几本同类的书，想一想历史还有没有其他方面。
需要补充的是，书中在谈到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时，作者依据的竟然是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两本书，早已有学者和当事人指证其存在许多谬误，且当时的现场记录对于像书中作者这样的“史家”来说并不难找，而作者却偏偏拿这两本书作信史引证，道理何在呢?
所谓“执两用中”的双重角色
《晚年周恩来》的第三章，题目叫做“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所谓“双重角色”在这本书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中性词汇，其含义既是“引子”末尾所说的“是有意扮演双重角色，善于在政治上走纲线的演技大师，还是个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人?”作者还给所谓“双重角色”或“两面人”贴上了一个标签，叫做“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因为作者心理很清楚，周恩来在文革动乱中作了不少保护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纪录在案，想抹也抹不掉，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于是换一个角度看，借用那副滤色眼镜，把许多广为人知的事，按照作者的需要重新解说一番。这里，笔者仅举几例，看一看书中是怎样用障眼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一，关于保护民主人士。书中以此作为“执两用中”的案例。事实是怎样的呢?
1966年8月29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红卫兵擅自抄了章士钊的家，章士钊当即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8月30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当天拟定了一份应当予以保护的名单，包括几百名保护对象。随后，他又亲自部署保护措施，使红卫兵对民主人士等的冲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通过红卫兵擅自抄家、大串联来到北京的红卫兵逐日递增等情况，周恩来考虑到需要对红卫兵运动做出规范，在8月底9月初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共十条)，提交9月3日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这个意见稿最终夭折了。但它体现了周恩来设法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的努力。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事实，《晚年周恩来》当然不敢回避，都讲到了，但却笔锋一转，归结到周恩来“毕竟是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乘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其实，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分得清楚，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究竟是在“走钢丝”，还是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如果是前者，他完全可以拖一拖，观望一下，再决定是否去办。周恩来的行动十分果决迅速，这固然有得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的因素，但更有机会难得、不可错过的考虑在起作用。当时，正值毛泽东“八一八”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后不久，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正如火如荼，周恩来能够草拟提出规范红卫兵运动的十条意见，也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可见，面对同一件事情，由于研究者的立场不同，目的不同，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遇到这种情况，读者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轻信误导。
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有过一段回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讥讽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问，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总理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总理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维系国家正常运转、保护干部工作的艰难和风险，可以想见。
其二，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的由来。这件事本来很清楚，但《晚年周恩来》偏要说，“目前大陆官方和学术界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早已摇摇欲坠的偶像，而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曾在文革中搞乱全国的提法，不是归咎于林彪，就是归咎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其实，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和最后定夺的正是毛本人。” 抱着疑问，笔者翻阅了大陆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特将有关记载抄录如下：“据当时周恩来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总理起初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刘西尧说，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开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赞成的，陈伯达没有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篇社论。”
为此，周恩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当即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好。无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的。
《周恩来传》注明，第二段内容是1983年7月18日至8月19日访问王力的谈话记录。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引用了同年7月29日访问王力记录，一并摘录如下，以资对照：
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
这两段记载，有所不同，但都没有回避毛泽东最后确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法这个事实。
接下来召开了为期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各地负责人正处在和造反派顶牛的状态，思想不通，会议前期情绪有些不正常。毛泽东得知情况，便在9月24日晚专门听取汇报，25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意在开导大家不必过分紧张，不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还特别讲到：“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24日晚，当康生说到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按：指刘少奇、邓小平)负责。”
这些内容，《晚年周恩来》大致都讲到了。但它偏偏要说这是毛“故作姿态”，而在内心深处把这些人视为“日后刘少奇搞翻案，清算文革的党内基础”。还说：“大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暗中盘算寻找一条彻底的解决之道，把这批盘踞党内要津的人统统踢出去”。当作者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却拿不出任何一个证据，举出来的上述讲话和书中的结论又风马牛不相及。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况，面对这样一个号称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决意不再违心说谎”的作者，面对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所谓“结论”，读者该作何感想呢?
其三，关于陶铸、贺龙遭迫害。书中用了大量笔墨，详细描写陶铸、贺龙被迫害的经过，但却放过陷害者不论，反倒追究周恩来的责任，说他“让陶铸为白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上，充分暴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的帐的”;还说“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放过迫害者不去理论，却缠住保护者，追究其何以没有保护好的责任，这在法理上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也是颇欠客观公允的。对此，我们暂且不论，先来看一看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众所周知，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人的诬陷，也负有责任。至于说周恩来当时的处境，这里同样引用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问道：“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陶铸)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是可想而知了。文革小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
先由王力、关锋、戚木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和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後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
这段回忆告诉我们：一、会议原本不是专为批判陶铸而开的，批判陶铸，是中央文革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加在会议之上的;二、政治局成员并没有落井下石，多数人以沉默对之。由此观之，《晚年周恩来》所说“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云云，都是作者主观的推测。
贺龙遭受迫害，经过比较曲折，但主谋无疑是林彪集团，这也成为铁案。《晚年周恩来》想要证明周恩来为求自保而拿贺龙作牺牲品，便在保护贺龙问题上做文章，把周恩来主动地保说成是被动地、无奈地保，把没有保护好说成是见风使舵、出卖贺龙，最后引出一个事先做好的结论：“周在贺龙后来被现害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晚年周恩来》说，贺龙住在周恩来家，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闯宫”的结果。又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解释了“闯宫”含义，说：“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笔者找到了这本《贺龙传》，不妨把有关内容抄录如下：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花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时间在1966年底，正是造反派到处抓“走资派”、“特务”、“内奸”的高峰期。看到这里，周恩来究竟是主动安排，还是被动接受，《晚年周恩来》引用时又作了哪些手脚，读者一目了然。
《晚年周恩来》还引证大陆作家权延赤写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来说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态度改变后，迫于林彪“摊牌”的压力，“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
笔者也找来这本书，按图索骥，把有关内容抄录如下，是继续加以保护，还是“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请读者自己判断：
二十多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按：指权延赤)回忆：真正保贺龙的人，不是他的老部下，而是毛泽东。他多次亲口对我讲，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这个话我向叶、聂、陈、徐几位老帅都报告了。可是林彪不答应，“四人帮”也不答应，劲头特别大，非整倒贺龙不可。……贺龙被逼没办法，到总理家去住了好几天。林彪追逼得厉害。直接跟总理谈话，等于“摊牌”了。总理为顾大局，没办法了，找我说：“贺龙在我这里，长住问题多了，影响我不好办。你想想办法，找个什么地方安置他?”商量了一会儿，周恩来决定安置在国务院象鼻子沟。总理交待说，安全问题由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我就派了一个营区负责警卫。造反派曾两次冲击象鼻子沟，被我们赶走了。没过几个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我全家人一个不剩地被关押起来，根本不可能再保护贺龙。我被关押的罪名之一是勾结余立金，私调飞机把贺龙送到莫斯科去了。出这种谣言的原因是，我藏起贺龙后，“四人帮”和造反派找不到，总理有交待，不让说。“四人帮”问，我始终说不知道……
至于杨余傅事件以后贺龙境遇的变化，据刚才引用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1968年6月14日，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监护。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去世。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周恩来出席贺龙追悼会的情节，贺龙的夫人薛明最有发言权。她回忆说：那是1975年6月9日，周总理带病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来参加。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总理的怀里。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擅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护住他啊!”说着，眼泪涮涮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被疾病折磨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晓明走过来，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只要留意一下《晚年周恩来》对于陶铸、贺龙冤案的依据，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没有一段档案记载，全部依据的是大陆出版物。而作者却口口声声称大陆没有写作自由，摆出一副凡是大陆的说法都不可信的姿态。其实，并不是大陆没有可用的材料，而是缺少符合作者倾向和写作目的的材料。即使遇到这样的材料，也还需要像作者这样的高手来加工订制一番。
“伍豪事件”
在“揭露”周恩来的所谓“双重人格”之后，《晚年周恩来》陡然调转笔锋，集中指证毛泽东的所谓“老到权谋”。
书中谈到发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实本来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面对“伍豪事件”，周恩来力陈事实其相，并整理上送毛泽东。经毛泽东严辞制止，江青等人暂时作罢。可以说，如果过滤掉书中的作者旁白，所述情况也大体不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周氏处境的险恶，时常自身难保，诚如鲁迅所言，要横着身子两面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起到“中和作用”者，恐怕唯有周氏一人矢。而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发动“文革”，推动“文革”，维系“文革”，毛泽东离不开江青等人，更离不开周恩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书中对“伍豪事件”的叙述，文章就做在作者旁白上。为了证明毛泽东是一个“深谙统御之术”、一贯要权谋的人，作者在心理剖析上做手脚，用这些所谓的心理剖析来勾连历史过程，使读者对这段熟悉的历史产生误判、误读，以为先前所闻都是假的，书中所述才是真的。其实，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书中的所谓心理剖析并不高明，读罢总觉有点说书场上那些艺人们演绎历史、哗众取宠的味道。
旁白之一，便是对周恩来得知造反派提出“伍豪事件”后的心理描写。书中称，周很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本身，而在毛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便是劫数难逃。不过周相信这不是毛本人的意思，扪心自问，他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异心，毛实在没有这样作的理由。遂决定直接向毛申述，讨回清白。
以上这些话，倘若换了别人，读者一定会追寻其史料依据。但出自作者之口，又自称是“看过大量历史文献档案，其中有许多是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见天日的核心档案”，很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甚至以为作者的这些议论推测就是那些“官方一直刻意遮掩而不见天日的核心档案”呢!其实，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作者是在故弄玄虚。
许多心理活动，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并且无论伟人或寻常人概莫能外。一个人受了诬陷，第一反应一定是要向上司辩白解释，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所要费心的，无非是如何能向上司说得清楚，如何能使上司相信。如此而已。周恩来的上司，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面对江青等人的诬陷，自然要向毛氏上书辩解。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到了《晚年周恩来》那里，由于时时处处都要往周氏的“双重人格”上扯，桩桩件件都要往毛氏的心机权谋上贴，带了这样一个主观上的框子，问题就越搞越复杂，圈子也越兜越大，越扯越远。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许多这样的案例。笔者也不妨来个大胆的推测，试想作者该不会是长期在大陆高层机关生活，处处都要把自己裹得严严的，藏得深深的，久而久之，养成了“双重人格”和“晦暗心理”，失去了像常人一样想问题的习惯，一定要复杂化才算得上是正常呢?
旁白之二，毛泽东此刻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虽说不高兴，但需要依靠周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毛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与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白已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这一大番话，同样没有注明依据，同样是作者的主观推断。这个推断究竟如何，且看事实。关于“伍豪事件”，毛泽东先后做过两次批示。1967年5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批示：“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特意在“存”划了两道粗框。这个“存”字，在当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的意思。这和社会上的纠周批周之风是个鲜明的对照。至于把周恩来送的材料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这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阅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围，带有澄清的意味。这怎么能说是“故意不明确表态”呢?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把这两次批示联系起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周恩来是信任的。第二个批示，早已公布于众，《晚年周恩来》却没有提及。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刘少奇“专案”刘少奇，毫无疑问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对此，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周恩来也要负相当的责任。问题在于，是属于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责任。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刘少奇一案，是毛泽东为了证明“文革”的“丰硕成果”而前蓄意炮制出来的。“在整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主谋，周恩来是跟著干的，更确切地说是被毛拖下水的。毛虽执意要在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却不愿意背上公然杀他的罪名，这是他对待政敌的一贯作法”。
综合各种材料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想整成后来那样的结果。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毛泽东事先看过这个检讨，批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同年10月24日晚，毛氏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表态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1967年1月13日，毛刘单独会面。四天后，17日，毛泽东对外宾谈到王明，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据大陆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1967年3月。3月21日，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两天后，23日，毛泽东批准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指称刘少奇。自此，对刘少奇的批判迅速升级。
这以后，刘少奇专案控制在江青等人手中，突击搞所谓“自首变节”问题。总的说来，毛泽东是相信专案组搞出来的材料的，但对有些材料也明确表示怀疑。1968年5月8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迹。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也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提出质疑：“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对上述过程怎么看?1980年10月25日，邓小乎就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其中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完全有理由说，毛泽东在刘少奇“专案”等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是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具体说是决策发动“文革”的责任，是用人严重失察的责任，是指导思想发生全局性错误的责任，而非书中所说的“迫害狂”、“权力欲”、“统治术”驱使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档案材料的公布，这一点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印证。
林彪与“文革”
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请看：“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林的仓皇出逃，也被说成是“周恩来的临机处置，打草惊蛇，把林彪逼上绝路”
只要稍有阅历的人，并不难看出其中的破绽。其实，林彪在“文革”中的“辉煌”，并非一日之寒，除了他和毛的特殊历史渊源之外，更是其长期经营的结果。
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检讨“大跃进”失误之时，他又趁机大讲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一贯英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林彪并非一身清白，而是起了推波助澜、趁火打劫的作用。罗瑞卿就是在他的鼓动和罗织罪名下被打倒的。陆定一的夫人揭发叶群的问题，陆也因此获罪于林。“五一六”通知作出后的第三天，林彪发表关於政变问题的著名讲话，有意制造一种人人自危的紧张空气，以后又诬陷贺龙等人“搞政变”。
“文革”期间，一大批军队高级将领受到冲击，当然也包括林的亲信在内。林彪则在乱中取利，力保亲信，排斥异己，并任用自己的人来填补动乱中造成的权力空间。林彪集团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胀起来，到中共九大以后达到顶点。古语云：盛极而衰。又有云：恶有恶报。林彪集团也不例外。
信用林彪，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失误。毛泽东对林彪有所警惕，是从设国家主席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一反常态，多次表示坚持设国家主席。由此引发了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双方摊牌。
对于林彪在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晚年周恩来》称：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还称：“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但从书中罗列的材料看，尽是一些后来的回忆，而且还常常白相矛盾。
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和林彪的确面谈过，但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载。据毛泽东后来在南巡期间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作者说这是“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末，作者拿出了什么证据呢?
其一，是陈伯达的回忆材料。其中明明写着，毛和林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谈话，周恩来和陈伯达等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候。也就是说，陈伯达并不在场，他回忆不出毛林俩人究竟谈了些什么，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者却偏要说“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
其二，是吴法宪的回忆材料。作者自知心虚，便又拿出访问吴法宪的记录来作证。但是，吴法宪并不在场，据称“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然而，叶群当时也不在场，就算同样是林彪事后告诉她的，吴法宪所说的内容已经是“三传手”的了，况且又是十多年后的回忆，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
凡事都不是孤立的。林彪讲话以后，黄吴叶李邱以及陈伯达等几员大将纷纷上阵，为设国家主席、请林彪当主席张目。这种有组织的配合，决不是“偶然”二字所能遮掩过去的。作者对此也只好承认：“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可见，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他们想利用其在组织上的优势，借设国家主席的幌子，操纵整个中央委员会，达到“清君侧”、逼毛泽东就范的目的。
《晚年周恩来》却不顾自己在书中叙述过的事实，借林彪之口硬说：“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上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
有关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事，《晚年周恩来》说了许多，极尽详细之能事，但却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自从林氏父子决心用武装政变方式向毛摊牌起，问题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再也不是党内意见分歧，而是一场粉碎阴谋集团的残酷斗争。由此观之，毛泽东的应对，不但机智果断，而且宽容大度。
毛泽东先是采取南巡谈话的方式，把问题摊开，又留有日后同林谈话的余地，表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毛的谈话内容被林氏家族获知，决心乘毛氏南返途中暗杀行刺。9月8日，林彪写下了手令，要有关人员听从林立果调遣。毛泽东继而果断决定，改变行程，从上海直达北京。此时，已是9月12日中午。林彪一家得知暗杀未遂，急忙筹划组织南下，企图另立中央。但事实上，已经没有时间实施这一计划。在觉察到周恩来正在追查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机之后，9月12日深夜，林彪夫妇及其长子紧急登机出逃。随后，周恩来下达了禁空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罢。”可见对林氏尚有恻隐之心，并未除之而后快。有趣的是，林彪座机却意外地在温都尔汗坠毁，可谓恶有恶报。
本来，尽管这件事过程很清楚。多年来，境外一些人却始终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而宁愿相信某些没有根据的推测传言，把这件事搞得貌似扑朔迷离。其实，他们无非是想要证明，“九一三”事件是毛一手导演的，是毛“要杀人灭口”。《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当然知道，这些说法只是无端的推测，“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但又不肯放弃毛泽东“阴谋说”，于是提出了“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的假说。然而，假说毕竟是假说。
就在林彪座机强行升空三个小时后，周宇驰指挥一架军用直升机也向北飞去。这决不是巧合。周宇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是深得林彪信任的一员干将。否则，林彪就不会在手令上写明“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宇驰的起飞及其飞行方向，清楚地表明，林彪一行人的出逃目的地是预定的。
《晚年周恩来》是在叙述事实，但它所叙述的事实都是为了既定的结论服务的。林彪事件就是一例，读者不可不察。
周恩来治病之“迷”
读了《晚年周恩来》关于周恩来被确诊为癌症后治病的一大段描写，笔者感到的并不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倒是该书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暗藏玄机”。
作者一向是在拷问所谓周恩来的“良知”，以及所谓“顺守哲学”，写到这里，却笔锋一转，先是描写所谓毛对“病中交权”的悔恨，对周氏历史问题的所谓“手脚”，然后落到追究毛对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无非是想令读者在对周生出一分怜悯之心的同时，对所谓毛的“阴险毒辣”更为僧恶。读到这里，作者贬周为着倒毛的意图彰显无遗。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总理的病经专家确诊之后，医疗组即写报告给毛主席。当主席展开医生的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一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主席每次审阅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特别是在患眼疾不能亲自看病情报告时，我每次读医生的报告，他都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当我读过之后，他居然能记住总理每天失血的数位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我们再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1972年5月12日，在一次常规检查中，在周恩来的尿液里发现了四个红细胞。在请教了吴阶平教授后，张佐良决定为周恩来作第二次检查。为了说服周同意作检查，又不引起他的察觉，张佐良编了许多理由。没等说完，周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张佐良听罢，只好如实汇报。周很痛快就答应了。检查的结果，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晚年周恩来》称毛氏借病杀人，言之凿凿。但仔细推敲，所谓毛泽东对周恩治病的“四条指示”，并没有档案作证，而是根据一些人士的事后回忆。当然，我们既看不到当时的文字记载，又无缘得见作者所说的“座谈会记录”，也就不好妄评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不过，即使这四条指示确有其事，也未见得像作者所称的那样“暗含杀机”。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作者所说的这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直到现在，遇到初次确诊为癌症的病人，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先不要告诉其本人，让他慢慢有了思想准备，再把实情告诉他。“第二、不要检查”。此语不得其解。“第三、不要开刀”。这句话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不允许治疗的意思。作者指责的“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看来是“铁证如山”了。但按照常理推想，此事其实很寻常。治疗癌症，本来就有开刀或保守疗法两种选择，不开刀，也就是主张保守治疗的意思。近读大陆出版的《毛泽东传》，据吴阶平回忆：“他(按：指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另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还说过：“你们外科书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查阅当时的报纸，陈毅元帅1972年1月6日去世，谢富治同年3月26日去世，均死于癌症。可见，“不要开刀”一说，事出有因。至于“第四、要加强议护理和营养”，倒是印证了刚才所说毛主张保守治疗的推测。据张佐良医生回忆，1973年3月，在吴阶平教授的主持下，医疗组提出了电灼术治疗的方案，并且获得成功。可见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允许“不要开刀”的。
写到这里，忍不住发一点议论。大凡史料(伪造者除外)，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史料的摘引、排列、连结、解读等等环节，却每每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意向。同一个材料，会有不同的解读，导致不同的结论。一般读者，要想分辨训练有素的作者们哪些为真，哪些作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有一个简便的办法，那就是按照常理来推论，而不要轻信故作玄虚之辞。凡是故作玄虚之事，听起来近似官廷秘史一类，往往需要当心，把它还原成常理常态再来反观一下，看个究竟。这一招，不敢说灵验，但也解决些问题。
“周恩来外交风波”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说了错话。江青等人乘机把矛头指向周，企图在政治上把周彻底扳倒。幸而毛泽东出面解圍，为周讲了公道话，使江青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本来很清楚，《晚年周恩来》却要把倒周的祸根栽到毛泽东头上，称周是“功高盖主”，毛则“醋意大发”，于是毛一手导演了批周的一幕，“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其实，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大调整的过程。对整个国际斗争的总趋势怎么看，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毛、周在认识上并不是马上就取得了一致。何况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之间，在决策环节中存在著不少中断点，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不考虑到当时的体制因素，就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和理解“周恩来外交风波”这一幕。
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对周的不满，起因于1973年6、7月间的《新情况》事件。
当时，周正在主持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6月16日，毛泽东向周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看了这期《新情况》以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对他的意见的。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批评，立即写信给外交部有关人员，要他们撤回这一期《新情况》，并承担了责任。
7月4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等谈话时，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我常吹大动荡、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甚么大欺骗、大主宰。“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次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传达了毛的批评。同日，毛看到周恩来写给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那封信，当即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这以后，周恩来迅速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评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两字删去，还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毛对周恩来的这次批评是严厉的，但并没有动摇对周的信任。8月20日，毛泽东原则同意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次政治报告。周有生以来第一次享此殊荣，并意味着周在十大以后将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11月11日至14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连续举行会谈。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在最后一次会谈中，“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11月17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等。批评周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态度软了，犯了错误，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在中美会谈中的错误。次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上，江青、姚文元等穷追不捨，扣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称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这就是“周恩来外交风波”。
后来的迹象表明，江青的意见并不是毛的意思。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表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
以上，我们简要地回顾了“周恩来外交风波”的全过程。显然，毛泽东对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所为是不满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也还是很有分寸的，是和江青等人有根本区别的。深知毛为人处事风格的邓小平后来说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他还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于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说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毛泽东的确有家长制，一言堂的问题，的确有整错人、用错人的问题，的确有被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所利用的问题。但是，对于错误的性质达到什么程度，对一个人在整完以后能不能继续委以重任，能不能给他机会做工作中改正，毛泽东有他的考虑和分寸。这是林彪、江青他们左右不了的。“周恩来外交风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有大量的事实在，《晚年周恩来》想把水搅浑，把毛描述成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封建君王，似乎是在背后精心驾驭周恩来，江青两派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无论怎样抓住一些蛛丝马迹来捕风捉影，无论怎样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象来颠倒黑白，事实终究是事实。
邓小平复出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说邓小平在批评周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诛心之论”，“仅仅几句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
翻看材料，笔者排了一个时间表，情况便一目了然了。
首先，毛泽东要邓小平复出，是早有准备的事情，等待的只是时间问题。“文革”中，毛多次表示，邓和刘要有区别。对于邓，一直按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处理，实际上还适当加以保护。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听到传达，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两次表示同意。第二次批示，写于1972年8月14日，还历数邓在历史上的功绩。
其次，毛泽东明确表态后，周恩来积极落实毛的批示，积极促成邓的复出。毛8月14日的批示做出后，周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但因江青等人作梗没有取得进展。12月27日，在周恩来的催促下，分管干部审查的纪登奎、汪东兴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任国务院副总理。周看过立即报告毛，很快得到毛的批准。1973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日即得到毛的批准。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在玉泉山会见了邓小平。次日下午，又陪同邓到中南海见毛。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第一次公开露面，成为当时国际上的一大新闻。12月12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工作;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工作。12月22日，中央正式发布通知，邓从即日起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这一切，都是邓复出以后顺理成章之事，并非要在邓发言后才能决定。
《晚年周恩来》指称邓“做了诛心之论”，对这样关键的事情，理应拿出像样的档案材料作为确凿的证据。而作者能够拿得出来的，只有其所称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8年春”。如今，纪登奎早已作古，他当时如何说的，恐怕也成了问题。
作者还引用了邓小平的女儿所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用来支持他的观点。那末，我们看一下该书是怎样记述的：
“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的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发言的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谈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读到这里，读者对于邓小平究竟讲了哪些内容，该会有自己的判断，也会明白《晚年周恩来》的作者是如何作假。另外，既然作者引用了邓小平女儿的记述，想必也赞同她在其后做出的分析：“毛泽东对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其实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
“批林批孔”与“批周公”
谈到“批林批孔”，《晚年周恩来》一开头就定了个框框：“批林批孔”，“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作上演的双簧戏”，“不过是把一个月前中央政治局搞大会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这里，作者划了两个等号：第一，毛泽东的意图即是江青的意图，反之亦然;第二，“批林批孔”即是“批周公”。
作者接着称，毛发动“批林批孔”，是其内心深处两大情结作祟的结果，“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这就是作者笔下“批林批孔”的由来。
仔细翻检史料，并严格按时间排序，就会发现，原来《晚年周恩来》一书在这里搞了一些倒果为因的手脚，以使读者对他的两个结论确信不疑。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对“文革”当中“打倒一切”的做法有所悔悟，于是支持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期间，着重做了落实政策、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将“二月逆流”平反;标志着发动“文革”和落实政策双胜利的，便是邓小平复出。
为了减少落实政策、解放老干部的阻力，也为了在林彪事件问题上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周恩来提出了批极左思潮的口号。通过确认林彪集团搞的是极左，来避免对“文革”本身的否定，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批极左思潮口号一提出，就遭到江青等人反对。1972年9月底，姚文元删去“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中“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这个社论稿正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10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等人则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还要追查批极左的“背景”。11月，中联部、外交部提出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肃清外事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江青、张春桥明确反对。
周主张批极左思潮，江青等主张批右倾思潮，这一争论1972年年底引起毛泽东关注。他在看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的来信后，表示不赞成批极左。12月17日，毛泽东在住处约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后来“批林批孔”事态的发展，事实很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毛泽东支持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实际纠正“文革”中的部分失误，但不赞成周提出的批极左的口号，支持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则不但反对批极左，而且对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怀恨在心，想利用毛对“批林批孔”的支持，把周从根本上打倒。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批林批孔”能够在1974年初大规模发动起来，当然得力于毛的支持。但当江青等人越过毛的底线，要置周等于政治上的死地时，毛泽东果断地加以制止，并开始严厉批评江青。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毛泽东这些天正在发高烧，只吃流质，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
随后，江青要求见毛。1973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72年12月批评周时，用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话。批评固然严厉，但仔细品味，毛不满的是认为周见小不见大，埋头于具体事物之中，但对周在政治上还是放心的，否则就不会只是“不议政”、“不议军”一类批评了。由此可知，《晚年周恩来》称，毛认为周是文革算账派的一杆旗子，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周恩来病逝前后的毛泽东
《晚年周恩来》一书在周恩来病逝问题上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先是称1974年3月起周恩来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疗要服从大局”，致使治疗一拖再拖，直到叶剑英当面向毛反映情况，“毛这才批准治疗”。又称1975年3月起江青等人借批经验主义批周，“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处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直到周卧床不起，毛还提出评《水浒》，“对于已经罹患绝症的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捅了一刀。”
该书还做出种种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会，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式里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才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关于所谓毛泽东拖延周住院治疗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作者本人原先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最后的日子里》，其中写道：“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他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档，一看就是几小时。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手术，但他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议。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们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我们再看一下从1974年1月到6月住院前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情况。1月5日，陪同毛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并同大平正芳会谈。1月18日，会见马尔加什政府代表团。2月12日，会见泰国奥委会代表团。2月21日至24日，接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2月25日至3月2日，接待阿尔及利亚主席、总理布迈丁。3月24日至31日，接待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4月2日至4日，接待乔森潘率领的柬埔寨代表团。5月6日至9日，接待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5月11日，接待巴基斯坦总理布托。5月17日至18日，接待塞普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5月25日，接待英国前首相希思。5月28日至31日，接待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并签署建交公报。以上还只是从《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中摘录出来的外事活动。另据《周恩来传》记载：1月25日，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1月下旬至3月初，主持了十多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中的问题;3月中旬至4月初，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一事同江青等人展开斗争，具体部署民航专机飞往纽约的问题，4月6日亲自到机场为邓送行;这期间，还过问处理14个省市和4个部级单位的“批林批孔”问题。
事实是最好的说明。看了以上周的活动日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周的治疗会一拖再拖。这些事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周来处理，其结果才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此，只能有一个词来开形容“鞠躬尽瘁，死而后矣”。至于同一位作者对同一件事做了判若两人的描述，孰真孰伪，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晚年周恩来》称：“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做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笔者在《周恩来传》里翻到了周在1974年3月8日的一个批注，就是对医疗组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写的，其中说：“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做手术切除。”同一天，周就此事给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这次住院检查治疗，大体上就是照这个意见做的。
1974年末，毛泽东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挫败了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后，江青等人并不服气，伺机再次发难。1975年2月，发表了毛泽东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不久，姚文元发表题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把“学习理论”的矛头对准了所谓“经验主义”，影射批周。其实，这段时间毛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且并不在北京，正在浙江省会杭州养病。据《毛泽东传》记述：“从2月底到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档。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但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又从发表毛关于学理论的指示引发，给人一种得到毛支持的错觉。
4月14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23日，对姚文元报送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政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写了批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不点名地批评了江青一伙。
5月3日深夜，毛泽东采取了非常举动，请政治局成员(包括周恩来)到他的住处见面。他开门见山，略带自责之意说：“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按：实际指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纪登奎谈他的现场感受：“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迫于毛的批评，在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不得不作了自我批评。6月18日还向毛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
说到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一番谈话，本来并无特殊的政治含义，而是表达了他对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一贯看法，谈话对象只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员，完全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私人交谈。当时，他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读书看文件都还要人读给他听。但这些内容被江青等人获得后，便开始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再次给人一种得到毛支持的假象。
9月24日，毛从邓小平那里得知江青的作为，当即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还说：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周恩来逝世，对毛泽东来说，经受的打击相当大。他虽然在许多方面不满意周，甚至认为周太软，但对周的兢兢业业、忠心耿耿是毫不怀疑的，在维系党和国家的日常运转方面也离不开周。“文革”期间，每当周出现危机之际，毛总是出以援手;每当党和国家需要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需要落实有关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教育政策等)的时候，毛又特别需要周的有力帮助。这是周屡经磨难而始终不倒的基本原因。
《晚年周恩来》借用他人之口说，毛泽东在审阅治丧委员会报告时，只是划了一个圈，以此证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笔者带着疑问翻阅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面明明有两件毛泽东的批示。其一是对1976年1月8日邓小平关于政治局讨论周恩来丧事的报告，毛泽东亲笔批示：“同意”。还注明写于1月9日凌晨1时。1月12日，邓小平将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郑重写了两个字：“同意。”这本资料书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史家来说，应当不会陌生。如果不是有意疏忽的话，又该作何解释呢?
仔细品味，不难发现《晚年周恩来》是在给读者灌输一种图解历史、演绎历史的观念。循着这种观念走，似乎当时的权力结构中有着左中右三派，毛始终是左右两派的居中驾驭者。然而，就是这样的演绎法，作者很难贯穿到底。时而周变成了“执两用中”的高手，时而毛又成了极左实力的后台老板;时而周和林彪被拉到了一条战线，时而毛和江青又成了“文革”的“夫妻店”。这种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尴尬，恰恰是照预先设定的框框来图解历史所致。
平心而论，与其说毛泽东是派系的营造者，毋宁说是理想社会的追求者。为了追求这种理想社会，他不惜打碎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政治秩序。对事对人，他心里始终有一杆秤，这就是他的理想和理念。这一点足以说明，毛不是追逐权力的政客，而是追求理想的政治家。至于说他的理想是否脱离了现实，是否含有空想成分，那是另外一回事。
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在这种思想意向背后，又若明若暗地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作者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过去，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过去。然而，这种历史情结，并不是一声“再见!”就是挥之而去的，它化作潜意识深藏在作者心中，通过《晚年周恩来》这部书发洩出来。尽管作者看过不少档案材料，书中引用的史料确也不少，但因为笼罩着这层厚重的潜意识，就使得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洩物，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