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近代中国的破坏者？

　　中国有着辉煌的过去，然而在近代却遭到了空前惨烈的破坏。这到底是谁之罪？是革命者还是革命的对象？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的事实来回答。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肇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到1945年，列强对中国发动的大小侵略战争绵延不断。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外，所有这些战争无一不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失败的结果，就是任人宰割和蹂躏。

　　仅仅百年，中国就与外国签订了1100多个条约和章程，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列强强迫中国接受的。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所说的那样，这些条款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强占我大片领土，获得各种名目的巨额赔款和数不清的特权。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其中规定：割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白银，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其间，沙俄趁火打劫，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我领土150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甲午战争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割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向日本赔款及支付赎辽费和威海卫守备费共计2.315亿两白银。如果再加上掠夺的其他物资及金银货币，总计合3.4亿两白银，是日本当时年财政收入的6.4倍。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清政府与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须付赔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10亿两白银，至少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此贪婪的榨取和残忍的肢解，即使是再富足的国家也不堪其祸，何况羸弱凋敝的中国。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惨绝人寰的杀戮、抢劫和毁灭。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后焚毁，八国联军对五代古都北京的疯狂洗劫，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1900年北京再度沦陷以后，仅在庄王府一个地方，八国联军就火烧、枪杀义和团员与平民百姓1700多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颐和园里所藏历朝文物，被强盗们用骆驼运往天津，累月不绝。目前，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珍贵文物不下百万件。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侵占北京以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攻陷南京以后，开始了持续6周的烧、杀、淫、掠“大竞赛”，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毁，两万多名中国妇女惨遭日军强暴，30多万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活活杀死。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无疑是对的。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进一步追问：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中国封建统治的反动性和腐朽性。首先，他们拒绝革新和进步，就像将头扎入沙堆的驼鸟一样，无视外面世界发生的巨变，死死抱住陈旧的封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观念不放。社会活力的阙如，生产方式的落后，直接导致综合国力的虚弱。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就几乎耗尽了国库储备，以后的财政状况更加糟糕。其次是极端的专制。清朝的统治者专制，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则由假民主真专制而赤裸裸专制，打着三民主义旗号的蒋介石同样是专制统治的行家里手。其三是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混战。“洒向人间都是怨”。直奉大战、蒋桂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都是封建军阀们演出的一场场祸乱国家、荼毒生灵的丑剧。其四是官僚机构的结构性腐败，对于百姓盘剥的日益加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龚自珍就非常愤怒地指出：那些封建官僚都是“老成之典型”，“因阅历而顾审，因顾审而尸玩”。这就是说，不作为、各顾个，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非但如此，他们还疯狂聚敛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从朝廷到地方几乎层层吃赃，于是“贪官污吏，布满天下”，搞得民怨沸腾、社会动荡。至于后来的各色封建统治者，同样在盘剥、腐败的道路上下滑不止。早在1939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及其他政府要员一共18人，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达6918万美元，相当于当时政府预算收入的77%、外汇储备的28%。1949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财政部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财产达20亿美元以上。看了这份报告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议会上气得大骂：贼！他们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面对国民党无可挽回的腐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萧公权尖锐指出：“三民主义已沦为权贵豪门的镇宅灵符，总理遗嘱已是当代最大的讽刺文学”。

　　毫无疑问，如此僵化、腐败的封建政权，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社会支撑，更谈不到什么国防动员力。在西方列强面前，他们除了战败、妥协、依附，与列强一道镇压人民反抗以求维持虚弱的统治之外，恐怕是别无出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太后的这句话，大抵道出了近代中国所有封建统治者主动的或者是无奈的选择。

　　然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却说：破坏中国的是“贫穷、疾病、贪污、愚昧、扰乱”这“五大仇敌”，而这“五大仇敌”则不应当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包括在内。当时，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公开致书胡适，针锋相对地指出：贫穷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出于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今日三尺童子，皆知此理。先生闭眼不看，自说自话，岂能令人心服！穆藕初是一位坚持反共立场的民族实业家，但是他在历经无数挫折之后也明确指出：要发展民族实业、实现国家富强，“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也特别指出：15世纪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由于“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仅从以上援引的几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的最大破坏者，绝非共产党人“革命史观”的偏见，而是中外一切严肃学者和有识之士基于顽强事实得出的共识。

革命是无奈的选择

　　面对近代中国的破坏，有人说，只要顺从地去做殖民地，中国自然就会实现现代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罔顾世界发展大势的虚浮之论。

　　世界大势是什么？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在相继征服美洲、非洲之后，又通过鸦片战争实现对于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征服。至此，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资本主义居于中心位置，而亚非拉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其不知餍足的扩张。这种逻辑决定国际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既得的经济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富强的大国来与他们争夺资源和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当然，我们不能说国际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中国搞过建设。比如列强在上海、天津等地建造的“飞地”和在东北铺筑的铁路，都曾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中国的发展繁荣，而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对中国进行金融控制、资源掠夺和军事侵略。1926年，英国麦加利银行的豪华大楼在天津落成之际，就被英国驻华公使夫人称为停泊于中国的“一艘巨大的金融战舰”；日本侵华期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一直是日本的所谓“野战铁道部队”。对于问题的这一实质，西方列强有时是并不回避的。20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享利·亚当姆斯曾公开扬言：“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事情非常明显，殖民地就是殖民地，只有被剥削、被奴役的份儿，又哪里谈得上现代化呢？

　　当然，这类伤害民族感情的论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上都没有多大的市场。依靠自己的力量救亡图存、起弱图强，才是中华民族的执著探索。在这一进程中，有过不少采用平和手段的尝试。洋务救国、改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都曾发出过闪亮的光彩，然而又先后归于寂灭，中国上空依旧是雾也深沉、夜也深沉。这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举措都奈何不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破坏者。而奈何不得这两大破坏者，中国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永远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于是，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进一步说，即使是近代中国的革命者，也没有一个先天地带有革命的基因，没有一个从从呀呀学语起就吵嚷着要造反、要革命。革命之于他们，可以说是经过万般无奈以后的最终选择。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他的第一选择却是“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即在体制内解决问题。1894年6月，他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启用新人”、“发展国防”六大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强国方略，被置之不理。迫不得已，孙中山才在同年11月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即使在投身革命以后，孙中山也是将矛头主要指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对于帝国主义的破坏性则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一度真诚地以为，美国“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英国“主持公理”。经历了帝国主义的一次次冷遇、欺骗和打击之后，孙中山才终于认识到：阻碍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不仅有封建主义，还有帝国主义，而后者是比前者更为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因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起初同样对帝国主义心存幻想。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中国首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巴黎和会的大厅。中国政府代表向会议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驻军等七项要求和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条宣言”，公开声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这样的许诺让中国人倍受鼓舞，北京的一些市民甚至涌向美国驻华使馆，发出“威尔逊总统万岁”的欢呼。陈独秀也撰文盛赞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然而，事情的结果竟然是：不仅中国的合理要求遭到和会拒绝，而且列强还决定把德国从中国山东夺取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巴黎和会给了中国什么？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军队抢走的几件天文仪器。这无疑是对中国的恶意戏弄。无耻的强权，再次使中国人从“公理战胜”的迷梦中惊醒。此时的陈独秀也激愤地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正是因为这样的沉痛教训，才使得他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青年毛泽东也曾是一个平和派。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要向强权发起“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直到1920年，他的认识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年12月1日，他在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曾这样倾诉自己的心曲：“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工作重点也是放在工农运动上，对于掌握革命武装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革命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短短3天的时间内，仅上海一地，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暴力，教育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拿起了枪杆子。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这种强烈的社会震荡，必然要带来这样那样的破坏，但是就其本质方面来说，则是对于破坏者的破坏，为建设扫除障碍的破坏，孕育着新生和希望的破坏。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如果我们只是指责革命的破坏而讳言反动暴力的破坏，而且拒不承认首先是因为有了反动暴力对于国家、民族的破坏才有革命对于反动暴力的破坏，这样的观点显然是违背史实、有失公正的。

革命者是热诚的建设者

　　早在20世纪初，针对改良派攻击革命“破坏一切”的谰言，孙中山指出：“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 纵观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破坏而革命，几乎都对建设怀有强烈的热情和殷切的期待。

　　洪仁玕在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期间，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建设方案，并由洪秀全下旨刊刻颁布，这就是著名的《资政新篇》。这一方案提出，政治上制订法律、制度；经济上发展交通运输业，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创立银行，发行纸币，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文化上设立新闻官、新闻馆，兴办学校。尽管这个方案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实施，但是它足以表明：在太平天国后期，其领导集团有过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建设富强中国的打算。

　　1912年民国成立，特别是南北和谈结束以后，革命党人大都认为革命已告结束，中国将迎来一个建设的时代。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解职之后，更是在各种场合郑重宣告：从今以后，将专注于建设和民生问题，首先是他所倾心的铁路事业。为了实现10年内筹60亿元资金、修20万里铁路的设想，为了振兴中国的实业，孙中山奔波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到之处，除考察、访问之外，就是宣传他的工业化主张。为了消除政治纷争，团结起来搞建设，孙中山明确表示“十年内不预政治”。同时，他还要求革命党人全力赞助民国政府和袁世凯，并且非常乐观地认为，“建设前途，于此望之矣”。 革命党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黄兴也辞去留守一职，遣散军队，对外宣布将“避政界和趋实业界”，并告诫同志：“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即使是在革命失败、建设告吹以后，孙中山依然不曾忘怀于建设。1917年——1920年，他完成了著名的《建国方略》。这本书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组成，描绘了一幅工业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建一个大港，在长江上游建设三峡大坝，让火车开进西藏等等设想，就是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人，则从来都不曾简单地将历史划为“破坏”与“建设”两个阶段，从来都是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努力地建设新世界。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亲自搞过调查的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就是 “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这里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搞得热火朝天。政治建设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之下，还建立了检查制度、值日代表、常委会、代表领导居民等组织或制度。经济建设上，成立了模范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组织，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生产力，并且帮助红军家属和孤老家庭解决生产困难的问题。与此同时，还成立合作社，组织居民入股做生意。文化建设上，首先是抓教育：7—15岁的孩子上列宁小学；16—45岁的青壮年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上夜学。其次是抓文艺。全乡成立了4个俱乐部，每村一个，每个俱乐部里都有新戏。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是，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在攻占中央苏区宁都县以后，也搞了社会调查。调查发现，在成为苏区以前，全县仅有15所小学和一些私塾；成立苏区以后，“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更为积极，每家悬挂一识字牌。”苏区建立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国民党的调查者颇为感慨，认为共产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

     1940年1月，也就是在抗日战争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就以高远的科学预见描画了战乱中国的光辉未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政治上，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其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政体——民主集中制。经济上，“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全民所有，但不禁止“不能操控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文化上，扫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同时吸收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化，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进行新的创造，从而建设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最后，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激励人们的创造热情：“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当拍掌欢迎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77、678、706、7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光辉文献，既是我们党对未来新中国光明前景的展望，也是对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的总结，又是指导我们党在此后建设解放区以至新中国的根本性指导方针。

　　政治上，当年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将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的成功创造。所谓“三三制”，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有三分之一。其产生的方法，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选举。美国记者冈瑟·斯坦曾用半年的时间对延安实施“三三制”民主政治的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嗣后，他感慨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经济上，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到解放战争时期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文化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分子更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日益深入，诞生了指引中国走向光明的毛泽东思想；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直到西柏坡精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地升华到新的高峰；革命文艺工作者、进步文艺工作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创作的大量优秀文艺作品，构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璀璨星空。

　　这里还要特别介绍一下城市的保护和建设。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每一座将要解放的城市，中国共产党人都精心谋划怎样才能为日后的建设保存更多的物质、文化基础。为此，我们以最大努力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此，我们在解放上海时严令不得使用重型武器。当时，我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幽默地说：解放上海就像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能毁坏瓷器。而在解放每一座城市之后，我们更是以惊人的效率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居民生活，恢复、发展生产及各项社会事业。1949年春，由张西曼、章伯钧、蔡廷锴等59人组成了一个“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团”。在目睹沈阳、长春、哈尔滨等10大城市及部分农村的管理、建设实践之后，参观团的成员一致认为：东北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天地，“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向来被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已经被教育和组织成钢铁般的集体。他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就会在全国取得胜利。

     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从而清除中国建设的最大障碍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更是以踔厉风发的姿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壮阔进程。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如今，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中国已经傲然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有人说，“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中国人民获得的“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这种论点在举国上下同心逐梦的火热现实面前显得何等苍白，这种心理又与中国人民的豪迈情怀相去何远！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迅猛发展与旧中国艰难坎坷的比较中，我们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领会近代革命对于国家、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正是摧枯拉朽的革命，洗雪了百年耻辱，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广阔前景。

　　历史雄辩地证明：革命是建设的序曲，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照亮国家、民族前途的火炬，是人民告别苦难、驶向幸福彼岸的航船。

　　（作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