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初次踏上陕北大地，曾经这样描述：“这里是我所走过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是，历史早已经写就了，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曾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一段充满传奇的历史，成就了一个政党的辉煌，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今天，当人们到访延安，驻足在苍凉的黄土高坡，徜徉在低矮的土窑洞前，依然会发出感慨：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在延安近郊一片苍山翠柏之中，静静伫立着一座墓园——“四八”烈士陵园。长眠在这里的英烈，有叱咤风云的英武战将，有才华横溢的江南才俊，也有机智勇敢的谍海英雄。有人说，这座墓园与众不同，因为这里掩埋着一批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也许，透过他们——那个群体当中的普通一员，我们真的可以触摸到那个群体的精神世界，可以尝试着走进那一段辉煌历史的最深处。

    一

    陵园中轴线上的烈士，叫做王若飞，贵州安顺人。19岁追随他的舅父、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声先生参加“反袁运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少年时读《木兰辞》，喜欢当中的一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便给自己改名为若飞，字王度。他曾先后留学日本、法国、苏联，参加过学生运动，领导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党内从事过种类繁多的工作，包括宣传、组织、统战、军事、少数民族、外交等等。重庆谈判的时候，著名的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曾目睹他在谈判中的表现，说他“辩争众口，屹然不动”！他逝去多年后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依然为人所称道。他拥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强健的体魄，是党内难得的“全才”。但最令人折服的，却是这位共产党人身上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1931年10月，因为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包头被捕。5年7个月的狱中生活，四个字足以概括——气宇轩昂。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他招出同志，他的回答很有知识分子气：“招”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抠去了；押上刑场，八支步枪指着他的头颅，他面无惧色：“开枪吧！”带进法庭，他理直气壮高声宣讲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令对手狼狈不堪。被投入囚牢，他又迅即组织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而且很快就在狱中成立党小组，成功领导了绝食斗争。时任绥远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听闻其人，心生感佩，在自家客厅数次款待他，当然，许他以高官厚禄。王若飞则借机宣讲党的政策，劝傅将军反蒋抗日。阎锡山也曾派自己亲信秘书前往劝降，王若飞一言以对：“我，只为共产党做事。”他的舅父不远万里去往狱中两次探望他，希望能够疏通关系搭救他出狱。他对舅父讲：倘使为了一个人的存活，而背叛了千万人的事业，被千万人所唾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舅父看他如此决绝，心生悲观，问他：倘有不幸，遗蜕何存？他回答：大青山上。他的舅父只好含泪在大青山为他买下一块坟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内心里有着浪漫的情愫。他曾从衣服内衬上撕下一尺白绸，用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与自己深爱妻子的诀别：“忘了我！别了，我们在红旗下相聚，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浪漫，激情，和面对生死的淡定。但是，面对革命的未来，他依然豪情万丈。5年多的牢狱生涯，他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所有可以用的器械坚持锻炼身体，狱友们对此难以理解：死都不害怕，何必如此？他回答：一个人只有经历了牢狱这一关，出去之后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相信我，革命一定会成功！面对这样一位对手，傅作义曾经感佩：为什么人才都出在共产党那里了！相信傅将军他所感佩的，不仅仅是王若飞的才华，更是这位共产党人身上信仰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

    在这座陵园里，还有一位烈士广受关注。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少年时期投身革命，才华横溢。19岁赴苏联学习，回国之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年仅24岁的博古即担任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期间，因为路线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应该是最令我们感到困惑的烈士之一。想想看，一个历史书上名字总与错误相连的人，凭什么可以得到后人的尊重和怀念？然而，岁月流逝，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却越来越厚重。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博古从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没有因为一己之私采取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党性原则。在交出印章和文件箱时，他就说了一句话：“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保证完成任务”。在此后的人生中，他真的是这样做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组建新四军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博古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尤其在我们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中，他更是立下卓越功勋。1941年，博古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堪称是我们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期间，他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一直在持续，认识也日益深刻。日记里，他用了八个字总结自己所犯的错误：罪孽深重，百身难赎。在党的七大发言时，他阐述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我是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总司令官，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我是最主要负责人。然后，他将自己投身工作，呕心沥血，竭尽所能。一位同事在回忆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描述博古生前的工作状态：“每日凌晨，副总编辑打铃喊‘上早班的同志起床了’，不久，博古到早班办公室初审《解放日报》新闻稿、终审副刊稿，下午与晚上审新华社稿，处理各单位行政工作，去中央政治局开会是上马就跑。抽空儿用砖头压着原著，斜放在小桌上，抬头看原著，低头写译文。清凉山上众人皆知，博古熄灯最迟。”难得的是，在这样的工作重压、心理重压之下，他依然保有明朗的心态。据说，工作之余，他最喜欢和孩子们玩耍，笑声爽朗、洪亮，很远就能听到，以至于在年仅六岁的儿子记忆当中最深刻的，竟然是自己父亲“如鸭子般的笑声”。曾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也曾用八个字描述她所认识的秦邦宪：聪明、朝气、明朗、愉快。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曾经说，外表看起来，他更像是一位年轻的教授。然而，这样一个外表文弱的书生，内心里若不是真的拥有一个革命者无比坚定的意志和信仰，他怎么可能走完这样一个短暂、曲折而又恢宏的人生？中国有句古诗说得很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牺牲时，博古年仅39岁，身后留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译作。站在今天回望博古，他身上的勇气、力量、坚韧，应该只能来源于他内心深处无比博大而深刻的精神追求和对自己所选择信仰的无比坚贞与自信。

    三

    在这座陵园里，还有一位烈士名扬四海，他就是叶挺。我们认识叶挺，透过历史书，也透过语文课本里他的那首《囚歌》。叶挺将军，毕业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正规意义上的陆军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里走出了大批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顾祝同、陈诚等都是他的同学、校友。早年他追随中山先生，年仅25岁即担任中山先生警卫二营的营长，陈炯明叛变，是他亲自护送孙夫人逃离险境，深得中山先生的信任。1924年，叶挺赴苏联学习，期间做出自己人生最重大的政治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立下赫赫战功，而立之年就成为名扬四海的“北伐名将”。所有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难理解，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样一位骁勇善战的年轻将才，他的未来该有多少选择，该有多么美好。但是，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将军没有选择自己似锦的前程，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政治抉择，先后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我们党领导和建立人民军队立下了卓越功勋，毛泽东因此在延安当面称叶挺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任司令官”。广州起义失败后，因为共产国际的不公正对待，叶挺脱党10年之久，但爱国爱党却矢志不渝。抗战爆发，他毅然回国，出任新四军军长。三年间，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他往来斡旋于国民党上层，为保存和壮大新四军倾尽全力，并为新四军网罗大量社会贤达，壮大抗日力量；三年间，他也曾领导队伍驰骋于大江南北与日军苦战，成为一代抗日名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将军率众与数倍于自己的对手浴血奋战7昼夜，最后决定以一己换部下，前往谈判时遭扣押。此后的5年2个月，将军失去自由。面对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面对往来不绝前往劝他的曾经的同事、朋友、同学，他对顾祝同说：“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对数次前往劝他的好友陈诚真诚地说：“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和政治选择”。被关押一年多以后，蒋介石亲往劝降，曾留给他一句话：“跟我走，绝对服从我，你就能够成功，否则，你就算完了。”深思熟虑之后，将军给出的回答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将军没有被枪毙，但是他就此被剥夺了征战沙场的权利。在烽火弥天、狼烟遍地的民族危机中，这位满腹军事才华、曾经叱咤风云的英武战将，却被关押于牢狱之中，只能流连于田间农舍。陪伴他的，除了一群看守之外，曾经还有将军亲手所养的几只羊！就是在此时重庆的牢狱里，他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将军的夫人将这首诗密抄给郭沫若。先生乍读这首诗，便即刻明白，将军的内心，任何力量无法撼动，因为“他有着峻烈的责任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苦难之上”。1946年3月4日，将军终于迎来自由，出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要求重新入党。在得到毛泽东亲笔批复的同意书之后，将军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拉着共患难的爱妻的手如少年一般地说：我们仿佛又结婚了。当记者问他，5年的牢狱为何做出如此抉择？他回答，5年的思考，让我更加深信，今天的中国，真正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当记者问将军今后有何打算时，他一腔豪情地回答，“为人民而已”。正是怀了这一腔豪情，他刚刚出狱即偕同爱妻、女儿，还有尚未来得及取名的小儿子，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一同踏上了飞往延安的飞机。

    1946年的4月8日，延安的天空充满阴霾，蒙蒙细雨中，迎候他们的战友仿佛听到隆隆机声由远及近又渐渐消失，等来的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噩耗。“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聂荣臻将军当年为他们所写的这一句挽歌，今天读来依然会让我们感同身受。他们的生命短暂，但名字彪炳史册；他们的奋斗戛然而止，但执著的追求则成了永恒的丰碑。

    四

    70多年前，当埃德加·斯诺初次来到陕北大地，初次接触到那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时，他就惊奇地发现，这些人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并因此断言，中国的未来一定掌握在他们手中！透过长眠在这里的英烈，我们可以清晰勾勒，曾经战斗在黄土高原上的共产党人的群体形象。他们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他们有面对挫折、知错即改的勇气，他们有面对诱惑勇往直前的精神。曾经，他们将自己的人生观与一个政党的宗旨高度契合；曾经，他们将自己完全投身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的解放事业。他们把个体的信仰，注入到所在的政党，从而形成了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书写了传奇；正因如此，历史将埃德加·斯诺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四八”烈士们长眠地下近70年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是每一位走进陵园的国人，有理由骄傲和自豪的。但是，每一位走进陵园的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也应该反思和自省。曾经的他们，当年给予中国共产党真正无坚不摧的强大信仰，依然是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最本质、最崇高的认知，依然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走向未来真正的生命之源、力量之源。走进陵园，泪水不是我们可以献给烈士们唯一的礼物，深刻的铭记、真诚的追随先辈们的信仰，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献给他们的最高敬意！真心期盼，长眠在“四八”烈士陵园里的英烈们，还有他们所代表的那一群中华民族的精英们身上的勇气、力量、坚韧、忠诚，还有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承担，能够永远伴随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的政党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