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15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并将其纳入中国海疆版图。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谢必震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史学界注重收集中外航海地图，新发现的外国航海地图及航海手册都说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属于中国。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这在《舆地纪胜》、《顺风相送》、《筹海图编》等历史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近来，文学研究者首次对明清别集和相关文献中以钓鱼岛列岛为题材的诗歌进行了爬梳考订。研究结果再一次有力地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我国固有领土，文学文献也可以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供佐证。
1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明清钓鱼岛诗歌及其相关文献考述》座谈会”在京举行。据介绍，由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撰写的《明清钓鱼岛诗歌及其相关文献考述》将发表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上。记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钓鱼岛问题再添力证
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15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并将其纳入中国海疆版图。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谢必震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史学界注重收集中外航海地图，新发现的外国航海地图及航海手册都说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属于中国。
“过去学界比较重视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论证钓鱼岛问题，对文学文献的重视不足。明清别集和其他相关文献中保存着大量以钓鱼岛为题材的诗歌作品。这些文学文献可以‘文史互证’的方式为钓鱼岛问题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佐证。”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梅新林向记者表示。
罗时进是我国首位对明清钓鱼岛诗歌进行系统清理和考订的文学研究者。据他介绍，这些诗歌以文学审美的方式表现出对钓鱼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心理文化认同。其中有不少关于黑沟洋为“中外分界处”、姑米山为“入琉球界”的原注，都是对海疆的明确说明，可与若干历史文献记载相印证。
诗歌是如何证实历史问题的?记者在文章中看到，清人齐鲲的《航海八咏》中有两首诗：“钓鳌人已往，但见钓鱼台。绝岛重重峙，沧波滚滚来。谁邀湖海侣，独占水云隈。应笑披裘者，登临亦小哉。”(其四《钓鱼台》)“忽睹琉虬状，西来第一山。半天峰断续，八岭路回环。海雾微茫里，船风瞬息间。球人欣指点，到此即乡关。”(其七《姑米山》，原注：此山入琉球界)
据罗时进考订，齐鲲于嘉庆年间任册封琉球使官，这两首诗记述其旅程见闻。诗句中的描述正与陈侃《使琉球录》中的描述“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相印证，证实了我国的海疆边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绝非琉球舆地范围，而属于中国。
徐葆光曾于康熙年间任册封琉球副使，在他写于1719年的诗歌中，“南风三日越重崄，钓鱼诸屿随帆漂”，已出现“钓鱼诸屿”的提法，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钓鱼岛列岛”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相近的表达。罗时进指出，这些提法涉及领土归属的重要根据——“命名”。从徐葆光诗歌的个案能够看出，这些文学作品作为史料亦具有重大价值，罗时进告诉记者。
“清人诗文中有好几处都对我国海疆有明确说明，比如费锡章《黑沟洋》一诗题注‘中外分界处’，可间接证明钓鱼岛是在我国海域之内。不仅如此，从诗歌入手也可窥见一些历史细节。如在经过海洋分界线时需要‘投牲以祭’，说明那时的国家机器已经比较完备，古人并非不重视海权，而是已经有较为明确的疆域观念。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我国学界可以再向前迈进，比如翻译出版海外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说。
从文学文献入手发掘民族精神史
“文学文献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史料，而诗歌作品是一个民族情感史、精神史的表现。”罗时进说，“我目前所做的明清文献史料的发掘工作还是比较初步的，较多注意了出使琉球使臣的作品，而从客面广量大，发掘、整理和研究他们的钓鱼岛题材作品还有很大空间。在相关文学文献发掘的基础上，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加以‘集成’，专门出版，是我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钓鱼岛题材文学文献的爬梳考订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学者指出，文学文献作为史料的价值在于，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有丰富的呈现，是民族情感史和心灵史的表征。对于这些作品人文价值的阐释工作应进一步展开。
罗时进告诉记者，不少册封使者及其从客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了直接描写。他们对海岛之位置和形貌的发现、记录、描绘、注解构成了一种疆域图像，对疆域图像的记忆层累与升华，便是历史图像的再现与心理图像的形成，这表现出古人对海疆舆地的人文情感和认知心理。这种人文情感和认知心理不仅属于作家个人，而是历届册封使团的集体体验，最终成为其背后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经验。
“普希金说过，‘人民的历史是属于诗人的’，这句话并不过时。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兴’的意义上考察这类钓鱼岛题材的诗歌，更应从‘观’的角度，认识这类作品作为民族和国家历史经验的人文价值。”罗时进说。
人文学者应有“世道人心”的关怀
“学术研究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文学遗产》在创刊6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在2014年的第1期特约了罗时进的文章，就是为了呼应‘古为今用’的办刊理念，就是为了体现人文研究对于‘世道人心’的关怀。”《文学遗产》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说。
刘跃进表示，如今的学术研究面临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些学者的研究越来越个性化、书斋化、匠气化。这归根结底是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学者如果内心有对于现实的关怀，如果有国家民族的大局意识，自然就会生发感发人心的共鸣，在选题上也就自然能拓展出新空间。学者对于钓鱼岛诗歌的关注就是很好的例子。
“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比较关注以中原为中心的经典文学研究，对边疆地区文学关注不够。事实上，华夏各民族创造的文学遗产，如南部的闽越文学、西南的云贵川及藏族文学、西北的西域文学、东北的满蒙文学，构成了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学版图。从先秦的《越人歌》、汉代白狼王唐菆所作的《乐歌》三章，到清代的《西藏赋》等，大量丰富的文学宝藏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未来古代文学对于‘四边’的研究应得到大力支持与倡导，这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与现实价值。人文研究的出发点可以是‘兴趣’，但落脚点应当是‘世道’和‘人心’。”刘跃进说。
“文学研究者应当担负起应有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梅新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关注国家、关怀社会、关心民众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弘扬优良传统是当代学者的使命。文学研究者一方面承担着创造人类优秀学术成果的重要责任，另一方面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责任。对于明清时期钓鱼岛诗歌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明清文学的研究空间，更重要的是为钓鱼岛这一历史问题提供了新佐证。这充分说明了古代文学研究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方式对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表示关切。这应当成为一种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