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我认为，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250页。)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作为香港人，大家有目共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直恪守“协商解决”的决策，正视英国在香港的长期统治，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全国都处在极其混乱状态，香港本身也发生大规模反英“风暴”之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

　　大家知道，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高层一直要求有关领导不能拿内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去干涉香港。为了保证香港同胞的福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优惠价格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时期(1959—1961年)也从未中断，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紧张，存水量告急，中央政府作出决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结果，东江之水跨山而来，解决了香港的水荒。

　　我曾听有的学者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战略决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对毛泽东的无量功德不仅应该牢记在心，而且更应以实际行动落实之，使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真正长期保持社会安定和谐、经济发达繁荣，民生欢乐幸福。这是毛泽东在60多年前所乐见的香港，也是我们港人今天所企盼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