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机会多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了解到有关他与自然辩证法的一些事情。

    一、在延安时有关自然辩证法与毛泽东的几次接触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我是在1940年1月。那时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我们想向毛泽东汇报这个会的筹备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做演讲，给大会做指示。他通知屈伯川和我两个人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去。毛泽东对成立这样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团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为陕甘宁边区建设作贡献，非常高兴，答应我们开会时一定去。那次谈话时间不长。除了谈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外，毛泽东还问了些他关心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人的情况。汇报和回答主要是屈伯川讲的，我估计我没有给他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但是那次谈话却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原先我没有想到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那样关心，没有想到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哲学问题也那样关心。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召开。在延安的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一千多人共聚一堂。在会上许多领导人发表演讲。正当代表们聆听陈云演讲时，毛泽东步入会场。在陈云结束了讲话之后，大家就欢迎毛泽东讲话。记得毛泽东在演讲中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生活生产都需要靠它来解决。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学习它。毛泽东还讲，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了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从自然界那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他说，边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更好地去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发展了。边区的社会制度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在这个演讲中还讲，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我们要研究自然科学。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那次演讲的时间有一个来小时，时间不算长，但是对自然与社会、科学与自由、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做了论述。这个演讲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很可惜演讲的记录当时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幸亏以后在《新中华报》上有一次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导，其中简单地记载了他这次演讲的一些要点。

    第二次毛泽东和我谈话是在四个多月之后召开延安新哲学年会那一天。

    1938年延安成立了一个“新哲学会”。除了在延安的一些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外，毛泽东、张闻天也是这个团体的会员。当时我不在延安，我是后来由何思敬介绍参加了这个学会的。1940年6月21日，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开会的地点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毛泽东、张闻天和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随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和到会的会员们相继发言。开幕词、会务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哲学上作出的贡献。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人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这个会上没有专门讲自然辩证法。但是在一件事情上同自然界的哲学问题发生了点关系。当时会上讨论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所讲的“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问题。在这时候我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其内部一对矛盾规定的，这对矛盾解决了，事物就会从旧质向新质飞跃，就不会存在过渡状态或过渡阶段。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多对矛盾所规定的，那么就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其中若干对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旧质发生了变化，同时又有若干对矛盾还没有解决，因此旧质又未完全起变化。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旧质与新质之间就会出现过渡的状态或过渡阶段。当时我没有想出更好的例子，就用水和玻璃来做例子。我说水的化学成份比较单纯，所以在固体的水和液体的水之间就没有过渡阶段，而玻璃的成份比较复杂，所以在有一定形状的玻璃到完全流动的玻璃水之间就会有既呈形又不呈形的一种过渡的状态。毛泽东很注意我的发言。

    会后，我们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我正好同毛泽东坐在一桌，并且就坐在他的旁边。他问我：“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我回答：“是。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又同我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问题。他说“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比如讲过渡的问题，你从自然科学讲到社会科学，这挺好嘛。”他就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讲了不少研究哲学的人要多学点自然科学这样的话，鼓励我继续在自然辩证法上下功夫。这次毛泽东和我一边吃着延安特产“三不粘”（一种用鸡蛋、面粉、油等原料精制的食品，吃起来不粘筷子，不粘碗，也不粘嘴），一边谈话，虽然谈的时间不长，可是我记得很牢。

    第三件事要讲一讲的是，1944年初毛泽东提出延安大学应该开一门全校师生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分三部分：先讲自然发展史，接着讲社会发展史，最后讲到中国的现实问题。开这样一门课，为的是使听众有一个关于自然、社会的完整的观念。他认为学马克思主义，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知识。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延安大学就决定开这一门大课。中国现实问题这一部分的讲授，由周扬担任，当时他是延安大学校长。社会发展史这一部分的讲授，由张如心担任，当时他是延安大学副校长。自然发展史这一部分的讲授，就由我担任。这件事我没有同毛泽东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接触。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周扬向大家传达的。但是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自然发展史是给以高度重视的。

    二、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一次谈话

    上面三件发生在延安的事情，都是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在延安我也只是在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方面同毛泽东有点接触。建国后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不限于这个方面。在有关自然辩证法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引起的。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1956年制定我国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专门制定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规划》。随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建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我兼任了这个组的组长。这个组从1956年10月起，办了一个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出了十五期。1960年夏遇到要整顿和减少现有刊物的事情。它停了一段时间，到1962年8月复刊。在复刊号上登出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1962－1972年科技十年规划时讲，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他接着讲：“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好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他问这个刊物是哪里出的。我回答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本杂志这样的注意。回家后翻阅复刊后的那两期杂志，推断这是在刊物上发表了坂田的文章的缘故。

    1964年8月23日，毛泽东接见前来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坂田时，对坂田说：“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当时我在场，就完全证实了自己的推断。坂田见了毛泽东后问我毛泽东读了他的什么文章。我就告诉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登载了他那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第二天，毛泽东把周培源和我找到了他的卧室，从坂田昌一的文章讲起，有关自然辩证法的问题，谈了很长的时间。那次谈话我很快就整理了一个记录，在与周培源核对之后，定了稿。这份记录当时没有打印，我自己复写了几份。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在北京召集全国工业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当时我给了他一份复写稿。也在这个时候中宣部编印了一本供少数领导人阅读的毛泽东关于教育等问题的谈话，也把我的这份记录稿收了进去。文革中，红卫兵抄一些领导干部的家，我整理的这份记录稿就流传了出去，在好几种《毛泽东思想万岁》那样的本子里全文登了出来。

    那天谈话的情况是这样的。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身旁的工作人员就把周培源和我领到了卧室。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第一句话是不无歉意地作了一句解释：“我习惯在床上工作”。我就说：“主席找我们来大概是谈坂田文章的事吧？”他说：“对了，就是这个事。”于是我们就坐在离床不远的两把椅子上。坐定之后秘书沏了两杯茶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都没有进来。谈话时房间里只有三个人，安静极了。于是，毛泽东就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一开头他说：“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毛泽东讲：“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毛泽东又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毛泽东还说：“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球就更加多了。……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一大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在毛泽东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插进去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我接着问：“哲学书里通常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毛泽东回答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时，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回答了我的两个问题后，他从天讲到地，从地讲到生物，从生物讲到人，就关于自然发展史的轮廓发表了一些想法，根本的思想是“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人类也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说的人类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是指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生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产生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代替它。”

    话题又转到物理学的新发现上来。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辨证法”。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我在当时没有作记录，是用心地听、只是在纸上写了备忘性质的几个字。周培源倒是作了记录。回家后我马上作了追记，整理成上面提到的那个记录，共有四千字。上面我摘录的是那些同自然辩证法比较密切的段落。

    由于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了李政道、杨振宁所发现的宇宙不守恒这种物理现象，并且提出问题说，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是这样。因此就在同毛主席谈话后的那个星期天，我和一些同志在同坂田一起坐船游昆明湖时，与他讨论了质量和能量守恒的问题，并把讨论的结果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第二年，即1965年6月，《红旗》再次发表坂田那篇《基本粒子新概念》的译文，由于坂田说苏联译得不甚准确，我们从日文重新译出，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并加了编者按语。同一时期还在“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专栏中发表一批文章包括朱洪元、龚育之和我的文章，其来由就是由于毛泽东对坂田文章的重视。这期《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对坂田文章中涉及的许多科学概念和事实的注释。朱洪元、胡宁、何祚庥、戴元本等物理学家后来在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发展出“层子模型”的理论。他们运用了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这同毛泽东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谈话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与自然辩证法”的回忆就写这一些。附带说一下，1948年到1951年我兼任了两三年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毛泽东看过的书，属于这个图书馆收藏的范围。其中有不少关于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书，多半是比较通俗的。书的封面打上了“毛氏藏书”的图章，或者手写体的毛泽东签名的印记。部分书有毛泽东看过这些书的圈点、痕迹。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注意购买和阅读这些书的。

从我多次听毛泽东讲话、阅读毛泽东著作和上面讲的那些直接的接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对自然辩证法一贯非常重视，有自己的见地，而且善于同社会科学、同他从事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工作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也是毛泽东作为伟大哲学家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