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他母亲一辈子被饥饿和疾病折磨，没享过一天福。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饥饿是难免的，但是莫言故意把她母亲的饥饿夸大且“附会”了。实际上，在撤销食堂后，莫言的母亲并没有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在家庭分工中主要是操持全家十几个人的饭菜。这个活虽然辛苦，但再饥饿也不会饿出“痨病”来。知道了这种家庭分工，也就明白了莫言说的母亲推磨什么的，都是把他母亲为家庭劳动“附会”成了为集体劳动;于是那“呕吐法偷粮”的真实性也不言自明了。

　　下面再来讨论他母亲的疾病问题。莫言对他母亲的病写得比较真实可信——

　　“就说说母亲生过的病吧，嗨，从我有记忆力开始，就看到母亲被这样那样的疾病折磨着。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请医生来看但是没有钱，钱在祖母手里卡着，当然不会为一个不喜欢的儿媳妇花钱看病，只好干靠着，去寻一些不花钱的偏方来治。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子的人家去捡鸡蛋皮，捡回来用锅烘焦，再用蒜臼子捣碎，然后让母亲冲着喝。还有一个偏方是摊一个鸡蛋饼，里边包上四两生姜，一次吃下去。我记得母亲吃了那个生姜鸡蛋饼后，痛得在炕上打滚儿，汗水把衣裳和头发都湿透了。那时以为凡是肚子痛就是凉，生姜大热，能治，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吃上四两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母亲心疼的是那个鸡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来的，没让祖母和婶婶看到。到了夏天，就头痛，脸赤红，干活回来，忙完了饭，别人吃饭，她就跑到外边去呕吐，翻肠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边，姐姐哭着给她捶背，我哭。秋天还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过去，到了冬天，哮喘又来了，说是得了痨病，痨病方，一大筐，不是鸡蛋就是香油，我们到哪里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用尿罐里的碱煮萝卜吃，用柳树枝烧水喝，怎么可能管用?还有妇女病，脱肛，据说治脱肛最好的方子是用猪的大肠装了大米炖着吃，吃不起，那时候我们连大米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母亲自己发明了一个偏方，晚饭后，找一块半头砖，放到灶火里烧着，刷完了锅碗，干完了活，将热砖掏出来，垫到肛门下坐着，自己说很舒服。”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她每年冬春都要犯胃病，没钱买药，只有苦挨着，蜂蜜一样的汗珠排满她的脸，其实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泪。在母亲低声的呻吟声里，我和姐姐躲在墙角哭泣。母亲腰上生过毒疮，痛得只能扶墙行走，尽管如此，还得忍受着公婆妯娌的白眼，扶病操持一家的饭食，还得喂牛喂猪。母亲终于端不住那盆饮牛的水而跌倒了，瓦盆落地粉碎，家人们最关心的是那个盆，母亲最关心的也是那个盆，她下意识地拼凑着那些瓦片，仿佛能把它们复原似的。……母亲每逢夏天必头痛，每晚必跑到屋外手扶着柳树呕吐，在家里呕吐怕公婆和妯娌厌恶。母亲患了哮喘病，入冬即犯，一行动就喘息不迭。母亲一直患有妇科病。母亲被驴把脚踢伤。母亲患了带状疱疹，疼得哭出了声。母亲患了面神经麻痹。母亲患有严重的肛肠疾病。”

　　从这些记叙中，我们看到了莫言的母亲是非常可怜的，除了身体上的疾病，还要受一个封建残余比较严重的家庭在精神上施加的压迫。

　　莫言还写道：“因为频繁的生育和饥饿，我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几乎都是疾病缠身。我小时候，夜晚行走在大街上，听到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在痛苦地呻吟，她们三十多岁时，基本上都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四十多岁时，牙齿都脱落了。她们的腰几乎找不到一个直的，大街上行走的女人，几乎个个弯腰驼背，面如死灰。”

　　这里写得虽然有些夸张，但也比较生动地刻画出解放初期乃至六十年代初农村缺医少药，医疗条件落后，医学知识缺乏的基本状况。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很着急，由于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他对卫生部门的工作极为不满。他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这就是众所周知伟大的“6·26指示”。

　　“6·26指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开。不但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由城市医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也形成了制度和规模。

　　莫言的母亲，也成为了“6·26指示”的直接受益者!请看他的回忆——

　　那次母亲生命垂危了，我们只能哭泣，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舍得花在儿媳身上。幸亏来了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很高明的省城的大夫为母亲做了手术。手术就在母亲生我们的炕头上进行，我们躲在墙根，听着母亲的呻吟，听着刀剪的声响，看着护士把一盆盆的血水端出来。

　　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

　　显然，是巡回医疗队救了莫言的母亲，也可以说，是“6·26指示”救了他母亲的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了他母亲第二次生命!当然，“6·26指示”不只是救了他母亲的命，而是有效地解决了有史以来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便捷的卫生服务，开创了全新的农村医疗的新局面，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莫言母亲的受益，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对莫言和莫言的家庭来说，这是多大的恩惠啊。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且不说要莫言“涌泉相报”，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混出来的大作家，把自家受的这个恩惠，实事求是地写成一篇散文，一个故事，或者一篇小说，让国人也看到一点新中国的光明面，应该是不难的吧。在获得诺奖领奖时专门讲母亲故事的演讲中，把这个故事也拿出来讲一讲，总是应该的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都应该是莫言最该说和最该写的一个“故事”。可是，没有。不仅没有“涌泉”，连一个像样的“水花”也没有。幸亏大于在他众多激情澎湃的回忆中，沙里淘金，发现了他这两滴“幸亏”的水珠，否则，有几个人会知道，原来毛主席的“6·26指示”，还是莫言母亲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