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请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德高望重的张岱年先生去世刚十一年，有人就在那里编造历史了，耸人听闻地发表“张岱年写求饶信内幕”的谈话和文章。
据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张岱年、季羡林是主要代表人物。方克立“就对季羡林，尤其是张岱年做了另外一个定位，说他们居心险恶，想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来取MKS主义而代之，他们有意识形态上的目的”。“他动用社科院的力量，开了一个很大的会，整整一天的会。他一开始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拿出厚厚一大本资料，比如哪些人发表过什么文章？在什么地方发表的？持什么趋向？他的导师是谁？师兄师弟是谁？总之是把中国学术界的‘敌情动态’写得清清楚楚，我（徐友渔）听得毛骨悚然。他把敌情介绍完了后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后来把张岱年他们吓坏了，张岱年又写求饶信，这些我现在手上都有。老先生说，我们不搞了，小人不敢有这种野心。所以那场国学热无疾而终”。
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完全罔顾历史事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连徐友渔宣称“我现在手上都有”的关键证据——张岱年的“求饶信”都秘而不宣，既不出示原件，也不透露信中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搞了，小人不敢有这种野心”是不是信中的原话，也说得隐约不明叫人摸不着头脑。这种一方面宣称“我现在手上都有”、一方面又秘而不宣的做法，叫人怎能相信这封“求饶信”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某些人的恶意造谣和诈骗术呢?
我是被揭发“内幕”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本人从来没有收到过张岱年先生写的什么“求饶信”，此前从未听说过、至今也没有见到过这么一封“求饶信”。而且据我判断：第一，一生是非分明、刚毅耿介的张岱年先生，绝对不会为这样一件做得光明正大、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给人写“求饶信”。第二，张岱年先生晚年视我为“同调和知音”，在重要学术理论问题上，我们经常交换意见，看法高度一致，他绝无可能、亦无必要给我写什么“求饶信”。第三，如果真有这么一封张先生写给我的“求饶信”，为什么我本人没有收到，毫不知情，而徐友渔先生“现在手上都有”？此事颇为蹊跷，叫人怀疑其中有“鬼”，或者有“诈”，我希望把事情弄个明白。
不管你说得多么耸人听闻，吸引了多少好奇的眼球，最后都不能不经受历史事实的检验。下面我想就让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来说话：
一，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之时，我正在与张岱年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为让中国文化基本知识进入高等学校课堂而共同努力。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毕全忠写的报导《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引起人们对久违了的“国学”这个概念的重视。《人民日报》“编者按”说：“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此时国家教委也很重视在青年学生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正在组织编写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教材《中国文化概论》，请张岱年先生担任主编。张先生年事已高，需要找一个他信赖的、学术观点与他一致的中年学者出来做具体工作，张先生推荐了我。1992年底国家教委布置了这个任务，要求一年完成。这本教材是1994年5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后记”中详细记叙了该书的编写工作程序：1993年1月在北京召开编写工作会议，与会者基本上肯定了主编提出的编写大纲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会后开始组织编写队伍,确定章节分工，并要求在上半年分别写出各章初稿。8月在齐齐哈尔召开初稿讨论会，会后各位作者根据主编归纳的意见对初稿作了修改。11月在武汉召开统稿会议，由方克立、冯天瑜、郭齐勇分别对上、中、下三编进行统一修改、协调和润色。最后由主编通读定稿，于12月初交出版社付梓。几次编写工作会议，张岱年先生虽然都没有参加，但全书的编写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以我们党对传统文化扬精弃糟、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和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指导，在有关章节中充分吸收了张先生的观点，比如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方针和道路的论述。在全书统稿前，张先生审阅了大部分书稿，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对我们的编写工作进行了有力的指导。
整个1993年，为了如期完成国家教委交给的任务，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项工作。说我处心积虑地反对国学，要同张岱年先生唱对台戏，指责他“居心险恶，想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来取MKS主义而代之”，“有意识形态上的目的”，不知有何根据?
我配合张岱年先生主编的这本《中国文化概论》教材，虽然不是十分理想、十分完美，但还是得到了国家教委和整个社会的基本肯定，作为高等学校人文素质课公共教材使用已超过20年，曾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年)。有关媒体评介说：“本书不仅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普及度最高的文化概论课程用书，更是一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学术著作。”
二，国学热在受到“国粹主义、复古主义”的批评时，我明确说“大多数学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正确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张岱年先生表示完全赞成我的看法。
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国学热”的争论，有文章介绍说：
1994年至1996年间，围绕着现实的传统文化研究(主要是儒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曾爆发一场争论。争论是由《哲学研究》1994年6月发表的署名罗卜的《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一文引发的。同年8月，发表了王生平的文章《跳出“国学”，研究“国学”》，此后，《哲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所谓“国学”、“国学热”和当前的国学研究展开批评和批判。
我注意到了这些批评文章，也注意到了90年代文化氛围的转变，感到其中既有沉潜学术的积极因素，也隐含着一些“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负面内涵，但总觉得问题不在于提倡国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国学没有什么不好。在我心目中坚持国学研究正确方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岱年先生。80年代文化讨论以来，我一直积极支持张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相信这种文化观在90年代的国学研究中也会成为主流。所以我认为把“国学热”与“国粹主义”、“复古主义”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
1995年2月15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第二次文化热”悄然升温》一文，我读后很受启发。这篇文章突出地提出了“话语转换”的问题，认为90年代文化氛围和文化取向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反思和批判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主张渐进改良、“告别革命”，“瓦解、解构正统的意识形态”。我觉得它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比批评、批判“国学热”要深刻。2月21日，我以复函友人的形式写了《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一文，其中带有结论性的一段话是：
有人说，第二次文化热主要是“国学热”，目前有一股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思潮，想用孔夫子、董仲舒来抵制马克思主义，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我认为，不能排除某些人有这种企图，但在“国学热”中，大多数学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正确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之精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我不同意把“国学热”和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思潮简单地划等号。值得注意的倒是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在今天，文化保守主义确乎已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潮”。但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
我把这篇东西寄给了张岱年先生，请他帮助判断这种认识是否准确。3月17日，张先生回信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关于北大开展国学研究所引起的误解和争论，他在回信中说：
近月有人对于国学提出疑问，认为讲国学就是复古，这也令人惊异。前年北大刊印了国学研究杂志，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兴起，未免有吹嘘国学之意，我当时颇担心会引起误解，果然引起误解了，认为讲国学就是要复古。事实上，正如您所说，“大多数学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正如您所说，一种“反思中国近代史”的思潮确实值得注意！
上述情况我曾与社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起过，他认为此问题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让科研局内部编印了一期《学术动态》（1995年第8期，总第844期，4月10月出版），刊出了《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一文和张岱年先生3月17日给我的信。后来《高校理论战线》杂志表示愿在该刊公开发表，我写信征求张先生的意见，张先生1995年4月14日回信说：“来信收到。前信亦可发表，但在公开信中批评某一个人不甚好，故删去两句，请考虑为盼！”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高校理论战线》编辑部，他们决定充分尊重张先生的意见，不让他感到半点为难，就在该刊1995年第5期只发表了我的《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一文，而没有发表张先生的信。
为了区别于徐友渔宣称手里有张先生的“求饶信”而又秘而不宣的做法，我把张先生3月17日来信原件之照片附在下面，供读者和专家鉴察。
三，徐友渔“听得毛骨悚然”的那个会议发言，早已全文公开发表，没有他加油添醋的那些内容。
徐友渔爆料的社科院的那个会议，大概是指1995年5月11日社科院办公厅主持召开的一个文化研讨会。有些什么人参加，我完全不知道。我到社科院刚一年，与会者除了少数做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同志外，基本上都不认识。会前通知我要准备一个发言，我在《评第二次文化热的“话语转换”》一文的基础上，补充搜集了一些资料，在会上做了《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言。这个发言一开头，还是重复了前文的看法，认为在“国学热”中，大多数学者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能把“国学热”与国粹主义、复古主义简单地划等号。而且指出，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它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国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有更深层的意蕴，就是要反思激进主义，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这不是一个内部会议的秘密报告，而是一个敞开会议上的个人发言，其中没有徐友渔渲染的那些八卦内容，什么“他的导师是谁，师兄师弟是谁”等等，更没有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我只是坦率地讲了自己对“第二次文化热”中一些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与大家沟通交流，认为应该加强对这种大家都感知到了的、但看法很不一致的社会和文化思潮的研究。这个发言曾摘要刊登于社科院《要报》第51、52期（1995年7月出版），后来又全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还有两个杂志和几本论文集陆续转载，读者很容易找到。
四，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专设“国学与时代精神”栏目，首篇就是张岱年先生的《国学与时代》一文。
我不但不反对国学和国学研究，而且力图为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多做一点事情，“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中国文化或特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学（西方文化或特指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三者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与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请他在我院学报上畅谈对国学研究的看法。张先生说：“今天研究国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观点，以辩证分析为基本方法。……研究国学，应注意时代的需要。现在的时代需要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研究国学，应有益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研究国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中国新文化的建设。”90年代国学热并没有“无疾而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学研究还大有可为。
这个栏目的第二篇文章，是邓绍基先生根据几次演讲整理而成的《我观“国学热”》一文。他一开头就说：
有一位同学递来一张条子，问我对这几年“国学热”持何看法?我觉得很难用几句话说得清楚。我赞成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教授在一封信中的看法，就是有分析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不能排除某些人想用孔夫子、董仲舒来抵制马克思主义，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企图，还应看到大多数学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正确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之精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他不同意把“国学热”和国粹主义、复古主义简单地划等号。
邓先生的这篇文章，特别是这段文字，恰好为我前面讲的情况提供了一个佐证。
关于90年代的“国学热”，我想就用上面几个事实材料来回应徐友渔先生的“求饶”说和“无疾而终”论。关于我和张岱年先生90年代后期在编著《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时的合作（那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等情况，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徐友渔先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我在社科院当然有所耳闻。但我至今不认识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没想到他却编出了那么一大套我们之间的恩怨故事：我拉他当反国学的同盟军，他不干，我就记恨在心，不让他当博导。哲学所多次把他高票报上来，“提一次方克立否一次”，“他把我们的名字划掉，根本不拿到学术委员会讨论”。看到这些陷于狂想中的信口开河，我感到很吃惊，也觉得很可笑！
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徐友渔对国学是什么态度，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出席1995年5月11日社科院召开的那个文化研讨会，在会上有眼不识泰山。我对“国学热”的看法和态度已如上述，根本就不存在要拉什么人当反国学同盟军的问题，也不存在因此而欣赏谁、记恨谁的问题。
其次，研究生院遴选博导是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的，各系（所）通过正式程序报上来的候选人，都要上院级评审委员会讨论和无记名投票表决，谁也没有权力把哪个人的名字划掉。当然，遴选博导是有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的，这个标准由全体评审委员掌握，我参加会议也只有一票。哲学系（所）报过徐友渔几次，是在哪一年，上会评审时讨论和投票的情况如何，这些都是有记录可查的。
徐友渔把他在社科院没有当上博导的原因，想当然地归结为我这个研究生院院长的个人行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违背基本常识的思维方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2000年我离任后，53岁的徐友渔还有多次评博导的机会，他总该时来运转了吧！然而并没有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可见社科院的多数学者还是认真履行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所应负之责任的，也是对青年学生负责任的。
徐友渔看重博导这件事情，而不理解我们的教育阵地不是敞开传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地方，因此难免有心理不平衡之处。你对我有多深的误解都没有关系，我还是那句话：让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一切。你千不该、万不该造张岱年老先生的谣言，侮辱先贤的人格。现在是你把“我现在手上都有”的那封所谓“求饶信”拿出来，向大家有个交待的时候了。如果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你应该向张先生的在天之灵请罪，向密切关注此事的张先生的学生和后人道歉。
注释
【附录】
萧三匝
萧三匝：你在社科院工作这么多年，心情舒畅吗?
徐友渔：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退休之前，我在社科院是学术上很突出的人，在89年之前已经当成第三梯队在培养了。李慎之他们掌权的时候，看重的还是学术，我和甘阳这些人，都是他特别看重的人，都是前途特别好的人。后来我没当成博士生导师，纯粹是别的原因。
89年之后，国学应运而起。国学最先的兴起是1993年，国学兴起跟批判西化是有关系的，因为整个西学在80年代是最繁荣的，没有这个以后，国学就兴起了。当初国学出现的时候，像我、雷颐、何光沪都持一个批判的立场。我们不是批判传统文化该不该在中国复兴，而是要批判用孔孟之道来解决中国问题。从学理上，我们还是继承了五四的启蒙思路，很警惕中国传统中不利于现代化的方面。
当时以张岱年、季羡林为首的提倡国学的人，也很有意思。他们认为：第一，传统文化被中断了，这是不应该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传统文化复兴;第二，他们也想替政府帮忙，传统文化毕竟有一个凝聚力，有一个核心价值。当时方克立已经从南开大学调到社科院当研究生院的院长了，他就对季羡林，尤其是张岱年做了另外一个定位，说他们居心险恶，想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来取MKS主义而代之，他们有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其实客观说，张岱年、季羡林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他们只是认为，MKS主义还是要占主流定位，但是MKS主义吸引力不够，应该加一点有趣的东西。方克立就不干了，他已经给上面不止打了一次报告。
方克立非常聪明、老练，但他在学术上有一个误解，他拿我、何光沪、雷颐来做同盟军，因为他看到我们也在批判国学。他动用社科院的力量，开了一个很大的会，整整一天的会。他一开始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拿出厚厚一大本资料，比如哪些人发表过什么文章?在什么地方发表的?持什么趋向?他的导师是谁?师兄师弟是谁?总之是把中国学术界的的“敌情动态”写得清清楚楚，我听得毛骨悚然。他把敌情介绍完了后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后来把张岱年他们吓坏了，张岱年又写求饶信，这些我现在手上都有。老先生说，我们不搞了，小人不敢有这种野心。所以那场国学热无疾而终。
要批判，他们那边的人又不行，他用我们。我们明确表示不参加，而且我们明确提出来，我们的批判是思想学术上的正当的争鸣，你这种批判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你这种批判是要闹笑话的。他最后发现，我本来拿你们来干这事，结果你们那么坚定，他马上记恨在心。我跟何光沪是所里有名的人，谁都知道我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后来提博士生导师，都是高票报上去，但提一次方克立否一次，说这些是反MKS主义的人，他把我们的名字划掉，根本不拿到学术委员会讨论。所以虽说我不是博士生导师，但并不是因为学术差，不是没有资格，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在社科院一辈子没当成博导就不当了，何光沪到人民大学就当成了，人民大学是不受方克立管的。
（原载《共识网》2015年5月12日）