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学校，培养训练知识青年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大好河山的相继丧失，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从血的教训中觉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于是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纷纷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寻求抗日救国之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尤其是平、津、宁、沪和东北流亡学生，更是成群结队，接踵而来。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党设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设在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也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吸收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千方百计地把革命青年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延安。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知识分子，总是把知识分子看成是革命胜利的重要动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从过去的狭小天地走出来，成为全国性、群众性的，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党更加把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视为极宝贵的财富。抗战初期，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作出了培养训练青年知识分子的战略决策。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1](P35)早在1937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就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重要任务。抗大的总校不断扩大，还先后在敌后各地创办了12所分校。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培养大量的人才，党又在1938年成立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1939年成立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延安大学，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党校。还成立了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各类学校。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送进这些学校学习，让他们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长。
中共中央极其关怀广大知识青年的成长。毛泽东亲自为抗大规定基本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还制订了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2](P2)为抗大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军委指出，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指导队的办理方针应当是:“(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教育应当是中心”，“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3](P91)陕北公学制定的教育方针是:“第一，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和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第二，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三，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的知识;第四，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第五，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及理论联系实际与民主作风。”[4](P25-26)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实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4](P23-24)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知识青年的殷切希望。党选派李维汉、凯丰、成仿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吴亮平、周扬、李凡夫、李初黎等优秀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抗大、陕公、鲁艺等校任教，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民众运动等课程。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各校演讲，做时事报告。
抗大、陕公等校学员入校第一课，是自力更生开挖窑洞，建设校舍。抗大第三期开学后，全校1000多人总动员，开赴凤凰山，经过半个多月的突击劳动，沿山坡挖成175个新式窑洞，修筑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陕北公学学员也自己动手挖窑洞，修操场，筑路，开荒打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军的野蛮进攻、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财政陷入困境。1939年1月，中共中央号召各机关、学校、部队，“发动劳动热情，展开生产运动”。抗大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全校开荒两万亩，每人2至3亩，同时开展多样性生产，解决5000套单衣，5000套棉衣。3月，掀起生产突击高潮，从校长、教职员到学员，男女老少荷镐扛锹向荒山野岭进军。李富春曾写文章描述当时的劳动情景:“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个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过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和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地改变他们的习惯、生活和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自己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个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3](P73)艰苦的劳动磨练，不仅改造了自然，而且改造了每个从事生产的人，特别是知识青年，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感情。
1939年5月，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一文，5月4日又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进一步论述知识分子同人民大众的关系，为青年知识分子指明前进的方向。毛泽东说: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但是，光靠知识分子，“是不能打败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工农大众”，这种主力军和革命先锋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民众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他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广大学生，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形成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教育下，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前进方向。
二、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推动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教育、理论、文艺、新闻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全院九个研究室，集中了各该学科的专家和研究员，全院三四百名学员，都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一些文化团体也集中了许多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的到来，增加了敌后抗战的力量，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有很高的抗日热情，一定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理想，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数人的世界观未经过彻底改造，他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同抗日根据地新的环境、新的服务对象和战斗要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特别是1941年、1942年敌后极端困难时期，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更滋长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情绪。当时，在理论研究中，一些人以为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能熟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就是有了理论，就是理论家。从小学读到大学，就是有了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列主义个别词句，不愿意对客观实际作周密的研究，没有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热情，甚至“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在他们那里，马列主义成了死的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在文艺方面，不少人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存在许多糊涂观念。不爱和不善于描写工农兵，甚至“公开鄙视他们”，否认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惟一源泉，欣赏艺术第一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提出“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认为学习马列主义，会妨碍创作情绪。严重轻视普及，“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更严重的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存在着极端自由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潮。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他的《野百合花》一文，污蔑革命的延安骄奢淫逸，“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共产党等级森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对干部“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到处乌鸦一片黑”攻击领导干部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助长黑暗”等，用以煽动青年知识分子跟党的老干部对立，诱骗青年帮助他反对共产党。王实味的议论，曾得到当时革命队伍中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一些人的同情，反映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肖军主编的《文艺月报》和文艺抗敌协会机关刊物《谷雨》，以及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些年轻人办的《轻骑队》壁报，也发表过类似思想内容的作品。
知识分子中严重存在的这许多唯心论、教条主义、人性论、极端自由化、绝对平均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需要得到切实严肃的改造，才能适应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伟大现实。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卓有成效地帮助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促进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向全党发出号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和《反对宗派主义》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整风运动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指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准确地击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5](P814)。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引下，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所有党员、干部，都参加到这个伟大的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中来。每个人都精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历史，系统地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严肃而又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针对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情况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延安文艺界于1942年5月，连续召开三次座谈会，讨论文艺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到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第一次彻底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讲话明确地提出革命文艺必须确立工农兵方向，文艺工作者要改造世界观，同工农兵密切结合，精辟地阐述了普及与提高的正确关系，扫除了文艺问题上的许多错误和混乱，使中国革命文艺有了明确的坚定的马列主义的革命方向。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和思想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延安各文艺单位和许多作家，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了边区的艺术教育。周扬发表了《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指出“鲁艺”教育工作中强调技术，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等违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其他人写文章检查过去的缺点，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提高了思想水平。与此同时，文艺界对王实味开展了深入的批判。范文澜、周扬、艾思奇、罗迈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讲话和文章，剖析王实味的思想，指出王实味“是反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从政治上堕落到悲观失望，对革命、对党、对自己都已完全失去了信心的程度，到敌视党和破坏党的程度，王实味是要鼓动艺术界的力量、青年的力量来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革命。延安文艺界和中央研究院，在对王实味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对革命队伍内部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倾向，进行了严肃批评。著名作家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作了《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着重检查了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王实味《野百合花》的错误。她说:“这错误不只是由于我一时的粗心，而是与那时的编辑方针有关”，表示“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丁玲还检查了她发表在《解放日报》的《三八节有感》一文，“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6](P402)。延安文艺界整风和思想斗争运动的胜利，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和革命文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943年起，党中央组织大批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深入连队，实现“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不久，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43年春节，新秧歌运动在延安出现，随后战斗的思想内容和完善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大型歌剧《白毛女》，创作成功。文艺家在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他们自己。
三、党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创办学校，大量培训知识青年的战略决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广大知识青年在入学之前，虽然一般都有高涨的抗日热情和寻求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愿望，但是大部分人对中国抗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经过教育和实际锻炼，第一，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抗战意志，获得了抗战的理论和知识，初步树立起跟共产党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第二，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懂得了改造旧社会、旧中国的必要，初步树立了为民族解放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信念。第三，领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以及巩固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方法。第四，培养了民主精神和习惯，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多数学员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抗大第四期，全校学员5562人，其中知识分子学员4655人，占全校学生总数83%。这4655名知识分子学员中，开学时只有530名党员，仅占11%，毕业时共产党员人数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1%[2](P56-59)。陕北公学创办的最初两年中，就有3000人参加了共产党[6](P397)。在抗战八年期间，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和分校，先后培训学员达10多万人[2](P2)。陕北公学创办近四年，共培训1.1万名学员[6](P397)。广大知识青年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得到党的熏陶和冶炼，被培养成革命干部。
延安整风，教育了青年一代，更是教育了中年一代。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极大的锻炼。知识分子的思想要害是世界观的改造，整风用马列主义思想初步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习惯于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整风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初步端正了学风，使他们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迈出了一大步。知识分子组织观念薄弱，纪律性差，容易出现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风用党性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教育他们，加强了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修养和党性锻炼。
抗战时期，在敌后党所创办的学校中，在民族战争的洗礼中，在艰苦的劳动磨练中，在整风运动中，绝大多数人经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改造和转变，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长壮大起来了。正是这些人，在当时和以后，承担了夺取抗战胜利，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领导重任，创造了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业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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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3]中共党史资料(七)[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4]中共党史资料(十五)[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王金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杜君(1958—)，男，山东乳山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