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经济工作的方法漫谈
1．请示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部门经济学和大部分自然科学是研究生产力和自然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掌握社会、自然、人类自身及其相互间运行发展的内在奥秘和客观规律，促进社会和自然界更好地发展，促进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研究和发展都要讲究方法。方法是达到目的手段；而经济工作的方法既是手段，也是生产力。正确的方法意味着能够比较正确地观察、认识世界，并采取比较妥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促进生产发展；否则便不能促进甚至破坏生产力。
广义地说，方式、方针、方案、方略都可以称作方法，因为它们都是达到彼岸的手段；狭义言之，方法仅指具体措施、办法，正如《荀子·大略》所说：“方，法也”。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视角看，人们观察世界、作用于世界的方法不出于唯心论和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类。我们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解决经济发展中和其他方面的实际问题。实践表明，这是认识世界和作用于世界的唯一正确方法。
我觉得经济注重经济工作方法有重大现实意义，写了一则纲要送给《红旗文稿》主编陈荻女士审阅，在电话中说我打算写成系列篇，行不行，请您指正。她看后，觉得“写的有点味道。可行。”她说“最好写得活泼些，每期给2页篇幅。”我遵她嘱，一气写了十来篇，包括：比较、平衡、忧患意识、树立目标、创新是生命、什么是经济等。
2．比较
我写道，我们常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如对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一定时期的经济产出总量作比较，得出谁高谁低、高多少低多少、占第几位的结论。既可以对一项经济指标作比较，也可以对若干项经济指标作综合比较。比，然后知优与不足，以采取进一步发展的措施。过去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今天的“国际分工论”，也是一种这样的比较方法。这些论说自有其出发点，且所比较的对象也不严谨，但比较的方法是可取的。
比较，最好不对比较对象作简单的平面比，重要的是对平面背后的内容作深度分析；作平面比，把比较方法略为推进一步，思考得深入一些，也能够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深入一步。
比如，对经济总量作比较，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4位，钢、煤、化肥等100多种工业产品及粮、棉、肉、水果等农产品也已多年居世界首位。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5亿吨（1949年1.1亿吨，1978年3亿吨），这是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我国的笔记本电脑、空调、手机等产量几乎占世界的一半，以至超过一半。国人无不对我国的发展壮大而感到自豪和鼓舞。但是比经济质量及为取得这样的经济总量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我们就高兴不起来；按人口平均比，也高兴不起来。作这样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差距，逼着我们奋起直追，加快发展步伐。
通常我们总是把我国的经济总量与世界各国作对比，比如说我国人口占世界的1/5，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多；美国人口占世界的不到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8.5%。这样比较当然可以看出我国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差距。但如果再深入一步，将有些国家的情况与我国的一些省份作比较，就更有意思了。
我国国土面积大，全国各地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不考虑自然条件的因素，作笼统的比较，所得结论不具说服力。但可以将自然条件大致相仿的地区之间以及对不同国度之间的情况作比较。笔者曾将自然条件相仿且相邻的我国的两个大省的经济发展情况作过比较。山东省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有13个市、104个县；河北省面积为19万多平方公里，12个市、140个县。河北高原、山地多于山东，但河北的面积比山东大1/4以上。河北又毗邻京津，具有地理优势。但两省的经济产出总量有明显的差别。2004年，山东的生产总值达到15490亿元，河北只有8768亿元，山东的产值比河北高近40%。山东的农业总产值达到3454亿元，河北为2376亿元，山东也比河北高45%。山东与河北的经济发展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基础设施不同。山东的路好，电好，河北的道路、电及其他基础设施都不如山东。二是山东善抓技术改造，抓名牌，不断地上新产品，工农业都闯新路子。河北则不见多少新产品、新路子。山东离北京远，山东寿光的蔬菜占领了北京的市场，并且打向东北三省和全国许多地区；河北离北京近，北京却见不到多少河北的果菜。产出量与产出状况的差别，源自于经济领导班子指导思想、所采取的方针措施及改革开放程度的差别。我曾经把这种对比向两个省的有关领导部门作汇报，得到他们的赞同。
将我国的一些省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作对比，就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和斗志。
我国整体自然条件与欧洲不可比，但有些地区的情况可比。我国东部沿海和中部沿长江一些省份的自然条件与欧洲差不多，有的还优于它们。比如四川、湖南的气候，自然条件与欧洲一些国家就具有大致可比性。
英国的国土面积（24.3万平方公里）比我国的湖南省（21万多平方公里）只多3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四川省面积（56万平方公里）的一半。但英国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产（17949亿美元）比湖南（560.3亿美元）高31倍，比四川（659.1亿美元）高26.2倍，比我国高27.3%。英国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提供产值1400万美元，湖南每平方公里提供90.4万美元，四川为18.3万美元，全国平均为35.6万美元。湖南、四川和我国每平方公里提供的产值仅为英国的6.4%、1.3%和2.5%。英国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320美元，同年湖南人均产值为1013美元，四川为908.5美元，全国平均为1270美元，为英国的3.5%、3.2%和4.5%。
还可以与瑞士比。
人们都知道瑞士的自然风光优美，但从经济角度看并不好，70%是山地，自然资源匮乏，地下没有多少可开采的东西。这个国家过去穷得叮铛响，许多人无以为生，只能靠给别国当雇佣军来糊口，至今梵蒂冈还在用瑞士人士当警卫。可是它后来发挥特长，注重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发展精密手工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人均收入达到4.4万美元，居世界第一。瑞士国土面积只有4.1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的1/234，湖南的1/6，四川的1/15，但国内生产总值是我国的22%，湖南的4.6倍和四川的4.2倍。瑞士每平方国土面积提供产值584.8万美元，是我国的15.4倍，湖南的5.4倍，四川的30.9倍。人均国内生产总产值是我国的33.6倍、湖南的42.4倍和四川的47.4倍。
英国和瑞士的比较产出之所以高于我国，有历史原因，它们200多年前就进行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通过侵略扩张积累起巨额财富。而我国50年前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受到“三座大山”的残酷剝削和压迫，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才得到解放。英瑞的劳动人口文化科技平均水平比我国高，创新和管理能力比我国强，是他们生产力质量高于我国的现实条件。1998年英国大学生粗入学率为58.1人，我国为6.2人；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英国为2678人，我国为459人，瑞士脑力劳动的贡献率是我国的36.9倍，是我国西北地区的181倍。这是我国生产力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也有优势。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人民勤劳聪慧，奋发图强，文化底蕴深厚不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我国生产力的增长创造了根本条件。生产力增长的条件得到解放，生产力必得到解放。1949年以来，我国不论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提高的速度都比英国和瑞士高得多。建国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9%，而英国1950～1973年为2.44%，1973～1998年为1.79%；瑞士同时期为3.08%和0.64%[1]。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比这些国家快得多，人均生产总值和每平方国土面积创造的产值也快得多，正如麦迪森所说：“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均GDP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由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调动了亿万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由于我国已经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体制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我国生产力仍会以较高的速度和质量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最重要的优势，它必将会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在比较生产力的时候，也要对这种优势作比较。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比较，很重要的是要对比较的对象作历史考察，对比较矛盾双方的历史、现状、形成的条件及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作全面的辩证的具体分析。列宁说得好：“在社会现象面前，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相反的作用。”“如果不是以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都会发展变化。任何事物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条件。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只看现状，不看发展变化趋势；只看矛盾的一面，不看矛盾的另一面及其转化的可能性和事物的全貌，比较是无意义的，反而可能起误导作用。哪怕主要比较指标抓得准，这样的比较也只能在比较指标的这方面有作用，在这一指标之外就不能说明什么了。
任何比较都是缺腿的，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如比较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不考虑币值的实际购买力，比较是不准确的；从总值中也看不出经济的结构和质量。英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比我国高20多倍，不等于英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我国高20多倍。英国人均生产总值比我国高，没有把探月卫星送上天。英国的粮食总产和单产也大大低于我国。比较作为一种积极的态度和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为了从比较中寻找差异、矛盾、不足和解决问题的手段，促进自己更快发展。比较，知已知彼，追根导底，才能掌握事物的本质，逐步接近真理；发现自己的潜力和不足，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人所长，克己之短，发挥己所长，改变己所短；才能长自己的志气，增强信心，加速前进的步伐。如果比来比去，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只看到别人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长处；或者只看别人的短处，看不到自己的短处，那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
3．平衡与比例
社会生产从而对劳动及劳动资料的分配必须按比例进行，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再生产过程各部门、各产业以及各种产品之间和产品内部各种物质资料之间如何配比的比例，是由生产水平及技术进步程度决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了，再生产中的比例会跟着变化，但对按比例组织生产和分配劳动的要求不会改变。马克思说过：“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数量上一定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成所取消，而只能改变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4]
按比例分配劳动，换一种说法也可以叫作经济发展必须保持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不平衡——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旧的平衡被打破，出现不平衡，对生产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推进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没有原有的平衡，和不断取得新的平衡，社会生产也不能发展。所以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不能违背。遵循这一规律，按比例分配劳动和组织指挥生产，也是指导经济工作方法。然而在实践中，有的同志常常忽视这一点，不太重视比例，或者只重视眼前能看得见的局部的比例，忽视更大范围的宏观比例，并为此付出代价。
前不久社科院经济学部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经济研究报告》（2006~2007），研究显示：我国不少产业和产品出现“产能过剩”。过剩最突出的有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等行业，水泥、纺织、电子通迅设备制造等行业也存在过剩。钢材需求量为3.5亿吨，生产能力已达到4.7亿吨，在建的有7000万吨，拟建的有8000吨，把在建的、拟建的和现有的生产能力加起来将达到7.2亿吨，超过需求量的1倍。2006年钢材需求量是3.36亿吨，供给量是4.53亿吨，供过于求1.16亿吨，过剩达1/3。电解铝生产能力1030万吨，需求602万吨，供大于求428万吨，过剩58.4%。可是还有在建项目11个，拟建项目14个，预计生产能力还会增加206万吨，加在一起，过剩将超过1倍。焦炭产能超出需求量180~200%；铁合金超过60%以上。
汽车行业2004年底已开始出现过剩。当年生产整车798万辆，售出507万辆，余存200万辆。而在建的还有220万辆，正在筹划新上的800万辆。2007年总生产能力达到1100~1200万辆，需求800万辆，供大于求300~400万辆，过剩30~40%。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汽车厂最多的国家，全国计有119家汽车整车厂，292家特种车和改装厂，98家车身厂，3900多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厂和配件厂。省省造汽车，市市造汽车。一些省已建了好多家汽车厂，厂的规模很小，技术落后，明知前途暗淡，还要建新的。有的省竟建了上百个钢铁厂和炼焦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为奇闻。
在这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同时，一些行业的产品却供不应求，整个原材料、能源和资源的供应吃紧，以至某些消费资料供应也吃紧，价格攀升。
供求比例失调，不论从那方面看，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把生产能力开足，一部分产品卖不出去，就会造成积压；产品压在仓库里，不仅积压资金，造成资金紧张，资金链周转中断，而且产品积压久了，产品的使用价值会下降和贬值，甚至成为废品。而按需求量进行生产，就会形成生产能力闲置。少量生产能力短时间闲置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长期大量闭置，等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建起来的生产设施没有用处，投资白投了。钢铁、汽车等行业的投资是很大的。建一个钢铁厂，起码投资上亿；建一个汽车厂，要几十亿，上百亿。这些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业建设总规模每年都达六七千亿元，在建总规模五六千亿元，当年的投资额二三千亿元。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设总规模四五千亿元，在建总规模三四千亿元，当年投资额二千来亿元。从市场实际需要量看，黑色金属冶炼业中新建的相当部分是不该投入的，在建总规模中又有1/3左右供大于求。这就是说，约有1600亿元投资的生产能力形成后将会不同程度地闲置起来，在建与新建两项相加，闲置资产高达2000亿元。汽车工业在建总规模达到二三千亿元，建成后加剧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造成的投资损失不低于1000亿元。而生产能力闲置过剩的工业部门不止这二个，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国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70%，有些行业利用率不足40%。我国加工制造业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万多亿元。如果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闲置10%，每年要损失1000亿元，闲置20%，每年要损失二三千亿元。这是个多么大的数字！
投资过量，产品供大于求，形成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价格扭曲，效益下降，债台高筑，还不上贷款，增加银行坏账和负担，而损失的最终承担者是国家和老百姓。
投资过量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消费不足”。投资与消费是对立的统一体。不扩大投资，就不能扩大生产从而扩大消费。但投资过量，必挤占和影响消费，制约扩大内需，还会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增长。外贸顺差过大又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助长投资过量，进一步影响消费。2003~2006年，我国年平均投资率达到42.4%，成为历史上最高的时期；最终消费率降为50%，成为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其中居民消费率2006年降到36%的历史最低点。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由改革以来最高时的56%下降到45%，其中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的17%下降为10.6%。以至我国消费比例出现低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70%）的反常情况。
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低，到处都是空白，发展建设的任务很重。辛辛苦苦地积累了一点资金，按理应该节俭着用，谨慎科学地用，用到最必需最恰当的地方。投了资，就能发挥作用。我们绝大部分企业和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不断进步，生产蒸蒸日上，令人欣慰。但钢铁、汽车等行业重复投资、盲目投资造成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损失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
问题是，一些行业明明知道行业产能已经过剩，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不是再一般地扩大生产规模，而是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但它们并不这么做，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建设，扩大生产规模，造成新的生产过剩。这是为什么？只能用不遵循比例和平衡规律来解释。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增加GDP，给地方争面子，不顾一切地上项目。尽管全国已有上百家汽车制造厂，他们还要引进新上汽车制造厂；尽管全国粗钢生产已经过剩，他们还要贷款圈地上钢铁企业。上一个项目，GDP就可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收税，面子有了，口袋鼓了；管它污染不污染，占地不占地。其他地区产品卖出卖不出，更不在考虑之列！
进一步问，地方为什么能盲目投资呢？是什么在支持一些地方政府不断盲目投资呢？
这就要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方法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要求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基点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由企业自主投资，自主生产，自由竞争，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自觉和自主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发展。自主权和主动性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这是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前提，也是形成积极比例和积极平衡的前提。只有发展，才能打破旧比例，形成新比例，打破旧平衡，形成新平衡，并对更高的平衡和比例提出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向更高水平发展。死水一潭，抱残守缺，只能落后。所以，不要怕“看不见的手”，不要怕竞争，不要怕企业有自主权和自主钱，不要怕一时的“生产过剩”和供求不平衡。然而不论企业发挥自主权，还是使用自主权，都不能违背供求平衡的客观规律。竞争要有序，有规则，最重要的规则是客观规律，它也是“看不见的手”，违背了就会受到惩罚。大的企业，高明的企业，能正视和遵循这些规律；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由于仅考虑企业眼前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局限性，无视这些规律，这就应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和国家宏观调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两种方法都要用好，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会造成不应有的比例失调。上述“产能过剩”表明，我们在理解、掌握和应用市场经济手段方面，还是不太成熟的，还需要继续学习。
比例与平衡的状况最终还要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状况中去寻找。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公有制我国经济的主体，对国民经济发展起支柱骨干作用，对国民经济比例平衡协调发展也应该起支柱骨干作用。讲比例，公有制企业应该首先讲比例，遵循比例。许多公有制企业都是骨干大企业，它顾全大局，从大局出发投资和生产，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就有了基本保证；如果它不顾大局，有钱乱花，影响将不可估量。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国有大企业投资是比较慎重的，他们立足于国家利益和全局的需要，立足于技术进步，多不盲目扩大规模。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这么做。有些地方国有企业有了自主权和盈利，不会用，投资方向没有受到必要的约束，相反地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一些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另外，有些非公有制企业从谋取短期利润出发，不考虑宏观需求，盲目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成为普遍现象，似乎是个真理，无法解决。尽管产品粗劣，以低价倾销，仍然可以获得30~100%的利润。上一个厂，当年或二三年就可收回投资，挤了大企业、好企业，使别的企业吃亏，消费者吃亏，而自己从别人和社会受损中受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坚定地支持和鼓励它们发展。但也必须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引导和监督是支持它们更健康更好地发展。
4．安危·忧患·风险
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语重心长地指出：“越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越是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就越不能忽视可能发生的风险”。要“始终忧患在心，准备在先，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胡锦涛同志的这句话是针对去年在节前我国贵州、湖南等省发生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说的，但其意义远超出雨雪冰冻灾害。“思安思危，防患未然”是正确思考和处理一切复杂事物的唯物主义方式，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正确方法。
公元前500年前，中国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周室衰微，大国称雄，1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大夫国相互争霸，一会儿结盟，一会儿兼并，或被兼并。襄公11年，晋侯伐郑，得到郑进贡的兵车、乐器和乐师，把其中歌钟、镈磬及女乐的一半转赐魏绛，并津津乐道地说：“你教我与鄰国讲和，现在好了，大家和平共处，如音乐一般。我把一半乐器送给你，一同欢乐吧！”魏绛接受了乐器，但规劝晋侯：“和平安定固然好，但是，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就是流传了二千多年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一发人深省的成语的来源。晋侯听了魏绛的话，富国强兵，重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成为春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政治经济的重心之一。
经济工作不完全等于治国，但经济发展同治国道理是一样的：同样必须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风险忧患意识及举措。
经济工作之所以必须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风险忧患意识和举措，主要是因为，经济工作是复杂的，不决定于一个因素，而决定于许多因素，而有些因素是不确定、不断变化着的和难以安全预料的。经济工作客观上存在着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局部与局部的关系；如果只顾当前，不考虑长远，只看自己，不考虑全局及全球化条件下外部世界更大范围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走第一步不想到下一步、下几步，是走不远的。
就以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一切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自然。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生态环境、发展空间和物质资料，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马克思称自然和土地是“一切生产、一切存在的源泉”。[5]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能够不断深入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却不能超越自然，违背自然规律，不能不受到自然条件和环境的制约。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是这样，尤其是农业，更是这样。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建设农村，保证农产品供给，这是头等大事。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6]。国务院一再强调保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支持“三农”，保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就是居安思危。发展农业，建设农村，不仅仅是建设农村，也是建设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不仅仅是建设现在，也是建设发展未来；不仅仅是关心农民，也是关心我们每个人自己。农业出问题，那怕猪少养一点，菜少种一点，人们会马上感觉得到。可是这些年来，我国耕地年年减少，侵占耕地不断，全国耕地由1996年的21亿亩减少到2003年的18.51亿亩，平均每年减少2000万亩，有的年份一年减少近4000万亩，有些省份一年建设用地就占用耕地近百万亩。按照有些省区的规划，今后几年打算将全部土地用于工业项目，不再有耕地。办工业搞交通不能不用地，但建设用地对耕地占用是永久性的，会根本改变土地的用途和性质，这样无节制地占用耕地，gdp上去了，工业品增加了，可是人们吃饭、吃菜、吃肉靠什么呢？
我国不仅人均耕地少，而且多灾。我国国土面积大，世界上所有的自然灾害几乎全有，一年之中这里干旱，那里闹水；这里刮台风，那里闹风沙、水土流失。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共发生大水灾1092次，平均两年一次；大旱灾1056次，也是平均两年一次。每次遭灾都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中国历史上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的说法。建国后，通过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大的自然灾有所减少，但各种自然灾害仍不时发生。据民政部和一些学者的统计[7]，1950~1992年，我国因旱灾受灾面积超过4亿亩的有14年，有些年份干旱波及大半个中国，有的地区绝收5%以上。每年在中国登陆的台风少则几个，多则10多个，每次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水灾造成的损失更大，1998年夏由于气候异常，长江松嫩等流域发生大洪水，全国有1.8亿人遭灾，4150人丧生，685万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2229万公顷，绝收529.5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亿元。这次洪患动员了36万武警官兵和近千万的劳动力抗洪抢险，才免遭更大的损失。去年春节前夕南方一些省份发生的雨雪冰冻灾害也造成重大损失。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但对许多重大自然灾害还是难以避免。每年我们必须花巨大的人力物力来防治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
自然灾害是农业的大敌、工业的大敌、交通运输的大敌、我们生活的大敌。自然灾害主要是自然界的突然变化造成的，有些则是我们缺乏远见和忧患意识自己造成的。一些地区违背自然规律，好心人办错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随意改变耕作布局，办工业不顾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导致出现一些不应有的灾害，以及出现自然灾害次数增多、周期缩短的趋势。旱灾，上世纪60年代是三年二旱，80年代以后，几乎是无年不旱，甚至一年多旱；水灾，过去是一年发生一、二次，80年代以后，年均大小50多次。自然灾害增加，与整个地球生态环境变化和气候变暖有关，与人们缺乏忧患意识、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破坏也有关。结果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其实是自己受自己行为的惩罚。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
经济发展开辟、创造市场，同时又受到市场的制约。市场情况我们可以预测和利用，时常则不由人们的主观意旨所左右。以原材料能源供应为例。有充足的原材料能源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但有的原材料能源并不一定保证有充足的供应。我国原材料产业规模大、发展快，新型原材料能源不断涌现，为整个社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发展不平衡，供需矛盾经常出现。我国矿产资源蕴藏充沛，煤炭蕴藏量占世界第1位，但人均能源可采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石油和天然气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需要的21种，仅占一半。原油、铁矿等需进口，原油、铁矿砂、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达到40%以上。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这么高，外商一提价，或设置其他障碍，相关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并且会涉及到有关产品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今年年初日商配合澳大利亚矿主在铁矿石去年提价50%的基础上又提高71%，就使我国100多家钢铁企业严重受损。年初外商联合压价我国出口的大蒜，每公斤蒜从8.4元压到0.2元，使山东90%的蒜农血本无归。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必须具有风险意识，预为之谋，作长远打算，采取积极措施筹措，否则将遭受损失。原材料、能源的稀缺是相对的。世界上不少缺乏原材料、能源的国家，成为经济大国。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节能降耗技术，成为世界上能耗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金融市场也有促进发展的制造动荡的两重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动脉。银行、信贷、股票、证券、期货、汇率以及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和工具。我们必须建立和发展强大的金融市场和市场体系，并不断完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但是金融市场又存在风险。尤其是，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关系日益密切，国际金融市场又为西方金融把持操纵，极大地增加了风险的力度。1997年由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亚洲所有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几年翻不过身来。20年前美国借口贸易不平衡，迫使日本提高汇率，造成日本经济十年徘徊低迷。一个操盘手，可以搞垮一个银行；一个谣言，或那个政要一句话，可以引起股市大幅上扬或下跌。现在，在世界各类资本市场上活动的货币资本高达上百万亿元，远远背离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大量游资在世界各地游荡，成千上万个金融家专事金融投机，低价进，高价出，凭鼠标操作，刹那间可以搞垮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别人辛勤积累的巨额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西方跨国公司掌握金融主导权和贸易主导权，全世界4万多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额超过1万亿美元，控制世界生产的1/3、世界贸易的2/3、技术贸易的4/5、对外直接投资的3/4。它们既能带动经济发展，也可带来巨大祸害。
需求方面也不会是一直风平浪静、平安无事的。市场容量从长观点看是无限、无止境的，但就一定产品、一定时期看又是有限的、有具体要求的，会受到现实购买力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任何供给只能在市场容纳的限度和范围内发展，超前了就不能实现。现实市场规模是市场可容纳的社会产品的总和。一个企业的供应是同类企业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一部分。一个企业的产品可能是优秀的，但如果供应量超过市场的总需求量，必有一部分产品不能实现，并且会引起恶性竞争，价格波动，以至因产品卖不出去被淘汰出局。世界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际市场竞争更残酷，更激烈，它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规则限制你，制造各种各样的理由打压你。所以，对于市场要作冷静地观察分析，作多种打算，加速技术进步，进行产品更新，不搞重复建设。充满忧患，才能带来喜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都存在肯定与否定，向前发展与裹足不前甚至后退的两种可能性。但社会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人类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风险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损失甚至灾难，却阻挡不了社会前进的总趋势和步伐。尤其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有坚强的党的领导，经过多年的建设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大，回施余地大。中华民族长期遭受侵略压迫，经历过多少苦难，具有敌御一切邪恶险阻势力的传统，什么艰难困苦都压不垮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战胜艰难危险的条件。我国社会安定，社会经济大踏步前进，全国人民由过去不得温饱，过上了初步小康生活。在党的十七大指引下，全国人民正在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奋进。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看到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时存忧患意识，不忽视可能发生的风险，才会更强大。
居安思危，避免风险，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风险与危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它不会因为我们不认识就不存在，而认识它严加防范却可能消除它躲避之。有些风险摆在面上；有些风险，在一般情况下看不见，摸不着，可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大好形势下往往潜伏着危机、矛盾、障碍，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激化，风险就会毕露。安时思危，认识危，防止危，是长治久安的前提。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看到危，但不怕危，相信能够克服危、解决危。处惊不乱，沉着应对。认识风险，分析风险，勇于面对风险，努力战胜和克服一切风险，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防范风险至少有六策：
一曰“思”。古话说：“三思而后行”。走第一步之前，想到第二步、第三步；观察一下前后左右情况，深入思考未来发展的趋势。宁肯把困难看得多些，把事情想得周到些，也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单纯了。有些看不清的事物，尽力弄清楚；有些自己不懂的事情，尽力向人请教弄懂它。
二曰“预”。“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有先见之明，凡事想得远点，关键之处高人一筹。有人问李嘉诚从22岁开始创业做生意，50多年来从来没有一年亏损，一步一步成就大事业的原因是什么？他回答：“想想你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假设你驾驶着以风推动的远洋船在离开港台时，你要先想到万一悬挂10号风球（相当于遇到强烈台风），你怎么应付。虽然天气满好，但是你还是要估计，真有台风来袭，在风暴还没有离开之前，你怎么办？”“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所以在风平浪静之时，好好计划未来，仔细研究可能出现的意外及解决办法”。他把这一点叫做“成功，先在90%的时间想失败”。
三曰“多”。提出多种思路，做多手打算，做多种准备。耕作制度是广大农民长期实践经验积累，多种选择的结果。耕作方法，南方与北方不一样，水田与旱地不一样，各种季节不一样。各地都有多种适合当地气候自然条件的作物和耕作制度。有时一块地里种几种作物，发挥和利用不同植物各自的优势，就是防止一种欠收，另一种可补上。轮作、休耕也是“居安思危”的一种方式。筑坝、修堤，疏浚河道，植树造林，改良品种，是“居安思危”的另一方式。走合作道路，建立行业协会，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则可以防止市场恶诈。
2005年8月美国新奥尔良发生“卡特里娜”飙风灾难，一场飙风几乎摧毁这个城市的所有房屋，居民遭难，衣食无着，市长和政府甘着急，无能为力。这时配备齐全的沃尔玛发挥了作用。它在美国有117个配送中心，从最近的配送中心向新奥尔良运送去数以千计的饮用水、食品和发电机，救了急。星巴克董事长说：“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应急方案。按照它办事，一切顺利。”
四曰“备”。“有备无患”。有应对复杂情况的各种准备，应对各种风险和危及安全的有力措施。能源储备制度、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是其中方法之一。金融市场关系国家安全，金融领域不能盲目开放，是预防金融风险的必需举措。没有必要的储备和防范，一遇风险，就会打乱仗。
五曰“学”。向错误学，向历史经验教训学，向忧患学，向别人学。不要不懂装懂，认为一切都比别人高明。可能在傲慢之时，就是危险到来之日。错误和教训总结起来就会变成财富。吸收别人的经验教训也会形成财富。
六曰“治”。踏踏实实地进行发展建设，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这是最根本的防治风险的方法。实力是预防和治理风险之本。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实力和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防范一切重大灾害风险，出现灾害风险，也比较容易克服。我们修了长江三峡大坝，才能预防百年一遇的洪灾，并通过发电、通航、灌溉，使整个国民经济受益。建了水库，治理了大江大河，搞了农田基本建设，才保证即使在遭灾的情况下，农业也连年增产。体制和制度是预防和治理风险的制度保证。没有科学、完善、严格的制度，风险必找上门来；建立科学、完善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就能把风险挡在门外，风险来了，也能妥以应对。
5．什么是经济
发展经济的“经济”指的是什么？它包含那些内容？又为什么发展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这些问题我们几乎天天碰到，耳熟能详，可是人们却有不同的理解；理解不同，又导致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结果。
有人认为，经济就是GDp；有人认为，经济是“产业集群”；有人认为，经济是“辛福指数”；有人认为，经济是“收入的总和”。一位镇长说：“让我看，发展经济，就是地里庄稼长起来，村里房子盖起来，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为什么发展经济？我们过去说，“发展经济，保证供给”，“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现在说，“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可是也有人说，“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个最早见之于希腊的词Oikonomia，原意为管理家庭。色诺芬有《经济论》，亚里士多德把经济看作谋生术，英语Ｅconomy、德文ökonomie，俄文ЭKOHOMUKA，都由希腊经济一词演化而来，内含有所扩大。中国历史上早就对经济有所概括，叫做“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经邦见《尚书·周官》，济世见《三国志·魏志》，经国见《昭明文选·魏文帝典论论文》，济民见《尚书·武侠》。《周礼·天官》说：“以经邦国”，《庄子·齐物论》说：“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但所有这些概括都没有马克思的概括科学、正确、完备、严密和深入本质，他把经济归纳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运动的过程，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9]
经济，有狭义和广义两重含义。
狭义地看，经济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信息传递、消费运动的过程。其中，生产是起点，分配交换、信息传递是中介，消费是终点，消费反过来又成为起点。生产是为了消费，生产也消费；消费必须生产，消费也生产着生产。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经济运动过程就是生产力发展过程，因此，发展经济也可简称为发展生产力。
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及需求的不断增长，总是在逐步发展的；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模、质量、结构和不同的发展要求，因此，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从当前情况看，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基础物质生产能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装备和劳动手段建设、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建设、基本人力资源建设等。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是提高经济能力的最重要表现，是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基础物质生产能力尤其是劳动手段状况是社会生产力的标志，决定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结构和速度。基础生产能力的一个规律是必须适当超前发展。因为只有适当超前发展才能为新的发展创造前提，劳动手段更是这样。但超前发展不是过量发展，也不是重复发展。超前引领推动进步，过量则成为负担和累赘。
二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目的。经济的数量和水平主要以物质资料产品生产的水平、规模和质量体现出来。适合需要的各类重要物质产品的产量大、质量高、结构合理，更新进步快，能够满足生产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表示生产水平高，经济实力强，否则很难说经济发展了。
三是开拓创新和技术进步能力。当代世界是技术飞速进步和供求关系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竞争激烈，表现为创新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的竞争激烈。创新应变能力既表现在不断地拿出质量更优、功能更多、更强、更适合需要的先进产品上，又表现在降低成本、降低消耗、降低和消除环境污染，造福而不是损害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产环境和人类生活环境上。经济发展不应是已生产规模的简单扩大和重复，而应在技术上、生产能力上、生产发展过程上有新的创造开拓。开拓创新是再生产规模扩大从量变到质变的前提。不进则退，不创新进步意味着停滞落后、被淘汰和死亡。开拓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不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事情，而成为前进发展甚至有无立足之地的关键。开拓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整个生产过程和经济运动的创新。
四是信息资源利用和流通交换能力。信息是经济发展的依据，又是经济运动的手段。经济信息千变万化，经济运行纵横交错，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技术成为当代现代化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传递、运算速度越来越快，操纵越来越精确、严密，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尽可能全面迅速地掌握信息，正确地分析判断信息，成为生产发展的前提。全面掌握信息可以促进经济飞速进步，信息闭塞或错误判断则使经济遭难。生产过程及其两头——供应和销售既需要信息和信息手段，又需具有强大的流通和交换能力。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缺少交换寸步难行。交换流通不仅为生产提供物质条件，而且是信息的重要来源。往往是交换流通信息决定生产方向，流通交换结构决定生产结构，流通交换速度决定生产速度。生产是集中的，流通交换范围比生产广阔博大。谁善于开拓利用广阔的市场，谁的生产就有更广阔的发展条件和余地。
五是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改善自然及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能力。人们生产的过程是与自然相交换的过程。劳动是经济之父，土地和自然是经济之母。人们离开自然无法生活，经济发展离开自然也寸步难行。经济发展要利用自然，改变自然，前提是尊重自然。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掌握自然规律，自然就可以为人类服务，否则就会带来祸害。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为经济发展服务能力的建设，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许多产业发展的前提。现在不应把自然环境建设看成经济建设的额外之举，将来也不能把自然环境建设排除在外。自然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建设，任重道远，日益艰巨。
六是满足消费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能力。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包括物质产品的消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的消费。如果不考虑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一切经济运动都是无的放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如果产值上去了，人们的生活得不到改善，产值上多少也是无意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目的，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西方资本生产也要打出“顾客是上帝”的旗号，拿出市场需要的产品，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当前消费和储备消费。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消费又变为生产的起点。所以，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取得这些方面按比例协调地发展、才能说是经济发展了。
消费需要的能力包括扩大就业能力。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劳动者能够就业，有劳动收入，才有条件和能力消费。扩大就业，既是扩大生产，又是扩大消费。我们有13亿多人口，9亿多劳动力。就业状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反映和标志。有时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即使有些生产环节不采用自动化设备，而采用适用的劳动密集方式，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表现。推进现代化与扩大就业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我国除9亿劳动力之外，还有30%的少儿抚养人口与10%老年抚养人口。少年是未来的建设者，老年是过去的建设者，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是国家发展的标志，也是经济建设的需要。
七是设计、计划、预测、积累与扩大再生产能力。古话说：“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就是要有打算和准备。这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应有内容。走第一步时看到第二步，设计第二步，预测第三步。从物质基础、市场基础、人才基础、技术基础等方面作积累和积极准备。情况变了，及时调整发展方案，达到最佳状态。
经济发展是上述几个方面的总和。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中心和侧重点，但所有这些经济运动过程都不可缺少。只抓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些方面，或者只顾当前，忽视长远，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
广义地看，经济还包含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即生产关系的运动以及上层建筑中有关体制、制度建设完善的运动。经济不能自动运行。人与自然相结合，人与人之间必须首先进行结合；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正确结合，就不会有人与物之间的正确结合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本条件和动力。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同时，要加强国民经济管理、市场管理和企业管理，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各种经济体制和具体制度，进行体制建设、制度建设、企业建设、社会建设。这都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
从经济发展内容和发展要求来说，不同地区、部门、企业或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要求。经济发展要从实际出发，从本身发展的要求和特点出发，发挥自己之所长，具有自己的特点。但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则和固有内涵不能违背。最能发挥特长的经济是最出色的经济，最懂得一般规则、最善于处理经济发展全面关系的经济也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不论是全社会，还是一个地区、部门或企业，经济发展都是无限的、无止境的，内含会逐步扩展，质量应不断上升，效益应不断提高。好上加好，优中更优，上升和扩展的程度决定于原有经济基础的状况及主观努力的程度。
经济运动中需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企业、地区是经济发展的基地。全局发展建立在各个局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各个局部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全局的发展。所以，必须始终依靠和极大地调动局部的积极性，鼓励支持局部特色经济的发展。但局部又离不开全局。顾全大局，按比例协调发展既是全局发展的需要，又是局部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局部发展，要视野开阔，顾全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具内容，可以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同时，不论局部，还是全局，都要正确处理当前与长期的关系，立足与前，放眼未来，立足自己，放眼大局，不浮燥，不短视，不为眼前一时的利益而忽略前进一步的要求自毁前程，搞竭泽而渔，坚持可持续发展。
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综合指标。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基本反映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指标世界通用，目前还没有更理想的指标可以代替。但是这个指标有严重缺陷和局限性。最明显的至少有下列几点：第一，它只反映经济数量，不反映经济质量；只反映产出，不反映投入，也不反映产出的使用方向和效果。GDp达到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表示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什么程度，但其质量如何，内容是什么，是用什么方式、靠多少投入取得的，投入和产出又用到了什么地方，用得对不对，它不能反映。GDp增长，可以是高质量增长，也可能是粗放型增长；可以是低投入、低污染增长，也可以是高投入、高污染增长；可以是平衡协调可持续增长，也可能是破坏平衡比例只顾眼前的增长。这些它都表示不出来。所以，GDp上去是重要的，但单纯追求GDp是不可取的。第二，数量的计算有局限性。盖一个大楼，不管大楼有没有用，都计入GDp。今天大楼盖起来，明天把它炸掉，再建一个新的，GDp可增加2倍。一个全能大厂，主要原材料和半产品都自己生产，原材料和半成品生产不计入；把厂一分为三，GDp可计算3次。一个劳动者开饭店炒菜，计入GDp，回家做饭则与GDp无关。西方一些国家还把妓女卖淫和诉讼都计入GDp，多打几次大官司GDp就上去了。GDp的计算受价格影响。产品数量不变，价格提高30%，GDp就上升30%。不变价格和购买力平价可以消除一些不可比因素，但不能全部消除。第三，GDp只计算正值，不计算负值，只计算现在，不反映未来。GDp上去带来的污染环境治理费用及对生产和人们生活生命健康影响的付出它是不计算的，相反地，治理污染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却计入GDp，该扣除的部分反而成为成绩。
所以，我们应用GDp，但不能迷信GDp，更不应不顾一切地单纯追求GDp。不顾条件，不考虑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真正需要，为了“政绩”和升官追求，是不可取的。
“幸福指数”比GDp更全面些，但计算甚烦琐。所以以什么指标科学反映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与现实发展比，计算占第二位。经济上去，科学抽象才能上去。但对经济内含的认识和科学抽象很重要，它对经济科学全面发展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