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82年出版的《湘鄂赣苏区史稿》是一部全面反映湘鄂赣苏区历史的党史著作，凝聚了早期湘鄂赣苏区历史研究者的心血。但由于成书时间早，受资料所限，书中难免存在部分不准确的记述，笔者特选取书中若干问题与编者商榷，以就教于该书编者和各位湘鄂赣苏区史研究专家。

关键词：湘鄂赣苏区  若干史实  商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宜春地区史料征集办等于1982年编撰出版的《湘鄂赣苏区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现存唯一全面反映湘鄂赣苏区历史的党史著作，填补了湘鄂赣苏区历史研究的空白，对于湘鄂赣苏区历史研究和宣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史稿》成书时间较早，很多珍贵史料尚在征集之中，有些史料尚未披露，受条件所限，书中难免存在部分不准确的记述和漏记。笔者就《史稿》中若干史实特提出来与同行特别是编者商榷。文中不当之处，敬祈批评指正。

一、湘鄂赣苏区范围应包括赣北

      《史稿》之“导言”部分介绍了湘鄂赣苏区范围：“苏区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百里。它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以及湘阴、岳阳一部分，湖北的阳新、大冶、通城、通山、崇阳以及蒲圻、咸宁、鄂城一部分，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武宁、宜丰（新昌）、宜春、奉新、高安（瑞州）、萍乡、瑞昌一部分，共计二十余县。有个时期还曾伸展到湖南的醴陵、长沙、临湘，湖北的嘉鱼和江西的上高、靖安、安义、永修等一部分地区，共有人口二、三百万，其中比较稳定的苏区约有人口一百万。”  

      这一介绍遗漏了赣北的德安、九江县、星子等县。《史稿》中的《湘鄂赣苏区形势1928—1933年示意图》也没有将南浔铁路沿线的这三个县列入苏区和游击区范围。书中更鲜有赣北历史的介绍，如赣北的星子暴动、赣北红军两上阳新等历史事件，忽视了赣北革命斗争的历史。笔者认为这是很不全面的，也是有失公允的。

1、赣北是一块重要的苏区

      中央巡视员子修在1930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整个赣北的地方，除几个县城外，差不多都是在我们的势力之下……我们的势力已到了离九江只七八里路。瑞昌虽然没有普遍的成赤区，但与港口德安的赤区是联通了。德安可说是只有县城还在反动统治手里，乡下完全在我们手里，并且发展到了武宁县，星子亦是只有城市及重要镇市还在他统治之下。整个赣北地域是十分之七在我们手里。统治阶级已不能统治赣北的乡下只有在城市统治着，所以乡下收捐纳税是不可能的，即是他们的武装亦不敢出城三里以外。”[①]文中记述可能有放大的地方，但赣北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是肯定的，特别是德安，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其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高度评价了德安等地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局面：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

2、赣北苏区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⑴方步舟回忆：“1931年3月间，鄂东特委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和湘鄂赣边区特委的通知，要求派代表前往修水的上杉（衫）开会……鄂东10县和赣北划归湘鄂赣苏区范围内……”[②]方步舟曾任鄂东南道委书记，他的回忆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⑵《阳新人民革命史》记述：“（1932年）8月，鄂东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港余家祠召开……宣布成立中共鄂东南道委。鄂东南道委管辖阳新、大冶、通山、鄂城、蒲圻、咸宁、崇阳、通城、嘉鱼和江西的九江、瑞昌、武宁、德安、星子等14县。”[③]阳新是当时鄂东南道委所在地，书中提到的赣北各县属鄂东南道委管辖，应属权威的记述。

土地革命时期，赣北与阳新往来密切。1930年赣北红军两上阳新， “（1930年）7月6日，赣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黄刚率该大队和赤卫队480余人，枪420支，离开岷山根据地向阳新进发。”[④]此为一上阳新；“继红七团成立之后的1930年11月29日，中共九江中心县委书记吴干、副书记沈逸民率赣北红军游击队约500余人，快枪480支、土铳数百支到达阳新龙港……将该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师第八团，由翟本山任团长、李贞任政委。”[⑤]此为二上阳新。

     1932年10月，鄂东南道委为恢复和发展赣北地区工作， “调集短枪队100余人组成驳壳枪连队，由吴英锐任队长。同时，调红3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喻照光和原在赣北工作过的刘为泗、田文灼、吕家桂、程光茂等人组成赣北工作委员会，喻照光为书记……”[⑥]由于这里原来群众基础好，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抗战爆发后，红十六师政委明安楼，鄂东南道委副书记林梅青来到赣北动员红军下山改编，不幸的是，由于久居深山，赣北工委负责人不明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误杀了明安楼和林梅青。

      若赣北不属于湘鄂赣苏区范围，鄂东南道委也不会派遣喻照光到赣北恢复发展党组织；明安楼和林梅青也不至于来到岷山而遭此厄运。所以，赣北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容置疑的，赣北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苏区范围是研究苏区历史的重要基础，书中这一漏记无疑是重大失误。

二、红16军成立于1930年夏天

第113页：“同年秋，在边区独立师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下辖七、九两师。”

笔者认为：红16军成立时间应为1930年8月。理由如下：

1、文献资料：1930年8月1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了红16军成立事宜：“6.五、八、十六各军围攻长沙，已于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八时占领长沙……9.省委决定以湘鄂赣边境的红军独立师集合平、修、[铜]、岳各县的赤卫队，编为红军第十六军，以胡一鸣同志为军长，孔荷庞（应为“宠”—笔者注）同志副之。”[⑦]从文献资料中可知红16军成立于红军攻占长沙期间。

2、《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史》记述：“（1930年）8月2日，红三军团和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市教育坪召开群众大会……同日，根据湖南省委原先的决定，以原红五军第一纵队和湘鄂赣边独立师为主，与平江、岳州、修水、铜鼓、茶陵、醴陵等县赤卫队共3000多人，组成红军第十六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⑧]

3、吴咏湘将军回忆：“一九三零年八月五日，湘北平江东乡的首镇长寿街，不是过新年，却是到处花爆火统轰鸣，锣鼓喧天……我们这里也有了主力红军！……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⑨]

尽管文献资料、党史论著和回忆材料所述的红16军成立时间不完全一致，但都将这一时间指向1930年8月份前后，是夏天，而非秋天。

红16军作为保卫湘鄂赣苏区的最重要力量，在军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反映红16军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三、龙港失守时间应是1932年10月

第121页：“一九三三年，敌人进占龙港……”。

龙港是鄂东南苏区的中心之一，龙港失陷是一重大事件。通过查阅相关史料考证，龙港失陷时间应是“1932年10月”。

1、方步舟回忆：“1932年10月间，敌人纠集十万人以上兵力，对鄂东南根据地龙港进行分进合击……道委决定退去龙港，保存有生力量……”。[⑩]

2、《阳新人民革命史》记述：“（1932年10月）4日晨，郭汝栋闻黄旅偷袭龙港不胜，命令二十六师全部出动，扑向龙港。……同日中午，敌郭汝栋部占领了龙港。”[11]

四、1929年大冶中心县委的史料不能论证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等的政策效果

第164—165页：“关于富农问题，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曾指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大冶中心县委根据上述指示，在《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策略路线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关于没收对象，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发布的《革命政纲》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同年十二月，大冶中心县委也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

笔者认为这些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恰当的。

1、1929年的大冶中心县委不属于湘鄂赣特委管辖，也不属于湖南省委管辖，而是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

咸宁地区组织史记述“1929年初，鄂东各县党组织普遍恢复发展，形势要求建立统一领导各县党组织的机构。同时，鄂东各县与省委（应指“湖北省委”。笔者注）失去联系，根据中央指导，7月在阳新县委基础上扩大成立中共大冶中心县委领导阳新、大冶、通山、鄂城、蕲春等县。”[12]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的命令一般不会送达直属于中共中央管辖的大冶中心县委。故不宜用另外一个根据地的工作来证明本根据地的政策，而应以当时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管辖范围的平浏修铜万等县史料来举例，这样才会有说服力。

2、大冶、阳新等县于1931年3月后才纳入湘鄂赣苏区范围。

湘鄂赣苏区范围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并非一开始就处于武长铁路、株萍铁路、南浔铁路和长江之间，开始只是局限于湘鄂赣边的少数几个县，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根据中央的决定，才成为后来的包括赣西北、湘东北、鄂东南，“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百里”的苏区。1931年3月的上衫会议是一个转折点，“（1931年）3月3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滕代远在修水上衫主持召开湘鄂赣边区党员代表大会，湘北、鄂东、鄂南、赣北等特委负责人和湘委办事处成员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关于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隶属编制纲要》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下辖湖南平江、浏阳和江西宜春、万载等县委、湘北、赣北分区委以及鄂东、鄂南两特委。”[13]此前，大冶、阳新等是独立发展的苏区，属于湖北省委领导或中共中央直接领导，1931年3月上衫会议之后，大冶、阳新和赣北各县等才并入湘鄂赣苏区范围。书中没有准确地反映这一历史变化过程。  

五、叶金波并非被“临时省委”拘捕和处决的

第207页：“临时省委把肃反工作同所谓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结合起来……据记载，当时被拘捕、审讯或处决的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省反帝大同盟主任张警吾、省互济会副主任胡筠、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红十六军组织部长刘英杰、红十六军九师政委李幼军、红十六军团政委汤钊、红三师政委叶金波、万载县委书记何曾益、铜鼓县委书记王楚来、平江县委书记王直、浏阳县委书记左之前、蒲圻县委书记高飞、阳新县委书记罗冠国等。”

《史稿》中将“临时省委”指代林瑞笙任省委书记时期的省委，本身此称谓就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段文字所涉及的被拘捕、审讯或处决的人物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比如红三师政委叶金波，被拘捕和被害的原因是王文驿战斗失败，而王文驿战斗则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三师在王文驿遭敌袭击，损失兵员三分之二以上。”[14]《中共通山简史》记述：“王文驿战斗失败后，鄂东南地方红军受到严重挫折。红十七军番号取消，张焘被停职调离（不久叛变），叶金波停职反省……1934年2月初，叶金波被害于太平塘。”[15]1934年2月，新任省委书记陈寿昌已到达湘鄂赣苏区一个多月，此时已非林瑞笙任书记的“临时省委”时期了。

此外，阳新县委书记罗冠国也非“临时省委”期间被害，据《阳新人民革命史》“罗冠国”条目介绍：“1935年春，（罗冠国）率中心县委机关、河南军事指挥部、红一师在赣北坚持游击战争时，被敌人重兵包围，在突围时中弹牺牲。”[16]咸宁地区组织史记述：“（六）中共龙（港）湖（市）瑞（昌）中心委员会（1933.11—1935.春……书记：钟承兴（1933.11—1934.3）；罗冠国（1934.3—1935.春，牺牲）”[17]1935年春罗冠国还担任龙湖瑞中心县委书记。所以其错误是很明显的。

再如张警吾和胡筠尽管系“临时省委”时期所拘捕，但他俩被害，却是新省委书记到任后，“（胡筠）于1934年1月，在万载向铜鼓转移的途中秘密枪杀在铜鼓三溪坳山坡旁的一棵大梧桐树下，时年36岁。”[18]

六、授予红16军“坚强苦战”锦旗应该是“一苏大”

 第212页：“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根据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赠给红十六军‘坚强苦战’旗帜的精神，编成红十六军军歌，以鼓舞大家继续前进。”

笔者认为，全苏大会授予红十六军“坚强苦战”锦旗应是1931年11月召开的“一苏大”，并非1934年1月召开的“二苏大”。

笔者就此事专门请教了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的专家凌步机同志，他明确告诉我：“给红16军等的授旗仪式是‘一苏大’时举行的，原来征集过这方面的史料，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就根据这一史实进行了陈列。”笔者两次参观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听到了关于“一苏大”赠予锦旗的介绍，也看到了仿制的“一苏大”赠给红16军的“坚强苦战”锦旗。同时，修水党史办曾采访过担任 “二苏大”湘鄂赣代表团副团长的冷郭仪，冷说：“‘二苏大’时湘鄂赣苏区正受到批评，省委领导受到撤换，不可能赠予锦旗。”[19]并且，红16军已于1933年改编为红16师了，若赠锦旗也应是赠给“红16师”而不是赠给已不存在的“红16军”。所以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红16军军歌的作者，修水党史办作了专门调查，据部分修水籍红16军老战士介绍，军歌系吴天骥作词。笔者认为更为合理，因为吴是政治部主任（曾任修水县文化委员会主任），而高则为九师政委，这更应该是军政治部的工作。此史实仍值得商榷。

七、吴致民牺牲于农历1934年除夕夜

第220页：“1934年9月，……道委书记吴致民（胡梓）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事实上，吴致民牺牲时间是1935年2月3日，农历甲戌年（1934年）除夕。

1、亲历者回忆：通山县党史办对吴致民的牺牲进行了详细调查，专门采访了亲历此事的乐俊昌老人等，乐回忆：“1935年2月3日，正是过大年（甲戌年除夕）的夜晚，从江西过来的敌人冒充游击队，找到道委机关吴致民、刘士杰的住房（现在公路上的老屋）……不幸的是吴致民在屋南侧的山坡阻击时被对面山的敌人乱枪打中而牺牲。”[20]乐就是冷水坪人，是事件的亲历者，吴牺牲的日子又比较特殊，回忆应该是可信的。

2、《中共崇阳简史》记述：“1935年2月3日，时逢甲戌年除夕，一股从江西过来的敌军，获知道委机关守卫空虚，冒充修铜宜奉边区的‘游击队’……连夜直扑冷水坪……不幸的是吴致民冲出门外向后山坡上奔跑时，被敌人乱枪击中，腹部受伤，壮烈牺牲。2月4日（大年初一），鄂东南道委机关为吴致民召开了追悼大会。”[21]

八、徐彦刚死因是被贪财者所害

第248页：“战斗中，徐彦刚负伤……。徐彦刚带一个排到永修云居山治伤。后来，四十六团的一个营长叛变，带领敌人的便衣队，用锄头将他打死”。

徐彦刚之死并非部下叛变所致，系贪财者谋财害命。

1、《永修人民革命史》有详细记述。永修党史办根据调查材料和凶手黄圣彬的案卷，在《永修人民革命史》中对徐彦刚的牺牲经过作了详细记述：“（徐彦刚在云居山受伤后，）最后决定留下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卫生员保护徐彦刚养伤，潜伏在云居山圣水塘山谷半山腰一个孤老家养伤，……由于山上粮食缺乏，不得不到山下黄家屋场搞吃的，黄家屋场有孤老的徒弟黄圣春，徐彦刚不时到黄家搞粮食，黄家兄弟三人知徐彦刚是国民党重金悬赏的人物后，又见其身上带有银元，遂起杀害之心，以达掠财邀赏之目的。一天晚上，徐彦刚在黄家灶前坐着，卫生员在里屋，警卫员在外警戒，黄家兄弟见时机已到，老二黄圣彬手持牛角斧，在徐彦刚身后暗处，趁其不备，猛砍两斧，徐彦刚同志当即牺牲……”。[22]所以徐彦刚之死并非《史稿》中所说的叛徒告密，而是被贪财者所谋害。同时，当时徐身边也没有一排人，只有贴身的几人而已。

2、《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简称《回忆录》）编者进行了考证。《回忆录》收录了傅秋涛的《高举红旗，坚持斗争》，该文讲述了徐彦刚的牺牲经过。《回忆录》编者专门用尾注作了纠正：“此事经编者进行过调查，情况是这样的……徐负伤后把部队交给四十六团政委明安楼，自己带警卫员和卫生员各一人在云居山的周坑养伤时，被歹徒黄盛（圣）彬兄弟三人用牛角斧砍死……”。[23]

九、部分重要历史事件漏记或着墨太少

1、第一面军旗不应该漏记

第一面军旗的诞生是有定论的，军旗设计者、后来驰骋湘鄂赣的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去世时，198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详细介绍了何长工同志生平：“他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由他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24]这是权威的定论。第一面军旗诞生这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更是湘鄂赣苏区史上的大事，如此大事《史稿》却并未记载令人遗憾。

2、上衫会议应载入史册

1931年3月在修水上衫召开了上衫会议，撤销湘委办事处，成立湘鄂赣特区委，明确了湘鄂赣苏区的管辖范围。此次会议上，鄂东的阳新、大冶等县和赣北正式列入湘鄂赣苏区范围，“从此鄂东南苏区成为湘鄂赣省苏区之一员了”。[25]

方步舟对成立湘鄂赣特区委的上衫会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上杉（衫）会议虽然时间很短，没有任何决议，只成立湘鄂赣省委（应是湘鄂赣特区委，笔者注）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是湘鄂赣省委领导的开始，是湘鄂赣苏区统一领导最重要之一环，也是鄂东南苏区改变领导关系的关键，在历史上是一个分界线，不可忽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没有上杉（衫）会议，就没有湘鄂赣省委，也就没有鄂东南道委。因此上杉（衫）会议是一个关键性的会议，非特书不可。”[26]尽管方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对上衫会议的评价应是中肯的。湘鄂赣特区委尽管只有短短的4个月，却统一了整个苏区的党组织，明确了苏区的范围，为湘鄂赣省委的建立和苏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上衫会议应载入史册。

3、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绩应该铭记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在党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但《史稿》只对其在长沙的活动作了简单介绍，离开长沙后的情况则没有记述。事实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离开长沙后，并没有停止活动。

《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记述：“（1930年）12月，敌人逼近长寿，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迁至江西修水上杉（衫），决定改名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了筹备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涂正坤调省筹备委员会工作，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改由王直担任。”[27]可见，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正积极做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修水烈士纪念馆就馆藏有1931年6月22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印发的《战斗画报—选举运动特刊第八期》，“画报”形象地进行选举宣传：“哪些人有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代表所担负的任务” 等。

同时，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还进行了大量的建政实践，如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就馆藏有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离开长沙后发行的《婚姻法布告》、《征收累进税公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公报（七、八、九期）》等，从这些珍贵的文物可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一年多期间，开展了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湘鄂赣苏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历史功绩应该宣传和铭记。

十、《史稿》中其他需要商榷的问题

1、苏区形势图应使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地图

《史稿》中的《湘鄂赣苏区形势1928—1933年示意图》所使用地图是当代地图，没有准确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如图中浙赣铁路之玉（山）南（昌）萍（乡）段在1928—1933年间尚未筑成，该图上则已标出；南浔铁路的南端只到牛行车站，而图上已过了赣江；本属于九江管辖的小池划入湖北的地界等。图中还标有建于70年代的柘林水库等。

同时，湘鄂赣苏区形势图起始时间1928—1933年也是不妥的，会让人误解苏区的存续时间只是1928—1933年。众所周知，湘鄂赣苏区坚持10年之久，最长的岷山根据地坚持12年，笔者认为应标示“1927—1937年”期间苏区形势为宜。

地图在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阅读本书有很大帮助，但由于地图未准确反映历史原貌，会给研究者带来误读和错觉。

2、黄坊战役时间在“一苏大”召开期间

第106页：“黄坊战役：玉岭山战役后，红十六军和红三师继续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消灭地主武装，以巩固和扩大苏区。一九三一年九月，驻修水敌刘夷三十二旅，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另拼凑了一个保安营，侵犯渣津。红十六军即回师修水苏区，与红独立二师四千余人，埋伏于马坳、黄坊一带。当敌向渣津进犯行至黄坊时，被我伏兵打个措手不及，死伤惨重。此役共缴获敌步枪四百三十七支，俘敌三百余人。红十六军政治部特为此役发了胜利捷报，并通令嘉奖全体指战员。”

该战役时间不准确，应属于“一苏大”开会期间的1931年11月16日；敌方战略意图不准确，并非侵犯渣津，而是偷袭省委省苏驻地上衫；参战部队不准确，我方参战部队应为红16军和红三师、修水警卫一、二营等。红独立二师此时尚未成立，更无法参战。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送审稿）》之“大事记”部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红十六军一个团和红三师共两千余人，在县、区游击队配合下，在修水黄坊伏击敌独立三十二旅两个团和江西保安团，缴获步枪四百三十七支，机枪两挺，子弹四万余发，活捉敌团长一名，官兵三百余人。至此，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28]笔者认为此记述比较准确。

此役正值“一苏大”召开期间， “战斗结束后，湘鄂赣省委、省苏召开祝捷大会……并编了《黄坊大捷》歌，到处传唱。”[29]此役影响较大，准确宣传非常必要。

3、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衫召开

第154页： “1930年6月，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朱溪厂召开，主席樊其发”。

《修水人民革命史》记述：“1930年6月24日，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衫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樊生发当选为县苏政府主席。”[30]修水党史办曾就会议地点进行了详细调查，认定在修水上衫召开，而朱溪厂则是修水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主席非樊其发，而为樊生发。樊生发是修水县知名的烈士，而修水党史上没有樊其发其人。

4、“恋爱研究社”不是反动组织

 第204页：“据记载，一九三一年初，开始发现‘改组派’、‘AB团’、‘恋爱研究社’、‘白军团’、‘姊妹团’等反动组织……‘AB团’和‘恋爱研究社’等，活动也十分猖獗。”

 《修水人民革命史》记述：“该组织（指“恋爱研究社”）是修水苏区化装讲演团的20余名进步青年男女为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而于1930年底自发组织起来的青年群众组织。她成立后曾得到中共修水县委、县妇联的支持，在青年群众中有一定影响。1931年1月，国民党陶广部特工人员潜入修水苏区腹地渣津，侦有‘恋爱研究社’组织后，认为有机可乘，向主子献计：派人潜入修水苏区机关内部，进行破坏。”[31]可见“恋爱研究社”并非反动组织，而是敌人毒施反间计，当时苏区领导没有明辨是非而导致的错案。修水党史办曾就“恋爱研究社”案进行了认真调查，还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过，要求给予此案平反。笔者也曾作过认真调查，走访了部分老同志，都是众口一词，“恋爱研究社”本身是一个进步组织，只是由于敌人实施反间计，导致“恋爱研究社”成员蒙受不白之冤。时至今日，不仅未得到公正待遇，却仍给予错误评价，实属不该。

5、有的机构名称表述不准确

第94页尾注：“见彭德怀1930年9月21日给致民同志转赣东特委并转各级党部信”之“赣东特委”应为“鄂东特委”，一字之差，却是离地千里。第110页： “修平铜通为东路指挥部，指挥独立第二师……”之“东路指挥部”笔者考证应为“中路指挥部”，从方位讲也更贴切；第121页 “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第五分校”称呼不够准确，湘鄂赣苏区不可能有五所红军学校，笔者认为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分校”为宜，这应该属于全国苏区红军学校中的一所。

作者情况：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大道66号市委六楼，邮编332000，江西省九江市史志办主任、副主任 271077298@QQ.com，0792-8223343，13607023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