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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如何评价毛泽东

作者:徐久刚   来源:《党史文汇》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要奠基人。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和事业最主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回顾和探讨邓小平心目中的毛泽东形象,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毛泽东,理解邓小平,理解毛、邓之间的关系,更科学地把握党的历史,更好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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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汇》

  在苏区:邓小平是毛泽东的追随者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干预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上极力推行“进攻路线”,企图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取得全国胜利。11月初,在由上海被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会议把毛泽东的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地攻打大城市,攻击毛泽东“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犯有“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同时撤销了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军权。

  但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许多党员和干部不赞同王明的“左”倾政策,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的主要代表是代理省委书记罗明,在中央苏区的主要代表就是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记载: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在粉碎敌人的作战方针上,不搞“左”的“堡垒对堡垒”和“拼消耗”,而是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对于扩大革命武装,不是无条件地扩大中央红军、“武装一切工农群众”,而是着重“扩大地方武装”;在经济政策上,不认同“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主张红军把打土豪筹款当作主要任务;在土地政策上,坚决执行按人平分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不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主张。

  由于邓小平在一系列问题上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坚决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成了“左”倾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从而招致了严重的打击。

  1933年四五月间,中央苏区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矛头直指邓小平,兼及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史称“邓、毛、谢、古事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被批判的过程中,邓小平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退让。这从当时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的内容中可以证明。该文说:“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邓小平对此正气凛然的回答是:“我的‘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坚定地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直接后果有四:一是被“左”倾中央领导人撤销了职务;二是爱妻金维映被迫离开了他;三是受到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四是被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常遭敌人骚扰、人生安全无多大保障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会问:“你嗦嗦,这和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有何关系?”确实,邓小平在此无一言一语论及毛泽东,可你想过没有:邓小平付出如此重大代价,不就是为了捍卫自己“毛派”的信念,捍卫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事实表明,早在那时,邓小平就认定自己与毛泽东志同道合,自己是毛泽东的追随者,真理在毛泽东手里。笔者看来,这就是当年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1972年8月,“文革”尚在进行中,毛泽东在邓小平写给他的信的批语中有一句:“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其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于此可见,早在中央苏区,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毛泽东的正面形象就已根深蒂固,乃至此事让毛泽东念念不忘40年!事实胜于雄辩,邓小平当年在中央苏区挨整时的表现,就是对当年的毛泽东没有评价的评价。笔者还有这样的设想:这和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对毛泽东作出明确、科学的评价,在情感上、观点上是不是有某种渊源关系呢?

  建国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功绩第一,错误第二”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问题,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提上日程的。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中国发生了一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文革”,实质给党和人民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期间,被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被作为革命对象打倒的“走资派”,实际上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被批判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许多是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文革”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是脱离了党的领导,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给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犯下大量祸国殃民的罪行。历史判明,“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大动乱。

  1976年10月,王、张、江、姚“四人帮”落入法网。不久,新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样,如何评价毛泽东,那些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以及同情、理解他们的人,就同“两个凡是”的倡导者和信仰者之间,在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形成了明显的对立。1980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访华团时说:“确有一部分人想全面否定毛主席,也确有一些人想全面肯定毛主席,恐怕国际、国内都有这种情况。”11月26日,邓小平又说:“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到了十年,而没有看到整个五十九年的党史,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整个贡献。所以既然遇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去解决它,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这种思想混乱,对于党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于是,拨乱反正,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明确指出:“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在提出“拨乱反正”的同时,就隐含了评价毛泽东的原则:一,“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表明毛泽东不是完人,有错误,错误一定要批评;二,批评的目的是要“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不是全盘否定毛泽东。稍后,他进一步明确了评价毛泽东的原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邓小平是如何具体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呢?

  一、一再强调毛泽东的伟大。

  “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指延安时期群众对征粮过多的怨言——笔者)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的历史。……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强调要正确看待毛泽东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错。“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都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

  第二,毛泽东犯错误,主要是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倒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第三,毛泽东犯错误不能完全归结为品质问题。“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笔者),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领袖是人不是神,错误人人都会犯。“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做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第五,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不同。“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指‘文化大革命’——笔者),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时,邓小平回答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三、是非分明,功绩第一。

  “‘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毛主席确实错误不小,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比如,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确定中国永不称霸,确定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将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的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中国人曾被一些不怀好心的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而引领中国人民昂首挺胸站起来、令世人不可小觑的,是毛泽东。仅凭此一点,就足以让毛泽东永垂不朽。毛泽东有过“不小”的错误,但同他的丰功伟绩相比较,正如黑子无损于太阳的光辉。

  邓小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开辟改革开放道路的领路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每一个有党性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牢牢记住邓小平满怀深情的嘱托: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我们要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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