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是毛泽东在1944年春天读到的。经他推荐，这两部作品在中国共产党从抗战胜利前夕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发挥了其他书籍难以替代的普遍教育作用。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是郭沫若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三百周年写的长篇历史论文，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该文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结果只待了48天便失败退出北京的过程和原因，着重叙述了起义军攻入北京后一些领导人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阐明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甲申》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一问世便引起广泛关注。

　　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读到《甲申》，立即看出这篇史论对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的警省作用。经他亲笔批示，4月18、19两天的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单行本。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专门强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8月下旬，周恩来托人给远在重庆的郭沫若带去延安出版的《甲申》和《屈原》(郭著历史剧)单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分别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11月21日给郭沫若回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在即将取得抗战胜利的时候，能否保持清醒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经过7年抗战，当时确实存在着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一些领导人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似乎对应了当时的现实。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还说，自己“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真诚地表达了这种忧虑。《甲申》这样的史论，确实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警省作用，因此“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提议郭沫若再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也是因为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几乎犯了和李自成同样的错误：生活腐化、内部不和、脱离群众。

　　毛泽东1944年4月提议延安《解放日报》转载《甲申》后，又读到同样反映李自成起义的手抄本章回小说《永昌演义》，作者是著名的李鼎铭先生的陕北同乡李健侯。4月29日，毛泽东给李鼎铭写信说：“《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所谓“以为将来之用”，也是从李自成身上总结经验教训的意思。

　　无独有偶，毛泽东阅读推荐《甲申》的同时，还读到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该剧本发表于1942年，最早的中文译者是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1944年春，他把中译本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连载，时间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一个月前，《解放日报》刚刚转载了《甲申》。

　　《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反法西斯战争前线的总指挥，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戈尔洛夫将军。他有功劳，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但却故步自封，骄傲自大。年轻的欧格厄夫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这不是内战”，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们打败十四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不能指挥作战’?好吧，我们来教训教训他。”剧本结尾是，这位总指挥没能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

　　《前线》中另一个典型人物，是脱离实际、靠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来写报道的记者客里空。他听说戈尔洛夫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没有采访便在报道中写道：“老将军知道他的爱子阵亡了，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有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的火焰烧干了。他坚决地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有人对他凭空虚构的写法提出质疑，客里空辩解说：“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把《前线》剧本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后，毛泽东似觉不甚尽意，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的社论，发表在6月1日的《解放日报》，全文约3600余字。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却为毛泽东详细修改，从保存下来的他的改稿看，他改得密密麻麻，整个社论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想法。

　　社论说，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前线》，目的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因此，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每个革命者应有的责任。学会赞扬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学会批评不好的，这也同样重要。像《前线》中的新闻记者客里空那样，倒是不好的。”

　　1944年6月，毛泽东明确把《甲申》和《前线》作为整风学习后期的文件。这年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通知还说，《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这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宣部起草的给各地各级党委电报中，又郑重地要求把《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教材”。

　　毛泽东和《甲申》、《前线》的故事还没有完。

　　如何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并非毛泽东偶尔忧虑之事。1949年春，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已成定局，毛泽东最为忧虑的，依然是党内容易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和革命到头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得很集中和透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依然是戈尔洛夫和李自成。据《杨尚昆日记》记载，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还提到：“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出戈尔洛夫。”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两次历史转折关头，都借助《甲申》和《前线》，告诫党员干部防止骄傲，使它们发挥了其他理论宣传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篇中国史论，一部外国话剧，讲的道理相得益彰，给人的印象鲜明生动，也确实容易普及。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李自成”和“戈尔洛夫”、“客里空”，经常出现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当中。人们常常联系身边的情形，把那些脱离实际、不求进取、骄傲自大的人称为“戈尔洛夫”;把那些不顾实际情况，吹牛拍马、说空话假话的人称为“客里空”。而《前线》中的另一个人物欧格厄夫军长，则成为勤于学习使自己适应新形势的典型。“绝不当李自成”、“不要出戈尔洛夫”也成为比较普遍的口号，促进了奋发进取、实事求是的时代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