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8年5月所作的《论持久战》，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战略主针。历史证明，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的。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影响力犹存。

　　前几年多家网站都流行一篇《抗日“持久战”思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的文章，注明摘自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誉学部委员，是一位十分热衷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学者。在谈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杨认为白崇禧在1938年1月27日至29日之间就“应该”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思想，比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还要早。不过，据笔者查证历史资料，这个“应该”其实是杨先生的个人解读，就像他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一样，是一种个人的看法，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相。关于白崇禧这个无证据的“应该”，笔者会另有专文，在此不赘。杨还提到了民国军事学家蒋百里，杨引用了一本蒋百里传记里的描述，认为蒋百里1928年就提出过持久战的相关观点，只可惜蒋的“言论均未形成文字”。

　　蒋百里的主要著作是《国防论》，因书中出现过“持久”两个字，就有人据此推崇他为抗日持久战的首倡者，此说法也在网上流行过。不过遗憾的是，只要读过该书的，“持久”这两个字在书中的出现确实与抗日持久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下面就将该书中含有“持久”字样的段落抄录如下：“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乎持久，而作战的精神，却在乎速决，但是看似相反，实是相成：因为德国当年偏重于速决，而不顾及于如何持久，所以失败，若今日一味靠持久，而忘了速决，其过失正与当年相等。”“坚固者，于各事之冲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谓，忍耐者，则意志抵抗之自时间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则相异，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则不能不藉于智之彻，盖行为之继续愈长，则对于行为之计画亦愈密，而忍耐力则实生于智力之计画者也。”“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

　　既然没有文字类的东西能证明蒋百里早就有抗日持久战的思想，像杨天石这样较真的或是专业或是民间的学者就努力挖掘其他人的回忆资料，其实也就是几句话，例如“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等等，然后冠以“蒋百里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说实在的，这个结论的文字也是从蒋百里其他文章里“提取”出来的。蒋在1938年曾写过一篇《速决与持久》文章投给了《大公报》。蒋当时在欧洲考察军事，所以文章的内容主要是与他的考察有关。该文开头是“法国战术家认为共计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为运动，一为射击(火力)”，结尾是“远适异国不知战斗的实际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过我以为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欧洲的问题是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蒋在1938年还写过一篇文章《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下之疆土”。如果把这些文字加以组合，这个“结论”中的“国民”和“持久”就都齐了。很显然，这种史料完全是没有什么权威性可言的。不过总有人还是喜欢通过某些文章隐晦地表达一下。例如笔者就看到过一篇有这样内容的文章。因该文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杨天石的观点，故现在不妨据此做个分析。

　　这篇署名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上，标题为《梁漱溟和毛泽东冲突揭秘》。该文写道：“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梁听了十分赞同。”

　　笔者看过不少关于梁漱溟的书，倒是发现这篇文章的观点有点新颖，因为据我了解，梁漱溟在听毛泽东关于持久战谈话前后的心情是两重天。梁漱溟是在见过蒋百里5个月以后的1938年1月去延安的，当时他的心情是：“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毛主席完全乐观，我是悲观的，我听了他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得乐观了。”“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梁漱溟》，群言出版社，第124-125页)梁漱溟自己也回忆道：“这篇文章(指《论持久战》--笔者注)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接下来笔者又把有关梁漱溟的书都翻了一遍，看看梁漱溟究竟是怎样对蒋百里的谈话感到“新颖”和“受启发和鼓舞”的。在梁漱溟的《忆往谈旧录》中看到了梁漱溟和蒋百里交往的回忆。梁漱溟是听到过蒋百里的关于“打不了也要打”，“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待国际局势变化”等等说法。但这既不能使梁受到鼓舞，也没有使梁感到新颖。在与蒋三次见面的最后一次(1936年春节一次，1937年8月两次)时，梁认为蒋百里“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19页)梁漱溟的这个疑问确实问到了点子上。梁的疑问正是毛泽东的持久战和国民党的持久战的根本不同。毛泽东所持的是“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的持久战观点，国民党方面是“待国际局势变化”，即“苦撑待变”的持久战观点。作为蒋介石下属的蒋百里，同样不大明白抗日持久战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真谛。因此，他“不知道八路军何以成功那么快?国民党军的后勤工作最腐败，而运输的失败乃是最主要的失败。”“八路军深入敌后，他们怎么获得人民的支持、掩护与爱戴呢?”(《蒋百里评传》，东方出版社，第97页)。中国抗战证明，正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了人民战争，才不断壮大起来，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然抗击了侵华的大部分日军。而国民党方面则不明白抗日持久战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道理，结果越战越弱。最典型的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时间里，国军约250万兵力与日军的50多万兵力作战，结果是，中国丧失了百余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损失了厂矿总数的三分之一;丢掉了年产粮1.2亿石的重要粮区。国军伤亡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而尽管那时日军已到强弩之末的阶段，付出的代价是伤亡7万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军被袭的同时，居然有中国民众为日军运输物资。以至于蒋介石在战役后哀叹：“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持久战”三个字说出口容易，要将“持久战”论出个战略指导方针来实属不易，如果要把这个“持久战”思想付诸实践则更是难上加难。一句话，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中国抗战的历史事实也已经证明，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都是无济于事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在论述抗日持久战方面比蒋百里要详尽的不乏其人。例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1937年9月就发表了《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论述抗日持久战的专文。他还成为河南当地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主要内容之一是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认识)，他主讲的《游击战争》大受欢迎，讲稿印制的小册子一时“洛阳纸贵”。但诸如杨天石等专业或业余的历史学者们未把范文澜列入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的人士名单。个中缘由不说也罢。毛泽东是抗日持久战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无疑是世人的共识。因此，对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观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不仅仅是大学者梁漱溟，还有其他一些名人如蒋经国。他的秘书余致浚回忆：“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划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