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 “前十七年”(1949—1966)中，史学界最引人关注的是围绕“五朵金花”及相关问题展开的深入、热烈讨论。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当时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讨论和争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史学研究逐渐多元化，“五朵金花”的讨论变得不再那么耀眼夺目。近年来，它甚至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重申“五朵金花”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地位，很有必要。

　　首先，它关注长时段和历史重大关节点的研究。与最终使史学研究陷入碎片化的“琐碎考据”相比，以“五朵金花”大讨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关注社会形态的变化。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汉魏之际是中国古史上的几个大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对这些关节点所做的一次透彻考察。围绕这一问题，除了根本否定奴隶制社会存在的观点之外，分别产生了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 (1978年之后还产生了东晋封建说、中唐封建说)等观点。尽管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却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从宏观上去认识和把握这些历史阶段的进程与变革。历史不是琐碎事件的堆积，离开宏观的理论框架，人们将无法把握历史长线的、有机的整体进程。毫无疑问，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互动来划分社会形态，重视经济对社会变动及其形态产生的基础性影响，是一种富有解释力和魅力的观点。以这种观点对中国历史作全面重新解释，当然应该主要归功于“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交锋及其轰动效应。

　　其次，它运用跨学科方法对历史进行解读和研究。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人们广泛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诸学科中借取理论和方法，剖析中国古代社会。例如，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争鸣中，史学家们从学理上对该问题予以澄清，并将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上民族之间战争的性质、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民族政策、民族间的 “和亲”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等问题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与理论价值。这种“跨学科方法”的使用与20世纪世界学术发展趋势相一致，为把中国史学带入社会科学化的新阶段起到了推动作用。

　　再次，它注重经济史的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特征。这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鸣中得到集中体现。前一个问题主要是通过研究构成与影响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来探讨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国有制还是地主所有制。在讨论中，“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一系列关键史实得以发覆，并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经济史从无到有并获得显著进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其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在何处“萌芽”，广大学者几乎翻遍了这一时期丝织业、棉纺业、矿冶业、农业、商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有关资料。也正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在何地 “萌芽”，人们深入开展了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使得对明清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大大深化，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目前，这门学科依然欣欣向荣，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五朵金花”的开创之举。

　　最后，它促进了历史研究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对推动下层社会和大众史研究起过巨大作用，促进了历史研究视角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换，“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这契合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导的研究民史的号召。唯物史观空前重视劳动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五朵金花”争鸣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热情。学者们收集、整理了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成果数量可谓惊人，并为今天人们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史学完成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结构性转换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现实紧紧结合在一起。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主导与主流，这是“五朵金花”产生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语境中，“五朵金花”的提出与争鸣有其现实合理性，为中国革命与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虽然“五朵金花”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属性，并且在理论运用与方法上存在着某些教条化与“左”的倾向，但毕竟绽放在学术领域内，并且参与讨论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是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展开讨论。他们怀着对学问本身的真诚与执着，考证、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在不同见解的交锋中蕴藏了许多崭新的观察视角、理论方法，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客观上刺激并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的生长点。如果没有“五朵金花”的讨论，就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也就没有今天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繁荣局面。“五朵金花”自身蕴含着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其学术史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它的历史地位不容抹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