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甄岩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还十分落后。毛泽东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文集》第7卷，P2)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毛泽东为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十分紧张而劳累的调查研究工作。《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
1，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主席乘专列由京广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高潮》一书的序言外，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作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回到北京后，一天薄一波去向他汇报工作。偶然谈到，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毛主席很感兴趣，即对薄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就有了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34个部委的汇报。这是毛主席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为指导即将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走适合中国国情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的调查和探索，直接为他提出和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主要的资料。
2，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的日程安排。
汇报按“口”的顺序进行。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才有各部汇报。从重工业“口”开始。具体日程是：2月14日国务院“三办”(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四办”(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六办”(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七办”(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五办”(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计委。《大事记》中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
3，继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3月中旬，正在34个部委紧张汇报期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邀集李富春、李先念、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开会，传达毛主席指示：准备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我们分别拟出工业、交通、农林水、财金贸等各方面的汇报参考提纲。各方面的提纲拟好并由计委汇总后，3月30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中央通知，发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立即着手准备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时间来京汇报。这个汇报于4月下旬开始。到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谈论十大关系时，已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四天的汇报会;在这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辖市委给毛主席的书面汇报材料。
再之，毛主席还采纳了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一书面汇报。不久，几百个工厂、工地的书面汇报，也雪片似地飞向中南海。
4，在听取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如此。现举2月15日这一天为例，这天早上9时40分开始，刘澜波向他汇报电力工业部的工作，13时左右结束;17时20分，毛主席去勤政殿，会见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19时10分会见结束，回到颐年堂，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听汇报劳累，除了时间紧凑，“连续作战”以外，还因为我们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有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他紧皱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半个月来的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继《高潮》按语之后，对我们经济部门的文风又一次尖锐的批评。
5，毛主席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听取34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建国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仅隔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前一项调查已经艰苦备尝。为什么时隔一个多月之后，又要花大力气，专心致志地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汇报工程”?这充分说明：毛主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真是费尽了心血。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本身和后来有关的讲话，已有明确的说明。《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文集》 第6卷，P82)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58年5月18日在八大二次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帮助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举世瞩目。但是，同社会主义改造比较起来，在建设方面我们自己的创造比较少，农业方面、商业方面比较好一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是照搬苏联的。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没有管理现代经济的经验，知识不足，经济技术落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又对我国进行了全面封锁和禁运。而苏联有了近20年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他们的经济和技术，相对来说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那时(斯大林时代)苏联帮助我们也确实是真诚的，例如：他们把全塑计划和管理机构动员起来，帮助我们搞出了一个有计划(按比例)建设的轮廓，又承担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骨干工程的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指导的任务。可是，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毛主席和党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主席早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那时，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
(二)认真听取34个部委和计委的汇报;酝酿论十大关系。
1，毛主席2月14日听薄一波汇报国务院三办工作(即34个部委汇报的第一场)时有一段开场白，讲的是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他说：“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曾希圣意见最多，对商业部很有意见，对不批准他们办肥料厂很有意见。看来是要有点约束，否则岂不是无政府状态?你们条条住在各地的机构，有没有不接受他们监督的地方?”“你们大家都来自地方，到中央就讲中央的话了。讲也要讲，但要让他们监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P483)听各部委汇报时，毛主席有许多生动的插话。这些讲话、插话无疑是他后来构思十大关系的思想火花。
例如，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主席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主席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主席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主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毛泽东传》1949-1976，P472)
关于重视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的问题，他在听取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汇报时，就明确指出：“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象小媳妇不敢斗争”。“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要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道”。在谈到机械工业部不能满足轻工业部门对机械的需要时，毛主席说：“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你们干起来，将来交出去也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P483-484)
又例如，关于学习外国问题，毛主席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就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这里，毛主席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毛泽东传》1949-1976，P473)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没有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苏联原来男女分校，讲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现在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P484)
2，2月16日，毛主席在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根据前两天的汇报，毛主席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主席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主席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主席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2月17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主席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时，毛主席断然地说：全部自给，北京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主席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指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2月19日、20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主席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主席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主席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主席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主席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听取二机部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主席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月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经验。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主席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27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2月28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1955年发电量为98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13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3月1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四办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2月17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在汇报到由于考虑国防安全的缘故对沿海工业要采取限制发展方针时，毛主席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听轻工业部汇报。在谈到农业部门供应的烟叶等原料质量下降时，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门作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主席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主席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3月5日、6日、8日、9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六办、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1953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主席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时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主席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主席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4日至3月9日)
3，3月13日，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七办汇报。
3月15日、16日、18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
3月19日到21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五办汇报。
3月26日、27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
4月2日、5日、8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4月9日到11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
从3月13日到4月11日，这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作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4，34个部门汇报整整用了37天。结束后，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从4月12日到4月17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资料进一步钻研。
5，从4月18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和计委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24日结束。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34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月18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一种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4月21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对若干问题的指示纪要，1956年4月18日至24日)毛泽东不久又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四)“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1，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4月15日开到28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正值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文集》 第7卷，P23)“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2，《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是有重点的。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进行讨论。由于部署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考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直接涉及对未来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因此政治局会议，除了一致同意概括出十大关系之外，中心是分析国际形势估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1955年有两大国际会议是很有影响的。一是四月间在印尼的万隆亚非会议，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二是四月到七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这就如同毛主席后来所总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毛主席和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周恩来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传达，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周恩来选集》下卷，P236)这可以充分看出，在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上，毛主席是多么有远见卓识!
建国后第一个五年军费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4%，这样政治局会议设想第二个五年减到20%以下，15%的样子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把国防工业发展步伐放慢，各类经济比例就比较好安排了。这是安排十大关系，尤其是前五大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于25日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他讲后，连续讨论了三天。5月2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上午，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时，他作了结论。
两次讲《论十大关系》的记录，十个小标题相同，而内容有所不同。4月25日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三天讨论和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1965年12月27日，根据中央建议，并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到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收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时，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因过高估计战争危险而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都没有收进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主席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重新整理稿于7月13日邓小平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版选集时再公开。”
这次对讲话的重新整理稿，是在胡乔木主持下完成的。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恢复了1965年整理稿中许多没有收进去的内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但由于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还是有些具体内容没有收进去。1991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曾“根据两次(主要是第一次)讲话的记录，就以苏为鉴戒和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所讲的内容，作些补述。”如下：
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还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毛主席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分析我人民解放军现状时，他批评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说：“那时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
在谈到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毛主席批评了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注：1913年沙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确实低于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产量达到8850万吨，总算是赶上或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毛主席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毛主席吸取苏联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多党联合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著名观点。
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毛主席说：“斯大林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
谈到是非关系时，毛主席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主席着重讲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做过的错事。他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不是用联共，而是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名义，由联共中央转发来的电报提出的——原书注);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P487-490)
这些未发表的材料说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当时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当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这是举世周知的。至于上述对斯大林的种种具体批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那完全是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着眼，避免给人以口实。这些内部批评，后来我党中央都通报给苏共中央了。
3，《论十大关系》发表的国际国内背景及其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方针。
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际国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改造已基本结束。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为适应这种变化，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路线和方针。这对于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对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P44)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五)《论十大关系》发表的重大意义。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条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路线。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毛泽东文集》 第7卷，P369、370)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213)
200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