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认知的迷雾

——读《故国人民有所思》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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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据说这是毛泽东主席1966年6月写的一首七律诗，题为《有所思》。

　　是时文革初起，毛主席正为万众敬仰，而其诗在当时却鲜为人知，有些异样。或许是作者“不愿”示人，甚至至今仍有人怀疑该诗是否为毛主席所作。故此，当有人向某推荐陈徒手先生著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时，乍看书名便颇感熟识，想必是之前读《毛泽东诗词》时阅过此诗。

　　《故国人民有所思》，只看书名，不知在“思”什么，看附题，方知介绍的“1949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对于浅薄如我者，尽管也读过一点书，但仍对书名的“附题”现象不太接受，总感觉不是在故弄玄虚，便是在卖弄文辞，抑或是时下吸引读者的伎俩，不得而知。或许此书不在之列，更或许仅是自己的愚见。但愿如此。

　　此书介绍的十一位教授，除蔡旭先生当时供职于北京农业大学、陈垣先生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余九位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分别为俞平伯、马寅初、冯友兰、汤用彤、贺麟、周培源、傅鹰、王瑶以及冯定。但是，就我看，不应少了本书的作“序”者邵燕祥先生，如此，应该是十二位教授。这十二位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学界精英泰斗，为同辈敬佩、后辈敬仰。十二位聚于一书，犹如十二盏明灯高悬天际，在中国，很难有比这道文化景致更璀璨的了。就自己而言，能够在十二位特定人物所经历的从建国后到文革前中国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特定事故中，体悟其思想的嬗变，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学习。读史长智，历事知理。读罢此书，思绪难断。

　　二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而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每人仅只是一朵浪、一块石、一粒沙，定好自己的位，演好自己的角色，就不枉来世一遭。

　　任何一个成功改朝换代的执政者，都要对前朝“余孽”进行扫荡，其主体不外乎族群、体例、思想等等。不如此，新生政权很难长久有效执政，不论多么开明的执政者，多么先进的政治集团，概莫能外。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夺取政权后，进行了一轮接一轮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历史规律，当属必然。因此，当朝代更迭初时，不少人选择随旧离新，待政局安定、社会平稳、思潮平息后再回流。对既不想离弃又不想接受新政权涤荡的想法，既天真又迂腐。

　　思想文化作为维系制度的无形之手，无时不在左右着上层建筑的构建。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和社会思潮的引领者必然成为新政权关注的对象。新政权建立后，一方面要通过思想文化的传承维系社会的稳定。谁都不愿看到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建立的新生政权，尚年幼时因动荡的社会而被扼杀，因此，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旧有的思想文化进行改造。因为旧时代的思想文化在催生新时代文化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维系着旧时代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体制。所以每次思想改造，特别是新政权才建立后的思想改造，首当其冲必然是社会思潮、价值取向。这是新政权的不二选择，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将如此。

　　至于以何种方式和理念支撑新政权，并无唯一选项，但每个政权必须对此作出选择。而评价其选择是否合理的标准，应该是民心民意向背、社会发展趋势、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诸要素的走向。但是，任何一种选择都将产生成本，并由这一国度的一切承担这些成本代价，有时这种代价甚至将溢出本国度弥漫世界。

　　在“国共两党”此消彼长的政权争夺中，双方共同选择了革命和战争。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当许多人试图远离政治，在科学兴国、实业救国的梦魇中独善其身，结果都毫无例外地被现实击碎而卷入其中。

　　新政府的执政者在旧政府的执政时期，一般处于在野的地位，以旁观的视角审视着旧政权的弊端，是时对旧政权产生诸多不满，这种不满甚至成为变革旧政权的决心和动力，因此，一旦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就会竭力改变旧政权中存在的弊端，这种改变形成了新执政理念，这些理念表面上冲击的是旧的执政体系，实质上冲击的是旧的思想文化中的糟粕。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生机上勃勃，经济上百废待兴，社会上人心思定，生活上追究富裕，而思想上却仍延续着旧的文化余脉，固守着旧政权的制度余韵，与新政权的思想文化进行着无时不在的交锋，如此，思想改造运动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三

　　很多人一般把我党的几次思想改造运动归究为“极左”。研究党史的不少人认为，我党的思想改造肇始于建国初期，其实，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又何尝不是一次思想改造运动?至少是一次预演。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潮水般涌入延安，在带去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一些滞障响共产党凝聚人民共同抗战的散漫与惰气。甚至影响到前方将士的抗敌决心。“我们的将士在前方流血，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却在攻击我们的党，谩骂我们的将士，挖我们的墙!”“受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影响，我们的战士都无心打战了!”有资料显示，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中并非个案。因此，尽管“延安整风”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更多地关注文化的超阶级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文化对他人的影响，忽视国家民族抗战大局的现象不无关系。没有统一的抗战意志，弱小的共产党队伍要够战胜顽敌，真的不可想象。当言论和思潮影响士气、影响政治、影响战争，肃风正言应是无奈。

　　当时的延安，除党内整风外，党外也进行了思想运动。延安文艺演座会对中国今天的文艺路线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整风的过程，在今天看来有过火的地方，但从当时的全民族抗战，从抗战后共产党迅速打败国民党的大势看，“延安整风”功不可没。这是每个不带偏见，客观理性的史家不难得出的结论。

　　建国后几次“思想改造”运动，同样具备这一特质。新政权建立后，思想混乱繁杂，因此，人们主观期盼新政权带来的新气象一洗旧政权的陈腐陋习，潜意识里却期盼维持自己故有的优渥地位。至于“思想改造”，若非外力所迫，谁又会轻易接受?毕竟人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并且，思想体系一旦建立，就将支撑人的生命直到终结，谁又会轻易放弃呢?这就是思想体系的稳定性特质。于是，一旦土壤适宜、环境宽松，在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的语境下，便出现许多对“思想改造”的诟病，特别是所谓“公知”，便会利用掌控的话语权，对时下的社会价值、社会思潮、社会舆论进行负面导向，产生一些以反思面目出现的抱怨、怨恨，因此，出现夸大记述、描绘“思想改造”的冲击、波动的文章和著述便再所难免。

　　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以借鉴为贵，但以历史研究为名丧失理性、枉顾真实的攻讧与泄愤便失去了“史贵求真”的基础。我们一方面承认思想转变是一个漫长、渐渐而艰辛的过程，一方面又对转变过程的艰辛进行主观、臆断的误判，何言其真。

　　事实上，思想状态与经历不无关系。在某种社会形态下，人们会发自真心地承认某种社会文化和思潮的正确性，而在另一社会形态下，又会颠覆原先认定的社会文化和思潮。因为认识在发展、在升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未尝不是如此。当我们满心期冀欢欣鼓舞进入崭新的时代，很多人都希望思想与时代同向，言行与时代同步。这种“改造”便有了较强的主观意志：既希望自己成为改造者，也希望自己成为被改造者。但是，一旦真正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时，便有诸多的不适，特别是一旦触及“灵魂”与“利益”时，抱怨与恐惧并行，尽管如此，在无法更改的事实面前，唯有直面和接受，很多的“接受”在当时是真心而真诚的，但是，随着新的社会形态的变化，人们又颠覆了原先的真心与真诚的思想状态，加之自我意识与自我体悟的主观与主导性，由此消减了理性和客观的份量，出现了诸多的虚妄。

　　四

　　《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从当时的几份简报中寻章摘句，试图再现1949年的改造“侧影”，加之作“序”者的推波助澜，似乎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毫无积极意义可言，“洒向人间都是恨”。在此要说，假如执党没有统一的意志，社会思想和舆论没有形成推动新社会发展、新社会进步的语境，在新政权刚建立，四周环顾的敌对势力虎视眈眈，各种思潮不断侵蚀的当时，党的执政意志能否实现，国家的政令能否有效执行，抗美援朝能否胜利，散布各地的匪患能否尽快清除……，这些都要打上问号。

　　谁都不愿曾经的错误重演，谁又能说“聪明”的后人言行无过，当我们无视历史现实和历史认知主观妄评历史功过时，本身就失去了获取历史真实的条件，其结果必然与历史真实渐行渐远。同样，当我们成为历史，后人以后人的认识而不是以历史现实与历史认知评价我们现在自认为“正确无误”的事件时，仍将重蹈我们现在的覆辙，形成远离历史真实的妄断。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永恒而绝对的正确，只有暂时和阶段的正确，错误亦然。

　　我们有的人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弃如草介，不论精华与糟粕，对者全盘收下，对后者全盘否定，以历史虚无主义以自我丑化，对这一问题一直纷争不已，在此不论。只想说，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真的一无是处，为何四大文明古国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历久传承?还想说，他们是否想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的话：“如果让十三亿中国人，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我们将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面对这种仇视，每个长着亚洲面孔、有着华夏基因、流着中华血脉、延续着同一文化的人有什么理由不珍视自己民族的历史，不为民族的富强兴旺而奋争。美国的另一位总统还说过：“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给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美国总统在外对我们的仇视，在内对国民的教诲，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吗?当我们封闭于狭隘的小我中一遍又一遍回舔自己在社会大潮中所受的伤痛，反复品味自己在思想改造冲击中带来的痛楚与不适，并一次又一次为之呻吟呐喊时，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经历放在国家和民族振兴的洪流中进行思考，是否想过在国家民族的大局中个人的位置和应有的担当。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尚能“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们在继承、享受先人留下的成果的同时，有什么理由不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由于我们太唯小我，太过狭隘，总在报怨国家、民族对自己曾经的“亏欠”，较少思考自己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以至于时至今日，甚至在自己的生命将走到终点时，仍怨气难消，真如此，岂不可悲!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故国人民有所思”。

　　红河卷烟厂纪委：王坚

　　2014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