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深入挖掘列宁晚年思想，将为我们创新改革的新方法、新理论提供重要思想资源，有利于形成新时代的中国系统改革论。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十月革命不仅极大震撼了全球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月21日是列宁逝世90周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我国学术界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研究，积极探索列宁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尤其从列宁晚年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实践思想中挖掘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以创新实践为语言“书写”新理论

　　俄罗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布兹加林指出，列宁是特殊的理论家，他不仅实现了许多理论创新，而且付诸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不仅以理论著作的形式，而且更多地直接以社会实践为语言“书写”新理论。“布兹加林是对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启念表示，列宁晚年探索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以鲜明的政治经济逻辑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拓展了创新的理论空间，其中的深邃思想内涵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在推进改革的战略高度上，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勇往直前。同样，面对各种错误学术思潮的干扰，学术界有责任在改革实践中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新的学术贡献。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列宁正是循着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论逻辑，领导了苏联人民进行如火如荼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自己思想理论的现实性和力量，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创新动力来自深刻的问题意识。“他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敢于正视现实问题。”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季正聚说，列宁总是带着各种问题去观察思考现实，并在解决问题中促进实践的发展，检验并创新自己的思想理论。当前，学术界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它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妄图重写历史，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领袖。这种思潮本质上不敢正视历史现实，不能提出真问题，更难以解决实践难题，是不具有任何创新能力的伪学术。

　　汲取哲学精髓 创新改革方法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贾建芳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反映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特点。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宏大的改革系统工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系统周密的理论思维。

　　“深入挖掘列宁晚年思想，将为我们创新改革的新方法、新理论提供重要思想资源，有利于形成新时代的中国系统改革论。”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认为，改革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盲目、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伟大的改革实践亟待深化改革的系统理论。因此，必须继承并弘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尤其是汲取列宁哲学思想的精华，创新改革的方法论。

　　列宁哲学思想的精髓，较集中地反映在两本哲学著作中。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反映论、实践论结合起来，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化的第一次重大尝试”。王东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视域中，发掘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而列宁的《哲学笔记》，蕴含着系统研究辩证法、认识论的总体构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最富有活力的重要生长点，“它启迪我们从哲学高度总结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和现代科学认识发展的大趋势，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系统化，为探寻改革之路创造现代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

　　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充分展示了他运用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高超理论建构能力，在工作中显示出灵活的思想方法特色。“列宁思想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安启念说，列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原则，但在具体“怎么做”的问题上，他无比灵活。实践对列宁具有首要的意义，这生动地体现在：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是适应变化了的实践和形势的做法;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建设，也是新经济政策背景下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而采取的新做法。列宁的思想方法是他留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

　　继承列宁政治构想深化中国改革实践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全面深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国学者应做好两件事：一是对苏联模式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作出全面分析评判，二是对列宁思想尤其是政治遗嘱继承与发展。

　　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间列宁写成的最后五篇论文和三封书信，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实质上是他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后构想，其中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系统改革的重要思想。“它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全盘改革计划，将其作为我们改革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生长点，有助于创造新观念新理论，深化中国改革逻辑，吸取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开创一种富有中国特色和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王东说。

　　如何开创社会主义新体制，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要通过劳动来创新国家、规范资本，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王东表示，美国和西方模式的特点是在资本膨胀后，绑架国家、控制劳动;苏联模式的弊端则在于压抑生产力发展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超越苏联国家垄断、国家资本化模式，又要超越美国资本垄断、资本主体化模式。”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处理劳动、资本、国家三者关系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破解实践难题的重要思路。

　　在经济改革方面，列宁的一个突出贡献是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市场”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体制运行难题。在政治改革方面，重点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受贿，让普通工人、农民积极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在文化建设方面，列宁认为文化落后的俄国，只有实现文化革命，吸收和改造人类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成果，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晚年的政治构想贯穿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体化的基本思想和“全盘改革”的原则，这无疑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资源。

　　“我国改革的主要理论渊源和理论根据，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深刻根源首先在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之中，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王东表示，只有从理论上澄清这些问题，才能使改革始终保持正确航向，彻底战胜各种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改革实质的歪曲。

　　受访学者表示，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促进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